評論｜默克爾──性別平權的象徵，還是一個女人的史詩？

【編者按】：自去年底在德國大選中帶領「基民盟／基社盟」（CDU/CSU；通稱：聯盟黨）勝選以來，德國總理默克爾（梅克爾）就陷入了組閣困境之中。近日，聯盟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終於就組閣達成協議，將再次成立大聯盟政府。然而漫長的組閣過程還是意味着，這位執掌德國政權十多年的領導人如今遇到了不小的危機。在大眾眼中，默克爾的執政形象和其身為女性的身份不可二分。而默克爾身為女性領導人，是否真實維護了德國女性的權益和地位呢？

「我十分肯定，每次準備出鏡、登台演講前化妝師給她上眼影、髮型師給她吹髮型的時候，她心裏面一定是很不耐煩的。」長年關注性別平權議題的德國蒂賓根大學政治學教授Gabriele Abels曾對我說。她還認為，與年輕的時候相比，默克爾從政、當上總理以後，在外形上顯然經歷了一個『女性化』過程：「別看她現在也還是永遠都只穿一個款式的衣服，但起碼顏色要活潑明亮多了；她化淡妝，一些場合她也戴珠寶，儘管也還是同一款。這些年來，她的造型師在她能容忍的範圍內作出了一些女性化調整。但就她個人性格來說，她對這些沒有熱情。」也就是說，默克爾原先並不是一個強調自身性別的政治人物，就算上台之後有所調整，也不意味着「性別」對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早幾年，非常偶爾，默克爾也會有些稍大膽的打扮。最著名的一次莫過於2008年，她在奧斯陸參加歌劇院開幕式時，穿了一條低胸的晚禮服。這大抵是她從政生涯中唯一一次如此直白地顯露她的性別特徵了。這個造型使得她在一眾政客和皇親貴戚的太太夫人們當中，顯得與以往格外不同：她的身份角色一向是與這些太太夫人們的丈夫並列的，上版面頭條從來不是因為外貌打扮。可是這一次，就連事後聯邦議會週一早上的例行記者會上，記者的提問都聚焦在她的晚禮服上。各種各樣的議論使她有些錯愕，這不是她想被關注的焦點。那次以後，再也沒有類似的穿著出現過。

除了這些婦女雜誌上會出現的花邊新聞外，她的「德國女總理」稱呼當中的「女」字，究竟有沒有意義，有什麼意義？一個以女性為行政首腦長達12年，還將長達16年的社會，是否在性別平權上已經走得很遠了呢？在政壇這個不管在國際還是國內都還是由男性主導的領域，默克爾到底帶來了哪些改變？

「性別政治」為何付之闕如

「默克爾的性別政治」是一個偽命題。「她沒有性別政治。從來沒有過，以後也不會有」，Gabriele Abels斷言。「對於她和她的政黨來說，幾乎任何一個政策領域都比性別政治重要，都更需要拿到桌面上來談。」

確實，她在去年大選前幾十場遍布全國的競選演講當中，逐一歷數基民盟／基社盟執政12年來在各個政策領域的成績和未來四年的方向：難民問題、治安問題、社會福利、經濟……這些政策領域中，唯獨沒有性別政治。最接近性別政治的，或者說跟性別政治唯一有一點關聯的，是她話語體系裏的「家庭政治」範疇。對於這一範疇，默克爾的表態是：「我們基民盟／基社盟堅信，國家沒有權利告訴一個家庭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生活；國家能夠且應該做的，是為所有家庭創造條件，讓它們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所以未來四年我們將致力為有孩子的家庭增加所得税免税額度，減輕家庭的經濟負擔。」

「為所有家庭創造條件，讓它們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這聽起來很開明很自由，理論上也包含了一個家庭可以由同性組成的自由，或是女性可以成家生子而不必在職場上落後於人的自由。但要知道，對默克爾的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聯盟）及其姊妹黨基社盟（巴伐利亞基督教社會聯盟）來說，一切都要以保護傳統家庭這一核心價值觀為前提。

去年大選前不久，聯邦議會通過法案修改民法典，使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其他黨派在與基民盟／基社盟抗爭周旋多年之後，利用默克爾鬆口同意黨員根據個人立場投票，才艱難達成的結果。對於黨內保守派陣營來說，默克爾的鬆口是對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背叛──儘管默克爾本人作為聯邦議會成員堅定地投下反對票。

雖然默克爾無涉性別政治，但在推動女性平權方面，要說她過去12年來什麼都沒做，也確實不公平：外界最喜歡引用的例子之一，是她執政以來的聯邦內閣成員當中，女性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人們也可以舉出如下例子：2015年，聯邦議會內以多數票通過了一項平權法案，規定全德108家大型股份制上市企業的監事會中女性比例至少要達到30%，另外3500家上市企業則須各自為其公司監事會中的女性比例訂出自願的目標。

然而，默克爾治下引入的女性保障比例（Frauenquote），本身就是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最後通過的法案的規範力度和範圍，也遠低於事前綠黨、左翼黨和社會平權運動組織的要求。2011年，時任聯邦勞工部長的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默克爾內閣的女性成員之一──就曾向默克爾提出申請，要求規定企業監事會和董事會成員的女性比例必須達到30%，結果被默克爾否決。

默克爾在性別政治方面的保守乃至缺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來自於她所屬政黨的限制。默克爾領導的聯盟黨，根本上是一個保守派政黨，因此她必須顧及黨內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和利益訴求。對於基民盟／基社盟來說，傳統家庭觀念位居主流地位，不容挑戰，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在宏觀經濟上的基本信仰：國家無權插手市場經濟的自我規範。在他們看來，由國家立法規定企業高層僱員的女性比例，顯然違背了這一基本信仰。長期以來性別政治在德國無法以設立女性僱員比例的方式進入主流政治，原因在此。

女性執政不是救世主

《紐約時報》去年曾經刊文指出，默克爾的掌權對德國女性來說更多是個象徵，而不是救世主：2017年德國女性的薪資，在剔除其他因素影響之後比男性平均低出21%。即使是最保守的研究機構，給出的數據也達到9%。職場女性仍舊在許多方面面臨着歧視，並處於劣勢。總的來說，德國的性別平權狀況並不如人們想像的那麼好，或者說並不符合「一個女性執政的國家」帶給人的第一印象。

不過，Gabriele Abels 認為，這種落差源於人們往往忽略了默克爾的政治背景，而予以很高的期望。與默克爾執政之前的德國相比，今天德國女性面臨的狀況還是有了相當的改善：「客觀來看，近年的研究數據顯示，在許多指標上德國在全世界來說還是相對靠前的，在歐洲範圍內看的話當然排在北歐國家的後面，但無論如何相比二十年前都有進步。德國社會傳統上直到1960年代都是以女人應當在家做飯帶孩子為絕對主流觀念，甚至這種觀念到八九十年代都還有一定的普遍性。而默克爾執政以來，除了提拔女性內閣成員、引入爭議重重的女性比例之外，更重要的是，她的存在和成功多多少少改革了基民盟和基社盟這兩個由清一色年長男性主導的老派政黨。在她之前，基民盟和基社盟內出現女性領導人，是幾乎不可想像的。現在，起碼連基社盟都有了Ilse Aigner（前聯邦食品及農業部長，現任巴伐利亞州經濟、傳媒、能源及科技部長）這樣活躍的新一代女政客。」

不過，同時也有人認為，如果不是因為默克爾的存在和基社盟與她之間的分歧，像Ilse Aigner這樣的人還可以走得更遠；現在基社盟內，反而有聲音將默克爾當作反面例子，認為「我們不要像她那樣的女領袖。」

簡而言之，默克爾的政黨屬性使得她作為聯邦行政首腦，無論個人實際立場如何，都不可能也不會將性別政治作為一項政策領域嚴肅對待，而更多的是在面對外部的平權壓力時，盡可能穩住政黨核心立場，而同時又不過於忽視外部訴求。於是她一邊幾乎從不將性別政治掛在嘴上、作出承諾，一邊卻也確實參與回應了部分的外界訴求。

衰落的女權運動？一個女人的史詩？

去年G20峰會以來，默克爾批評者津津樂道的一個場景如下：在同時於柏林舉行的Women 20峰會上，默克爾與伊凡卡、荷蘭女王等人一同登台，當有人提出「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feminist）嗎」的問題時，伊凡卡舉手稱是，而默克爾卻長篇大論、拐彎抹角，避免給出正面答案，稱「不願意用別人的羽毛裝飾自己；畢竟像Alice Schwarzer這樣為女性權利奮鬥了幾十年的人，她們在我心目中才是真正的女權主義者。」

這番話聽起來謙虛，實際上也符合默克爾一貫盡力避免引起爭議的風格──她太清楚，「德國總理自認為女權主義者」這樣的頭條會在德國國內、尤其是她的政黨內的保守派當中掀起什麼樣的波瀾。

「她從政這幾十年來，一直非常刻意地迴避自己的女性身份、從來不賦予這個身份任何關注或意義。這與她的東德背景有關，當然也是在傳遞這樣的信息：『我是男人還是女人，這件事對我所選擇的職業和我在公共領域扮演的角色來說無關要緊。』」Gabriele Abels總結道。從這一點上來說，她本人的性別觀或許與本質意義上的女權主義並沒有太大差別。「但她當然不會給自己貼上這樣的標籤；這與她的政黨屬性很難融合，也會使外界往她身上投入許多更不切實際的期望。」

在德國傳統社會價值觀中，女性在家庭和婚姻關係中一直是從屬男性的，這要經歷此起彼伏的漫長社會運動抗爭後，才逐漸從法律上取消：1962年，女性可以不必獲得丈夫同意獨立開設銀行戶口；1969年，已婚女性被承認為具有完全獨立民事行為能力者；1976年，女性婚後可以保留自己的本姓，男性婚後也可以隨妻姓；1977年，已婚女性進入職場工作不再需要丈夫的同意（截至1958年，丈夫有權隨時代妻子辭掉工作，即實際上禁止妻子工作）；1992年開始，女性可以在強姦、病胎等情況之外，接受專業諮詢後，自行選擇墮胎；2001年，議會通過《聯邦平權法》，規定一切公務機關和國有企業平等對待男女員工，並設平權委員機制推動實現性別平權。

而隨着當年各股訴求不同的社運力量──反思納粹、環保、女權、左翼思潮──有的走向極端化進而衰落，有的進入朝野，女權主義和性別政治逐漸不再是聯邦政治層面受關注的核心政策領域。左翼黨以及由各股社運力量合流而成的綠黨，是現在為數不多有將性別平權寫入黨綱、也在每次大選期重新提出該類訴求的兩個政黨。

那麼，究竟默克爾的成功是一個女人單獨的史詩，還是社會結構轉變到了一定程度的結果？唯一的答案或許還是：這終究是一個期望值的問題。

「我想默克爾執政以來，我們的平權狀況確實在往前發展；這些發展有一部分是通過她或她的政府實現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其他社會力量和人物推動的。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譬如當今即使在學界，絕大部分的領導位置由男性把持，女性教授比例不足四分之一，而博士層面的男女比例卻基本持平，說明女性的上升道路仍舊困難重重。」Gabriele Abels最後說道。

德國公立大學自2001年《聯邦平權法》實施以來，陸續引入「性別平權委員會」機制（註），旨在通過擴大女性的職業機會來反向平衡男性主導下的性別比失衡。然而，即使對於一些自認為開明的人來說，這也是難以理解的。「我經常聽到一些男性學者向我抱怨說：『這些機制除了礙手礙腳，到底有什麼必要？我們不是明明已經生活在一個很平權的社會了嘛，尤其是在學界，我也沒聽說過有誰因為是女性就受到歧視的。』」Gabriele Abels複述道。「我的回答就是：『只要我們教授當中的女性比例一天還遠遠低於博士畢業生的女性比例，這些機制就是有必要的。』況且，這些假裝性別失衡不存在、假裝女性已經完全不受社會結構限制的看法，本身就是對問題的忽略。」

這樣看來，默克爾作為一位女性總理，與德國社會之間最大的隔閡，恐怕還是她本人所展現出的，「她的成功與性別無關」的形象，與社會上廣大女性所經歷的現實不盡相符。在當下的德國，性別平權與族群平等一樣，是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確，卻還遠遠不是理所當然的社會現實。

（蒙頁，德國蒂賓根大學助教）

註：「性別平權委員會」機制規定，院系各層級須設平權代表，並撥出一定預算用於補助青年女性學者的科研差旅經費；所有助理教授級別及以上的招聘評選委員會中，必須有一名平權代表，負責監督招聘過程，包括簡歷篩選和面試中不得出現涉嫌性別歧視的做法。最終決定獲聘人選時，如果委員會決定在一男一女兩個候選人中選擇男性，則必須證明該男性在專業資歷上確實比女性候選人更優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