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於上週落幕的金馬獎頒獎典禮，在《血觀音》拿下最佳劇情片的獎項裏劃下尾聲，導演楊雅喆在感言語畢，將夾在腋下的大毛巾「沒有人是局外人」展開，順以控訴至今政商體系依然綿密、勞動條件依然惡劣、原住民傳統領域未如執政當局許諾的轉型正義。

《血觀音》幾乎以最輕描淡寫的篇幅比重，談出了原住民在台灣多重殖民史下被剝奪的主體性。

也許很多人將楊雅喆這個拉開大毛巾的舉動，視為一種藝文界對社會運動和土地正義傾力支持的公共知識份子責任表態，負面一點的形容甚至認為這不就是「藝文姿勢份子」的 SOP，多少導演這些年反美麗灣、聲援土地正義無役不與，感到稀鬆平常。但如果觀看過《血觀音》也具備足夠近現代文史考證知識的觀眾，則定能發覺此片劇情背後，編導作者如何將厚實的田調基礎、細緻的殖民文化理解，轉化層疊在角色情節之中。《血觀音》幾乎以最輕描淡寫的篇幅比重，談出了原住民在台灣多重殖民史下被剝奪的主體性。

即便絕大多數人將《血觀音》理解重心，多半擺在：（一）女性於封建腐敗和家父長社會的修羅式養成；或是（二）透析90年代黑金政商勾結的顯像、80年代槍彈氾濫與殺手橫行等末代戒嚴的無人權恐怖統治，猶如回顧世紀末20年間台灣政經社會的跑馬燈。但顯然《血觀音》所透露的還不僅於此，誠然，前述的兩樣元素，一內一外地詮釋相當完整而精采，但業已有諸多影評作者為這些元素進行縝密分析，於此我便不再過度覆述，而錦上添花著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