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北京切除的，是威脅政治安全的新流民階級

從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區舊宮鎮一場奪去19條生命的火災過後，北京市政府在幾乎所有城郊結合地帶展開了一場大規模的「清退低端人口」行動。一週之內，可能有多達二十萬「外地來京低端人口」被暴力驅離，淪為北京難民。

從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影片，以及公民記者和傳統媒體在現場發回的報導看，在外地來京人口集中居住的「城中村」，居民被告知必須在兩到三天內緊急搬離。隨後，他們經營的餐館、工廠被暴力人員強行砸毀門窗、玻璃，他們的住所半夜被穿制服的警察或協警以破門方式強行進入，居民在暴力威脅下被驅逐。他們在北京冬夜的寒風中流離失所，有的乘坐火車返回老家，有的在附近的河北省另尋廠房、住所，有的徘徊在北京街頭，成為中國境內的難民。

自1962年中國的大饑荒結束後，這樣大規模的城市難民情形還從未在中國發生過。也有人將它與1942年7月華沙30萬猶太人被驅逐的暴行相比較，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已經激起了一片憤怒和抗議；一些仍然保持良心的官方控制媒體也發表了報導，隱晦地對北京官方政策提出了批評。過去五年不斷遭到打壓的北京公民社會，也以異乎尋常的勇氣組織了多方的抗議和救援。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校友、北京知識界和中國的勞工群體，都各自發表了聯署抗議公開信。

而引人注目的是，在很少幾家基督教組織和勞工NGO伸出援手之外，北京的一些公民志願者自發組織了多個救援網絡，為這些難民提供緊急住宿安排和餐飲業的工作崗位。有數百名公民志願者加入了救援的實際行動，展現了北京公民社會在巨大壓力下仍然存在的頑強韌性和勇氣。

習：「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可是，我們要如何分析北京當局在2017年的冬天，以如此法西斯主義的方式展開大規模「低端人口清退」行動呢？早在2014年2月習近平第一次視察北京，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以來，2015年國務院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後，北京市先後於2015年通過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貫徹〈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意見》和2017年《北京市總體規劃》， 由最高長官意志確定了北京市2300萬的人口容積上限。自此，清理「多餘人口」就成為北京市先後兩屆政府的首要任務，也是北京恢復所謂首都功能的一個急迫目標，要求2017年「取得明顯成效」。

於是，在2017年冬天來臨之際，大興區一處廉價公寓的可疑火災過後，在這些外地務工者、小工廠集中的城鄉結合地帶，北京市各區行政機關以消防安全和郊區農戶「煤改氣」的環保要求為名，進行了全面動員，各種拆遷機器在大批制服人員護衞下，直接進村作業、驅趕住戶，演成一場仍在進行中的人道主義危機。

如果注意到十九大前後由蔡奇擔任北京市委書記，那麼人們很容易得出，這樣一場大規模暴力驅離，大概算是過去幾年地方層面為表忠心、出政績而相互比拼，屢屢採取激進主義的治理政策的延續。例如，杭州為迎G20峰會大搞城市改造、限制物流和車流，廈門為迎金磚峰會同樣搞堅壁清野時的維穩，麗江強行關停一批客棧，深圳嚴禁電動車等等。北京坊間也悄悄議論，這些十九大前後從地方坐火箭進入中央、執掌京城的官吏，大概也是一片忠心，敢殺敢幹，不曉得京城水深，把地方強拆模式引入北京，一時民怨沸騰。偏偏巧得很，北京市委採取大規模清退低端人口前，也是國家網信辦前主任魯煒正式落馬之時；網信辦對社交媒體的刪帖和封殺似乎並未如預期般有力、積極，公民社會的空間也在短片社交媒體、義憤填膺和志願行動的同時有所復甦。

但是，無論中央和北京市委如何想把北京變成一個類似平壤的劇場城市，並且以大規模清退人口行動作為政治表演，也不能掩蓋蔡奇在今年8月7日《人民日報》為北京城市改造辯護的文章，所列出另一條可能更為重要的理由：政治安全。

新流民階級──「危險的階級」

然而，這次驅離與2011年在茉莉花革命陰影下，北京市以公知群體、異議分子、NGO活動分子為目標群體進行的「抓捕和控制」不同，蔡奇這次是針對另一個龐大的群體——新流民階級。

新流民階級，也就是這次以大興區西紅門地區被驅逐對象為主構成的群體，包括當地服裝廠工人、工廠主、裝修工人、服務業者、個體店主和淘寶店主等小業主，以及各種自我僱傭者等。他們和暫時棲居建築工地工棚的建築工人，以及住在工廠集體宿舍的派遣工、合同工等，甚至電商業者和「主播」群體，共同構成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新流民階級。十年前，這些群體的主要代表是所謂的農民工，但是隨着城市化加速和人口流動，特別是非固定僱傭制度的無限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落後，以及市民權利的越發收斂，這一群體正在逐年擴大，蔓延至所謂碼農和傳統產業工人。

英國倫敦亞非學院的蓋伊．斯坦丁（Guy Standing, 2011）注意到這一現象。他發現，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正在全世界範圍製造出越來越多的流民無產者，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這些流民就業不穩定、工作時間不固定、工資收入不穩定，而且規模巨大，涵蓋了從底層工作到傳統藍領和白領工作，並且形成一個「危險的階級」，製造着新的社會不平等和不安全。

這裏所說的「危險」，是類比19世紀的手工業者和街頭商販。相對於當時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共享的勞工神聖的道德觀而言，這些手工業者和街頭商販屬於「危險的階級」。新流民階級的出現，也挑戰着今天仍佔主流價值觀的終身或固定僱傭觀念，以及相關的家庭、婚姻、財產等階級再生產方式，進而挑戰政治，形成一種「火海的政治」，如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佔領華爾街運動。

在斯坦丁看來，新流民是一個形成中的階級，而不是一個自為的階級。它本身是非均質的、碎片化的，內部就處於相互戰爭之中；對外，新流民與工薪階層、高收入者和無產階級都屬於最廣義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卻分屬不同群體，工人階級也因此碎片化。它在今天的擴大，全因1975到2008年間的全球化進程，特別是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的影響，在發達國家製造了越來越多的新流民。這些國家在壓力下，企業職位、報酬制度和勞動力都越來越趨於靈活，大量傳統固定工作崗位轉為低薪、流動和派遣制，或者關閉。即使在中國這樣的新興市場，典型如富士康的大規模工廠，也以廉價的農民工為主要勞動力來源。國有企業在產生大量下崗、失業工人的同時，以低成本、高流動性的農民工（派遣工）代替。新流民也因而是一個「全球性階級」，並且很容易受到民粹政治家和新法西斯主義的吸引和操縱，如歐洲、北美和其他地方近年所發生的，因此是一個「危險的階級」。2016年美國大選中「鏽帶」區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可謂最新例子。

新流民的不安與無力

中國改革開放時代最初的流民階級，是農民工和進城經商者；今天北京難民的主體稍有變化，但都屬全球化背景下，一個「新流民」階級的一部分，而非中國特色，且隨着中國全球化程度加深而擴大，都具有一些共性：一、基於不穩定勞動（工作）的特殊生產關係；二、由於缺乏社會保險和幫助而產生的特殊分配關係；三、缺乏公民權利的特殊（與）國家關係。在現實生活中，他們大多缺乏正式勞動合同、社會保險、完整的家庭生活，和連續的月收入，工作場所常年轉移，遊離在主流城市社會生活之外。對這種「不穩定無產者」的描述，甚至可以追溯到馬克思、恩格斯在170年前的《共產黨宣言》：

資產者彼此間日益加劇的競爭以及由此引起的商業危機，使工人的工資越來越不穩定；機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繼續不斷的改良，使工人的整個生活地位越來越沒有保障；單個工人和單個資產者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具有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性質。

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more and more precarious”（越來越沒有保障）來形容當時工人階級不穩定的生活狀況。只是，他們堅持以生產資料的佔有關係來區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不是如服裝、消費、家庭等等生活狀況所反映的階級位置或階層意識來區分他們、理解這些「不穩定的」（流動的）群體，來決定對無產階級的定義。學者如潘毅雖然關注經年，卻仍只是將他們視為處於「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狀態中。

然而，問題在於，新流民不穩定的工作和薪酬產生着新的不平等和不安全感，也再產生出新的排斥，但他們卻無力抵抗，反而可能被一波波的「清退」或歧視，無論是來自本地市民還是國家的。換言之，他們面對驅逐的束手，不是因為所謂底層階級的自卑（嚴格意義上，他們不同於底層階級），而是強烈的不安全感和公民權利的缺乏，讓他們面對暴力無能為力。

新流民階級與主流階級的空間衝突

最高統治者似乎正以規劃雄安的方式重新做京津冀大區的規劃，特別是北京的重新規劃，猶如個人的精緻沙盤。大興區因為位於北京新機場的「臨空經濟區」而倍顯空間衝突，驅逐行動暴力程度也是最高的。這些城中村，是冬季煤採暖污染區、火災隱患高發區，還是傳統的治安真空區。例如大紅門的「浙江村」，有密集的小型服裝業、物流業、裝修業，也是市內新流民階級大量聚居的地方，居民卻彷彿過着九龍城寨一般「不體面的生活」，被視為城市周邊的腫瘤帶，刺激着當局的「安全感」。

新流民階級與主流階級的階級衝突，首先以空間衝突的方式表現出來。新流民在十九大「美好生活」政策出台後，成為第一批犧牲品——他們是一個威權定義的美好生活所不兼容的階級存在。所以，這一新流民階級的危險在當局眼裏並非形同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陰影，純因他們在落腳城市──城中村的集中居住，而具有了景觀政治層面上的空間衝突。

例如，新興中產階級的擴大乃至互聯網創新經濟的增長（如快遞業和外賣業的擴大），改變了傳統的城市景觀，如街道上擁擠的快遞和外賣車輛，和無數共享單車。甚至，這一階級的不穩定和擴大本身，也正在滲透影響着許多傳統較高收入行業和階層，如碼農和金融業者。他們在市內的住房短租和群租方式同樣有違「美好生活」，因此才有在五道口租住「自如」品牌公寓、年薪60萬的租戶此番也被驅逐的報導在社交媒體上流傳。當然，雄安作為最大規模的首都疏解區，才是未來這些平素不講究穿著、住所和生活質量的碼農們的歸宿。

北京難民的非公民狀態

在北京和中國，這一增長中的「長期臨時工」性質的新流民階級，在悄悄改變中國的社會階級結構和城市景觀。他們未享受基本的公民權利，也不享有自由進入城市的權利，且在落後的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制度下，勞動關係不穩定、社會保險缺乏。加上他們不穩定生活方式本身對城市空間的挑戰，無關戶籍，可能在未來變成新的歧視藉口，然後被國家機器以暴力方式強行隔離，以這種人為劃分社會權利差異的方式，進行階級隔離，造成一個個新的人權災難。只不過，這種階級隔離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教育和住宅上的隔離，而是更為隱蔽的，對新流民階級甚至一切審美有問題、政治上不可靠階級的隔離。（事實上，北京本地貧民近年來已加速搬離老城區、遷往遠郊經適房或廉租房，形成一種本地階級隔離。）

因此，追根溯源到這些被驅逐的新流民無產階級本身，分析北京當局「清退低端人口」政策，是呼籲公眾和國際社會注意到中國一個龐大群體近乎所有人的「非公民」狀態。

在時間線上，這是「十九大」後，當局「美好生活」的烏托邦設計和激進主義的治理路線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一種新的內部殖民主義，相對於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不斷破除社會壁壘之後的一次反動。如齊澤克2012年所說，「接受一個長期工作而被剝削，正在成為一種特權」，未來被容許留在北京長期工作和生活的，或許是那些按照新的「社會信用積分制度」達到合格積分的精英分子，中國式資本主義正在對勞動力挑挑揀揀。或許毋須更多的街頭暴力展示，而代之以大數據的象徵性暴力，就足以把愈益加劇的新流民階級與主流階級的階級衝突和空間衝突，隨時轉化成一次次人權危機。北京難民，或許還將因內部殖民主義的加劇而不斷產生。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參考文獻：Standing, Guy (2011):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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