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香港滄桑、補天裂……中國人對香港的「集體回憶」是如何形成的？

9月初香港中文大學的港獨宣傳風波，引發了校園內前所未有的中港學生公開集會對峙，標誌着所謂的「中港矛盾」已經提升到另一個高度，因為過往未曾有如此數量的中國學生公開表達其政治意見。

事件引起中國學生的反彈，固然與他們認為其言論自由被打壓，以及拒絕被學生會代表有關，但相比之下「港獨」似乎更加觸動中國學生的神經。觀乎他們的網上言論，我們不難發現當中充斥着「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歸祖國是民族大義」、「香港的成功離不開祖國支持」等經常出現在官方媒體的論述。

如果這些論述是一個被建構的結果，那麼我們有兩個問題需要處理：第一，這套論述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第二，這些論述為什麼那麼「入屋」（深入民心）？

什麼是國族的歷史論述？

歷史學家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

歷史為何會是一種「論述」？19世紀著名的德意志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曾經提出，歷史學家不過「只是要表明，過去究竟是怎樣的」。蘭克反對當時盛行的啟蒙史學觀和黑格爾抽象的歷史哲學分析，認為歷史學家需要盡量收集史料，全面和客觀地探討歷史事件背後的關聯，避免把個人偏見投入歷史書寫。

蘭克的說法固然有可取之處，但後來反對蘭克的學者同樣不少。他們認為，雖然史料的確客觀存在，但歷史學家在選取和分析史料時難免會滲入主觀的意見。有時候，歷史學家更會服膺於權力，為政治需要而服務，撰寫所謂的「後設歷史」（meta-history）──即先有結論，然後再把史料填充進去。因此，歷史不可能百分百客觀，必然存在主觀的成分。

為國族建構服務的國族史，更是當中的「佼佼者」。為了證明「自古而來都是ＸＸ民族的一分子」，國族的歷史論述往往強調族群的共同性，結果屢屢出現張冠李戴的例子。例如德意志的學者在經歷拿破崙戰爭後，祭出了反抗古羅馬統治的日耳曼部落首領阿米尼烏斯（Arminius ）為民族英雄，鼓勵德意志民族團結對抗外敵。後來在第二帝國時期，阿米尼烏斯的雕像更被政府豎立在德國各地，德皇威廉一世（Wilhelm I）甚至自掏腰包資助制作這些雕像。（註一）然而，古羅馬時代根本沒有德意志民族的概念，而諷刺地阿米尼烏斯最後更是死於族人的暗殺，並非在對抗羅馬的戰場中戰死。

因此，和蘭克同時期的法國學者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便敏銳地指出，遺忘歷史，乃至歪曲歷史，才是建構國族的關鍵。（註二）

中共的香港史論述建構

中共的香港史論述，同樣是一套國族史的論述。

根據王宏志教授的研究，中共官方撰寫的香港史明顯是為回歸作準備的，因為這些作品大規模在1997年前後出版，而且這個情況在1997年後便突然停止。中方重新撰寫香港史，與他們認為過去英國人和南來大陸學人書寫的香港史的缺失有關：前者帶着殖民者的視野，強調英國人對香港的貢獻；後者則秉承中原文化對邊陲的蔑視，認為香港過分西化，棄宗忘祖；而兩者均顯得中國和香港過分割裂。

《十九世紀的香港》和《二十世紀的香港》的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前研究員劉存寬在《香港史論叢》就曾經提到：

港英當局通過殖民機構，進行殖民政策，進行殖民主義宣傳……同時故意排斥有關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地理的教學……以淡化港人民族意識和祖國觀念，使香港文化與其母體中國文化脫離……港英這一系列作法相當奏效，致使今日相當一部分港人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不甚了了，缺乏對祖國的向心力和親和力。一些人對香港的回歸徘徊觀望甚至持牴觸反對態度，這個問題顯然必須予以解決。（註三）

這段話足以反映當時中國官方的想法。簡單來說，他們認為英國的香港史論述是洗腦教育，導致香港未能人心回歸。要達致「人心回歸」，中國就必須要建立一套自己的官方香港史論述，拉近中港的關係，合理化中國收回香港的舉動。

為了達到這些目的，王宏志教授認為這套中國官方歷史論述主要有三大特點（註四）：

一、強調香港歷史和文化上與中國和中華民族的連繫，特別是香港開埠前的時期，以鞏固「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一部分」的論述。

二、側重英國殖民統治的問題和香港人民抗殖的傳統，合理化中國收回香港的決定和建構中港人民百年來抗殖反帝的命運共同體。

三、認為英國殖民統治對香港發展的影響有限，突出華人文化和中國的支持對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別是戰後的供水和副食品供應。

這些論點的對錯，本文暫且按下不表。我們接着要問的兩個問題是，為何這中共要在中國大陸推動這套論述？其次，為什麼這套論述在中國如此大行其道？要解答這兩個問題，我們就不得不回到當時的社會氣氛和這套論述的散播形式。

為何要在中國推動香港史論述？

上文提到，中共建構新的香港史論述，是為了解決香港人心回歸的問題。那麼，中方只需要向香港人宣傳這套論述便可以了，為什麼還要向中國大陸的群眾宣傳？

歷史上，國家推動的國族認同運動往往不限於新管治的領土或國家的邊陲。要維繫國族的團結，除了要讓新成員認同新的國族身份，更要讓本來的國族成員接納新加入的成員，減少大家之間的摩擦。而香港戰後的經濟奇蹟，正正是這個摩擦的來源，使得中共有必要在中國大陸推動官方的香港論述。

回到上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的群眾雖然從各種渠道知道香港快將回歸，但對香港的認識並不深，當時中國只有小量的香港史專門著作。對他們而言，香港更多是一個經濟發達，遍地黃金的城市，又在中國有大量投資。因此，正經歷改革開放的他們難免會對香港人心生羨慕，甚至可能生出一絲自卑的感受，並思考為什麼中共治下的中國比不上英國「萬惡」殖民管治的香港。而長期處於經濟優勢的港人，在八、九十年代也有看不起中國大陸移民的心態，蔑稱為「阿燦」。要消除這些影響，中共除了要加強中港的歷史聯繫，更需要讓國人知道香港的成功源於「祖國」的支持和華人辛勤工作的文化，而非出自港英的管治。

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原因，是經歷八九民運不久後的中共正面臨着合法性危機。不少中國研究學者認為，挑動國族主義情緒是中共維持其管治合法性的重要策略，例如近年民間的反日運動。推動官方的香港史論述，正正是應對這個合法性危機的好方法，因為割讓香港是近代中國「百年國恥」的開端，收回香港正好顯示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大救星」。這樣一來，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何中共的官方喉舌會一直宣稱香港民主運動是受國際反華勢力的挑動和控制，因為打壓「反華」的行動和思想就是「天然」的合法性來源。

影視節目、流行歌──香港史論述的散播方式

著名學者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現代的國族主義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背後很大程度是由於「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印刷術的發明增加了以本土語言書寫的刊物的流通，讓人們可以通過閱讀來想像「他者」的存在，以及建立彼此之間的國族認同。（註五）而進入20世紀，國族意識的傳播已不一定要依靠沉悶的文本。廣播技術的發明，使得共同記憶的建構可以利用無孔不入的聲音和影像，透過電台和電視節目來傳播。對比起文字，聲音和影像更能夠挑動人心，甚至可以使觀眾不假思索和批判地全面接受資訊，因此會比文字更加「入屋」。

為了快速宣傳官方的香港論述，央視和其他中國廣播機關在回歸之際先後推出多套以香港回歸為題材的紀錄片和連續劇，包括《香港百年》、《香港滄桑》、《香港百題》、《大命運》、《中英街》、《九七部隊》、《世紀約會》、《香港的故事》、《補天裂》等等，其中《香港滄桑》更是由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名，並獲多名國家領導人擔任顧問；《補天裂》則在2012年獲再次改編為連續劇《蒼天聖土》，在央視第八台晚上8時的黃金時間一晚多集連續播出。

這些節目各有側重，分別從文化、社會、歷史等各方面傳播中共官方的香港史論述。從這些節目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國族主義的影子。

以紀錄片《香港滄桑》為例，官方介紹為「記述了香港地區百年來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謳歌以中國人為主體的香港人不屈不撓的抗爭精神和為香港的繁榮所做出的貢獻，介紹了香港經濟奇蹟的形成及其基本原因，闡述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在香港問題上的實踐」。片中訪問了多名香港的商界和政界人士，例如是林貝聿嘉（太平紳士及港英年代的立法局議員）、黃宜弘（知名商人，立法會功能組別前議員）和鄭海泉（銀行家，曾任匯豐銀行亞太區主席和匯豐控股首位華人執行董事）等人，並藉他們的「客觀身份」來闡述這套官方論述（註四）。為了突出中國政府的「巨大努力」，林貝聿嘉說到：「香港今天的繁榮，我們也要多謝大陸，因為沒有大陸做我們的後盾，沒有大陸給我們支援，香港繁榮也繁榮不起來……」為了貶低英國的貢獻，黃宜宏亦提到：「要是英國人真的那麼本事，為什麼只有香港這個地方呢？他那麼有本事，應該除了香港再去弄一個香港……」

多次被改編成電視劇和在電台廣播的《補天裂》，其情節安排和人物刻劃，則可以說是反映中共對香港問題的官方理解。女主角倚蘭的生父在中法越南戰爭期間，不願意為到港的法國軍艦服務，因而被警察射殺身亡。其後，故事更安排參與百日維新而流亡香港的男主角易君恕成為倚蘭的家庭教師。而自少接受西方教育，和「華人格格不入」的女主角，在「一口的京腔，滿腹的學問」的男主角薰陶下，就從「『鬼女』從迷夢中醒來，回到了五千年的中華根基」。這明顯是影射香港人受西方價值影響太深，需要來自「祖國」的再教育，正好映襯上述劉存寬在《香港史論叢》的一段話。

除了影視節目外，流行歌曲也是官方論述的另一個傳播場域。回歸前的一段時間，慶祝香港回歸的歌曲湧現，例如《公元1997》、《回歸頌》、《中國人》、《一九九七永恆的愛》、《香港別來無恙》、《明月出香江》等。這背後當然也少不了官方的影子，例如《公元1997》是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的歌目之一，而《一九九七永恆的愛》則是由央視負責拍攝MTV。隨着這些歌曲流遍中國各地，歌詞中「你用愛喚起沉睡百年的夢醒，用暖流澆灌起絢麗的紫荊花」、「一百年前我眼睜睜地看你離去，一百年後我期待着你回到我這裏」、「一百年的榮辱，一百年的滄桑。香港啊，別來無恙！燈紅酒綠不是你的真模樣，龍燈仍然高高掛在你門上」等等的琅琅上口字句，也順道把中共官方的香港史論述深印在中國各地群眾的腦海之中。

盤旋的官方香港史論述「幽靈」

20年前的這些出版物、影視節目和流行歌曲，是好幾代中國人的集體回憶，奠定了他們對香港的認知和看法。更重要的是，中共官方香港史論述的「幽靈」從來沒有離開中國的廣播行業。在回歸十年，央視便再次拍攝大型紀錄片《香港十年》；2012年，《補天裂》被再次改編成《蒼天聖土》，在黃金時間播出。到今年回歸20年，央視再次拍攝大型紀錄片《紫荊花開》，又推出電視劇《我的1997》，並以《西元1997》為其主題曲。

除了延續過往的一套香港史論述，這些作品更加把回歸後香港的情況套入這個框架分析，例如主力由香港政府花費佔港府近五分一外匯儲備（約1200億港元）解決的九七年金融風暴，卻被宣傳為中央大力支持下讓外國炒家知難而退；由國內一名「超級帶菌者」傳來，花費港府極大精力抵抗的SARS，又變成了一個中國政府支持香港抗疫的故事；同樣為國內發展有重要作用，特別是在服務業人才培訓方面的CEPA，卻變成中央單方面給予香港的大禮和優待。

如果說人與政權的角力，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那麼以建構的史觀來灌輸集體記憶，便是中外政權在鬥爭中常見的爭勝手法。中共透過重複地從各種途經宣傳其官方香港史論述，一次又一次鞏固中國大陸群眾腦海中對香港的刻板形象，更教育了新一代的中國人，把他們拉進這個集體記憶的群體中。

（方志信，華威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碩士、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助教）

註一：Winkler, M. M. (2016). Arminius the Liberator: Myth and Ide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註二：Renan, Ernest. (1996). What is a Nation?, trans. Martin Thom. In Geoff Eley and Ronald Grigor Suny (Eds.), Becoming National: A Reader (p. 41-55). Oxfor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註三：劉存寬（1998）。《香港史論叢》。香港：麒麟。

註四：王宏志（2000）。《歷史的沉重　從香港看中國大陸的香港史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註五：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其他參考書目：

羅永生(2011)。〈1960-70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載於思想編輯委員會編，香港：《解殖與回歸（思想19）》。（頁117-140）。台北：聯經。

Reagin, N. R. (2006). Sweeping the German Nation: domestic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Germany, 1870-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