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二：以「人民權利」為基準點出發的政策，之所以能在司改議程上歷久彌新的原因有三：首先，符合台灣政治環境的民主化潮流，代言人民具有正當性。其次，律師的專業訓練讓他們在政治場域中容易曝光，舉世皆然；相較於法官與檢察官，律師接觸政治動員的機會更多，倡議工具很快就能熟練。最後，既然律師代言人民，政治人物在尋求正當性的時候，也傾向接收律師們提出的政策選項。在台灣的經驗中，政治人物面臨壓力時往往會選擇走捷徑，直接接受倡議團體的包裹政策。
註三：一開始只是內部參考，1998 年首次公開結果。2001年，法官評鑑的規模擴大至全國共11個法院之民、刑事庭法官，2003年則更進一步擴張，與台北地方法院與台北地檢署聯手，進行三方法曹評鑑。
註四：相對的，檢察官的主要認同並非國家公訴人。檢察官出庭進行法律控訴，在實務上，至今不是最受肯定的任務；例如，地檢署的檢察官普遍認為去公訴組是輪替到輕鬆的工作。而如果想在體系內獲得肯定，檢察官也必須在偵辦黑金、重大矚目案件的組別內才容易有表現的空間，獲得上級、同儕的肯定以及升遷的機會。
註五：根據資深記者范立達的觀察，1999年全國司法改革會議中，無法獲得共識的提案幾乎都是因為法務部的代表們集體反對。見《司法改革十週年的回顧與展望會議實錄》頁365，中研院法律所出版，湯德宗、黃國昌主編。「當時檢察官體系人數不多，大概只有二十幾個人，可是只要在提案的時候這二十幾個人反對的話，那個案子就過不了。那個時候司法改革會議，白天，大家在分組會議裏面討論得跟真的一樣，晚上開完會之後呢？各部隊全部拉回自己的陣營，法務部拉回自己的陣營，司法院拉回自己的陣營，開始闢室協商密談，然後決定方向，一個一個舉手表決，決定就出來了。所以十年前的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裏面對於有關刑事偵查方面的提案，後來獲得共識的案子只有三件，沒有獲得共識的案子高達十件。沒有獲得共識的原因，都是以當時法務部長葉金鳳部長為首的那一派20幾個人一起反對，沒有例外。」
不错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