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龍應台：大河就是大河

編按：台灣前文化部長，著名作家龍應台今年10月在香港大學的一場演講中，詢問現場觀眾「你的啟蒙歌曲是什麼」。在場的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答道，是他上大學時師兄教唱的，中國大陸老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我的祖國》。龍應台回問是否記得怎麼唱，周偉立便和現場許多觀眾合唱了這首，富有濃厚愛國主義色彩的歌謠。這段演講過程的影片，近日在中國互聯網上流傳開來，捲起或驕傲感動、或而不解，或而戲謔嘲諷的種種情緒。共青團中央微博說合唱讓人「看哭了」，也有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聽眾會唱這首「紅歌」，更有許多大陸網民為「台灣的龍部長被紅歌打臉」叫好。一首即席合唱，能勾起如此分歧的反應，正凸顯出當前兩岸三地錯綜複雜的歷史情緒。而當事人龍應台又如何看待那天晚上的情境？在這篇來稿中，她提供自己的現身說法。

在港大演講「一首歌，一個時代」之前，我特別對身邊台灣和香港朋友們做了「微調查」，問他們：「你的啟蒙歌是什麼？」「啟蒙」，不一定得是兒時聽到學到的歌，而是，回首想想什麼歌對你自己的成長歷程有著特別的意義。

幾乎每一個人都得認真地想一想才給得出答案。世代不同，答案不一樣。在台灣，老一輩的，也許會說出一首抗日時期的愛國歌曲，譬如《家在山那邊》或者1945年之前的一首日本民謠。年輕的有的提到像《橄欖樹》這類的校園民歌，有的提及正活躍當下的周杰倫。

香港的朋友，一番沈吟之後，往往想到的是英文歌。好幾個朋友選的都是約翰列儂的 Imagine. 那充滿人道主義理想色彩的歌，感動了太多青春易感的心，而這首歌，藍儂自己說，內容「幾乎就是個共產主義宣言。」

於是我最後決定，演講就從幾首歌詞內容經過多重意義轉換的外文歌曲說起。尤其是南斯拉夫電影「橋」的主題曲「啊朋友再見」，從農民的耕作民謠轉換成游擊隊歌曲，到了七十年代，透過電影的力量風靡了整個中國，而今天又為伊朗抗議者所用。

1940年代為了紀念被國民政府鎮壓而遇難的學生所寫的歌，輾轉到台灣變成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犧牲者步向刑場前的告別哀歌。歌曲，因為時空更替，與不同的集體記憶接軌而產生完全不同於初衷的意義，但是每一個意義都是真實的。

可容上千人的港大禮堂當天是滿座，大概一半港人，一半陸生，少許台灣人和其他地區的華人。聽眾合唱了好幾首歌，台灣人用國語合唱《綠島小夜曲》，一首包裝在愛情裡的政治抗議歌；香港人用粵語合唱《友誼之光》，兩曲其實是同一首歌。當坐在第一排的周偉立教授回答說，他的啟蒙歌是「我的祖國」時，站在台上的我，腦海如電光石火般閃過好些念頭。

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首「紅歌」，而香港正處在一個內心無比糾結的時代，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

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儂發表的Imagine所傾訴的，那時的港大學生，在英國帝國統治的陰影中，是多麼憧憬那個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周偉立所說的「師兄們」，就是那「火紅的年代」裡擁抱著純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輕人。他的「啟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在他脫口而出的那一個剎那，我就懂了。

可是這首歌我沒聽過－－我想聽，而且這一半陸人一半港人的場內，各自都有自己堅持的信念和立場，聽一首對方深愛但是自己不識的歌，不是最好的傾聽嗎？演講的最終目的，其實不在於講，而在於傾聽。

我的念頭全部都在一瞬間閃現：不管在本地政治正確不正確，讓我們聽聽這首歌吧。於是我當場邀請大家一起合唱。

聽眾開始唱時還有點害羞，零零落落的，但是旋律的優美有一種感染力，一會兒就唱開了。歌聲流蕩，化解心中原有塊壘，坐在一旁不相識的人在唱歌時相視而笑，是多麼美好的事，我於是讓大家合唱的時間拉長一點，雖然演講時間已經所剩無幾。讓我驚訝的是，原以為大陸人之間會有代溝－－也許年輕人不太會唱，但是發現年輕人一樣純熟地唱；原以為港人可能不太會，發現港人能唱的也很多。

一首歌，在不同的時空裡，撞見不同的記憶，就產生不同的情愫和意義。在港大大堂裡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幾分鐘，在當下的情境裡，唱的就是大河波浪，詠的就是稻花白帆，歌所帶出來的個人記憶當然不同，可能是往日初戀，可能是家國情懷，可能是某種不堪回首，可能什麼都沒有，就是那簡單美麗的旋律；那是非常純淨的幾分鐘。

歌的意義會轉換，歌的溫柔力道強於刀劍，正好是我整個演講的核心。

當一個半小時的演講被切出一個碎片，然後那純淨自然、敞開傾聽的片刻突然變成一個刀光劍影的東西，我只能說，這樣充滿猜疑地活著，不累嗎？

有時候，真的，大河就是大河，稻花就是稻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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