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袁長庚:從楊改蘭到賈敬龍,語言不能抵達的中國鄉村

媒體和公眾,除卻心存窺視癖外,對描摹鄉村社會的實際變遷興致杳然。它所映射的是全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系統性的經驗缺失。

儘管有許多人為刀下留人而鼓與呼,因強拆糾紛而殺死村官的賈敬龍還是被執行了死刑。而不久之前,甘肅農婦楊改蘭殺害子女後吞藥自戮的惡性案件,也以地方政府一紙處罰通報而淡出輿論空間。這樁聳人聽聞的悲劇,曾因一篇《盛世中的螻蟻》而迅速擴散,以至迫使行政力量強令屏蔽。而再往前,則有視頻軟件「快手」所引發的《底層殘酷物語》,同樣激起人們對中國農村現狀的討論。

而這一切都逃不開智能手機時代的傳播定律:熱鬧過後,激憤過後,一切旋即歸復平靜。

農村變為「奇觀」的困境

這些發生在中國農村的悲劇,不但在傳播軌跡上重複定勢,連情節都「似曾相識」。這些年來,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關於農村的惡性事件曝光。其細節各有不同,但卻大都是人倫顛倒、世風敗壞的悲劇或鬧劇。有的如楊改蘭弒子那樣撕裂血緣紐帶,有的如賈敬龍案,露出血淋淋的利益糾葛,有的像留守兒童殺師案一樣,是人性蜕變為兇殘獸性。

再有一類,則極力描繪鄉村性濫交、配陰婚之類匪夷所思,而又多少帶有桃色暗示的新聞細節。這些事件構成當代傳媒地景中的「奇觀」;對許多人而言,其實是生活「正常」甚至「有機」的組成部分。定期見諸報端的報導,成為對眼下生活的確認。亂象是茶餘飯後談資或某種心理投射,可供一次性消遣或發泄。

不妨這樣說:「鄉村」只能以這樣的奇觀狀態,才能獲得在公共輿論空間的出場權,才能被討論和觀看。曾經作為文化、道德基石的鄉土中國,眼下更像是一塊道德「飛地」(enclave),是社會「進步之光」無法照射到的秩序失靈死角。幾乎可以確認的一點是,不需多久,我們便會迎來下一個賈敬龍、下一個楊改蘭,而我們也已經為他或她準備好了講故事的語法。

荒誕或殘忍的人間事,到頭來成為新聞填空題的標準答案。

與此同時,另一種幾乎與此相逆的邏輯同樣大行其道。就在《螻蟻》或《物語》文章引爆社交網絡後不久,不少人都撰文批評這些文章充斥着「城市中心主義」以及「中產階級的無病呻吟」。除此之外,還有不少人認為賈敬龍與楊改蘭是極端個案,以此入手討論農村問題定然會模糊焦點。他們強調,在中國人口中所佔比重極大的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有自己複雜而多樣的生活,城市人大可不必因零星的惡性事件而大驚小怪。

這種「放輕鬆,一切並不如你想像的那樣糟」的論調,並不鮮見。事實上,持此論者與熱門文章的作者,一同構成了當代中國城市中產階級中,對國情判斷立場相左的兩個群體。雙方意見幾乎糾纏着每一次熱點問題的討論。例如,當有人撰文記錄鄉村失序的現狀(如近年春節期間,一些出身鄉村的人所書寫的返鄉筆記),總有人斥之為以偏概全。

毋庸置疑的是,這種駁論,與知識界所謂「批判性、反思性理論」之間,存在親緣關係。要言之,就是以「全面性」、「複雜性」或「不具代表性」之類形式上極為「科學」的理由,去消解個案的討論空間。

事實上,這種反對意見並不僅僅是少數精英的特權。我曾跟一位的士司機聊天,他不無羨慕地說:「農村多好啊,綠水青山,沒有污染。糧食都是自己種的,無公害。如果遇上拆遷,一下子就富了,現在農村戶口更值錢啊!」常在中國大陸行走的讀者,應該不會對類似論調感到陌生。在新一輪城鎮化的大潮中,隨着城市空間的日趨逼仄,「鄉村」或是被視為潛在的、可以兑換為鈔票的廣闊空間;或是被當做城市沉痾宿疾的對立面,是尚未被工業文明所染指的世外田園。

切莫誤以為這些人是被官方的新聞所蒙蔽;相反,他們的看法確有一定事實基礎。農民現金收入增加,農村社會福利政策緩慢完善,以及農業轉型升級所帶來的附加值提升,似乎都提示我們不可妄下論斷。

敘述鄉村悲劇,不可脫離歷史脈絡

與當代中國諸多社會討論所呈現的境況相仿,從楊改蘭到賈敬龍的悲劇,作為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極端症候,常常被置於「無歷史」的真空狀態。在人們極力挖掘當事人創傷記憶的同時,滋生悲劇的歷史脈絡卻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事實是:對這些慘禍的演繹、闡釋,是改革年代文化政治流變的產物,其中清晰折射出當下的某些意識形態困境。在此,我們需要一種「短歷史」的視野。也就是說,將個案充分置於近三十年來「當代中國」逐漸浮出水面的歷史進程當中。

不妨將時間退回本世紀初。那時「三農問題」在政策討論、知識生產和大眾傳媒中,都是毫無疑問的熱點。不但中央政府以每年「一號文件」的形式,反覆確認農村問題的重要性;知識界和媒體也熱衷於不斷追問:鄉村該去向何方?

當時,「三農問題」又進一步被分解為諸多子問題,例如農民工進城後的社會適應,公有土地制度是否應該繼續保留,或針對留守兒童、老人的社會福利政策等等。在眾聲喧譁的討論背後,隱然存在一個共識: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意義上的鄉村,都是這個社會良性運轉的基礎,關乎所有人的福祉。同時,多數對「三農問題」的討論,都以技術性決策建議的面貌出現。這二者相聯繫的邏輯是: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不專屬於鄉村,它是社會總體藍圖設想中的一個有機部分,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應對策略。

不必過分美化這種全民熱議所能產生的效果。若真可一言興邦,那麼今日的悲劇,也不會反覆上演。但我們還是能從這十餘年的嬗變中察覺到,對問題的爭論、表述,已經發生微妙但深刻的位移。

質言之,像《螻蟻》和《物語》文章這樣,渲染盛世遺忘之角落,是在城鄉間劃定不可逾越的界限:鄉村的畸變,是可資利用的反面教材,意在說明當城市發展的虛火過旺。反對者則否定了將農村表述為某種普遍「問題」的可能性,甚至更為徹底地宣稱:城鄉發展狀態上半斤八兩,城市人的操心未免反應過度。無論在城鄉之間進行切割還是彌合,這些悲劇事件都只是接機抒情的便宜之計。

筆者相信,因該案而受到追責的那些基層官員,一定覺得委屈。如楊改蘭案中,官方羅列造成楊家悲劇的諸多問題,例如家庭矛盾、鄰里糾紛、危房失修等等,顯然只是為了給這樁驚世兇案,一個看似合理的解釋。但反過來想,我們又實在難以苛責制定懲處規定的人。除了這些看得見、摸得着的因素之外,假若真的存在將楊改蘭們、賈敬龍們逼上絕路的深層因素,我們眼下是否有合適的語言,將其準確地表達出來?

舊表述退場,新表述在何方?

語言的匱乏根源於經驗的匱乏。筆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參與「中國文化與社會」之類課程的教學。那些本就來自大陸的青年學生,對農村問題卻表現出知識匱乏,常常令我倍覺灰心。但轉念一想,學生本身不該被批評,因為他們不但缺乏鄉村生活的實際經驗,而且在成長過程中,對農民和農村的討論,往往只以楊改蘭案賈敬龍案這樣的惡性事件,在法律電視節目中一閃而過。少有人提醒他們,遙遠的鄉村正在發生的事情與自己的生活相關。

退一步講,即使他們當中有些人,希望能進一步窺探當代中國鄉村生活的真實景象,又該從何處入手?隨着當年「三農」熱潮的隱去,今天的中國知識界,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農村研究這樣的「老問題」已經過時。而媒體和公眾,除卻對楊改蘭案之類事件心存窺視癖外,似乎也對描摹鄉村社會的實際變遷興致杳然。

缺乏深入、公正的記錄,只是問題的症候之一,它所映射的是全社會在這一問題上,系統性的經驗缺失。

《螻蟻》這類文章的寫作,是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大國寡民」論述的拙劣挪用;極力證明楊改蘭悲劇給自己帶來強烈不適的作者,實則從未把握造就悲劇的真正無奈。「螻蟻」只是用來向「盛世」喊話的道具,是自詡為民間的寫作者對自我「良心」的反覆確認。

反對者們固然看到了《螻蟻》視野的偏狹,但此類惡性事件的頻發,顯然使其「農村不像你想像的那麼糟」的觀點難以立足。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讓人沮喪的現實:講述真實的慘劇非常困難。因為在這裏,我們缺乏一種新的語言。

每次像楊改蘭案這樣的慘劇發生時,總有人試圖拔高意義,暗示他們是一個又一個「孫志剛」。2003大學生孫志剛死在廣州的收容所中,事件經過發酵、討論,催化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2003年不幸遇難的孫,今日已成為乾癟的符號,每當有人想給某個悲劇加以命名的時候,他的名字就像劣質的貼紙,覆蓋了新的亡魂。但回顧收容遣送制度廢除前後的歷史,除卻俞江、滕彪、許志永「三博士上書」之類的象徵事件之外,學者、媒體,甚至政府內部的部分法務工作者,都對問題的細部進行了充分探討。非此,僅憑情懷和口號如何能讓國家法令轉向?

曾經的孫志剛案,是充分且周密的社會討論最終得以落實為國家意志的典範。後來者往往盯住若干姿態性事件,罔顧彼時的真實。讓緊扣「問題」的求索被曲解為「主義」的勝利,這背後的文化政治,或許也是楊改蘭無法成為孫志剛的原因之一。

說回我曾參與的「中國文化與社會」課程。那堂課的學生們在完成規定閲讀後,無不表示自己從此獲得認識問題的新視角。但在作業的結尾,這些在課上所獲得的新視角、新觀點,往往又回到「隨着經濟發展,這些問題……」之類的套話。

楊改蘭案是變革時代出給大人們的考卷,若不能在結尾處創造新的答案,那麼農婦殺子的故事,便永遠只是小報上的邊角料。楊改蘭死了,但悲劇還會繼續活着,我們等待新的語言,等待它將悲劇和盤托出。

(袁長庚,南方科技大學社會科學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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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評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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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同意@冰山內的烈火

  2. 一楼说的对,对中国人来说,活下去本来就是一种“胜利”。活的精彩当然好,但是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活得好,经历艰难活到老也是“胜利”,这就是底层国人的价值观,国人的生存哲学。就像余华写的《活着》中写的“当你感受到活着就是活着”,“活着就是活着”,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而非必须有什么理想追求,所以中国农民才在几千年极端贫困和剥削中温顺(至少对统治阶级温顺)的生活(当然逼急了也会造反,但是也需要机缘巧合)。而且面对痛苦、灾难,态度往往也是宿命论,而缺乏阵痛、反思、觉醒,麻木代替了创伤疗愈,或者说麻木就是一种畸形的疗愈。大灾大难也激不起追求公平正义、追求劳动与所得匹配的勇气。60年大饥荒如何,现在幸存者和后辈农民有几个去探寻历史、追究责任、反思灾祸呢?死了就死了,饿了就饿着呗,不要怨天怨地,只听天由命,这就是中国农民,勤劳而麻木,温驯且沉默。
    当然,对大环境麻木、对政治冷淡、对公民权利无感并不代表在其他方面也温和。暴力,无论是宗族之间、各村之间,械斗不会止息(我老家就有老辈亲兄弟两个是邻居,两家人经常打架,而且往往头破血流的)。在面对强权、强人时的忍耐,总会转移向更弱的人施暴。而且农村人也很复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家族内部,都既有极温顺淳朴的人,也有凶顽暴虐的人。有人看见了农村暴力,有人看见的是淳朴善良的农民,这并不矛盾,也不奇怪,因为农村本身就是由各种人组成。例如采访的诈骗村、跨矿井杀人骗赔者的村庄,都有干坏事的,也有忍住金钱诱惑看着这些犯罪的人盖起洋楼开上小车,自己不去犯罪守着破屋子的。

  3. 有兴趣了解内地农村的可以看看《中国农民调查》(这个朱镕基曾经力推)、《淮河的警告》、《抗争性政治》、《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这几本书。这些反映的都是中国农村普遍性问题,而非个案,能够比较详实的了解中国农村

  4. 另外刚才想了很久才想起一年前还是半年前说是嫖娼死掉的人叫雷洋,而不是杨洋,到了今天,怎么可能还可以有孙志刚那时的社会力量?

  5. 农村当然没有那么糟,也没有那么好,只是无药可救,唯有不断抛弃,一切都可以用“随着经济发展”解决,包括目前农村里没有工作没有文凭无所事事的青年,没有用功读书整天打架的小孩,领政府每月70块就很满意的老人,不知去向的壮年劳动力,总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