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許知遠：苦澀的朝鮮革新者

理想殞落

在死前那一刻，他會想起什麼？

不止一次，在上海的外灘散步時，我想起了金玉均。1894年3月28日，他在公共租借的日式旅館「東和洋行」中遇刺，追隨他頗有時日的洪鐘宇，被證明是早有預謀的刺客。

我查不出「東和洋行」的舊址，很有可能，它就像老上海的很多記憶一樣，早在一次次的城市更新運動中，被剷平了。此刻的上海再度誇耀它的國際都市形象，但誰都知道，那股舊上海的國際性——金錢、慾望、異國情調還有陰謀的混合氣息——早就消散了。

這位朝鮮人金玉均，也曾屬於上海記憶的一部分。遇刺時，他43歲，之前的10年時光是在流亡中度過的。在他生前流傳最廣的一張照片上，他身穿長衫、頭戴紗帽，表情冷漠的站在一張西式沙發旁。他有一張清臞的臉，單眼皮，兩條眉毛向上挑起來，上面是半是哀傷、半是矜持。

他是那個時刻東亞最著名的流亡者。他甚至是這個領域的開啟者——一個失去權力的政治人物，仍竭力用各種方式來影響本國的形態。他的短暫人生，像是19世紀後半葉劇烈顛簸的東亞史縮影。儘管在1851年出生於朝鮮的名門安東金氏，金玉均卻僅僅處於這個特權傳統的邊緣。全靠個人才幹，他在1872年的科舉中勝出，成為了一名中層文官。但他踏入官場這一刻，也是朝鮮面臨艱難選擇之時。

李氏王朝自在1392年建立以來，就享受着地緣政治帶來的保護。除了日本豐臣秀吉在16世紀末的兩次失敗入侵外，它都保持着長久的和平。它自覺的將自己納入中國的藩屬國行列，先是明朝，接着是崛起的清朝，用朝貢的姿態，換取中華帝國政治上的承認與經濟上的支持。

李氏王朝在內部的社會結構與思想領域，甚至比中國還有着更強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中國尚且遭遇明清之變帶來的巨大衝擊，而朝鮮的文武兩班制、思想上的程朱理學，卻毫無挑戰。他們甚至曾經懷疑、不屑的打量着中國的變化，認定它已被野蠻的胡虜所侵犯，自己反而更是中華文明的繼承人。

這種穩定感與連續性，也使朝鮮更為封閉。不管中國、日本多麼試圖自我隔離，卻仍保留了廣州與長崎，作為與外界交流的窗口。但李氏朝鮮一個也沒有，中國是它唯一的知識、貿易交流之處，因而獲得了「隱士之國」（Hermit kingdom）的稱謂。當美國人、法國人先後試圖叩開通商、傳教的大門時，都遭遇了朝鮮固執的抵抗。而朝鮮也還有另一種迴轉的餘地，就是將所有協商的責任推卸給中國的總理衙門與北洋大臣。外來者對漢城（今稱首爾）的期待與威脅，必須先經過北京與天津。

這局面最終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所打破。19世紀中後期，日本被一種深刻的不安全所困，捲入維新運動，一心要富國強兵，並認定自己必須吞併朝鮮，以獲取更大的生存與安全空間。這第一步，就要先把朝鮮從中華帝國的朝貢體系中擺脱出來，讓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金玉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推入了一個動盪的政治生涯中。在少年時代，他與幾乎所有的朝鮮讀書人一樣，是在四書五經、理學、漢詩的薰陶中成長，並不知有外面的世界。幸運的是，在成年後，他遇到了朴珪壽、吳慶錫、劉鴻基等開明派文人。這些人依靠零星中文翻譯的西文書籍，還有中國人自己撰寫的《海國圖志》等作品，看到了一個陌生世界的浮現。

不過，真正塑造金玉均的，仍是來自日本的思想。尤其是，當他在1882年至1884年間三次訪問日本之後，不僅目睹了日本在維新之後取得的成就，更結識福澤諭吉。作為明治時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不僅擁有廣闊的讀者，還與政界、商界交往甚深。在他眼中，日本唯有擺脱中國的影響，全力擁抱西方，才是正確的道路。這種擺脱，甚至要以憎恨的方式表現——中國是一個腐朽、傲慢、自以為是的國家，它是亞洲進步的阻礙。

福澤諭吉隨即熱情支持金玉均，這種支持是1884年的「甲申政變」的重要動力。在這一年，33歲的金玉均與洪英植、朴永孝等幾位改革派，藉助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所率的日本兵力，發動政變。他們殺死了宮廷中六位親中派大臣，並將國王與王妃置於自己的保護之下。翌日，新掌權者們發布了「十四條政綱」，第一條即是廢除與清廷的朝貢關係，接下來則是模仿日本的近代化改革措施。

只持續了三天，政變就被迫收場。中國軍隊介入、日本撤回支持，都使孤立的改革派毫無辦法，金玉均、朴永孝匆忙逃往日本。流亡的滋味充滿苦澀，儘管有了福澤諭吉的支持，金玉均還是感到日本政府對他的漠視。他不僅要面對朝鮮政府派來的刺客，還要面對日本政府迫於壓力，將他流放至遠離本土的小笠原群島與北海道。

也是在孤獨、苦澀之中，金玉均開始重新思考朝鮮與中、日的關係。當他1894年決定前往上海時，腦中的東亞圖景已變成與朝鮮與中國、日本聯合的「三合主義」，朝鮮獨立與亞洲復興聯在一起。他甚至期待能見到李鴻章，以推銷自己的新理念。

命運預演

「東和洋行」的槍響兩天後，中國《申報》以《詳記高麗叛臣金玉均被刺事》為題刊登了報導，標題清晰反應了這份報紙的態度。報導稱，金與他的同僚在1884年「同謀作亂，幾致社稷陷危……大逆不道之人，人人得而誅之」。對於隨即被捕的刺客洪鐘宇，編輯們則充滿同情與仰慕：「相貌魁梧，衣服儒雅，言詞侃侃，略無懼容」。這也正是中國政府的一貫態度。在聽到這一消息後，天津的李鴻章與漢城的袁世凱都感到某種解脱。多年來，他們一直認定這個流亡者是三國之間諸多衝突的癥結，並多少相信金的死亡將給朝鮮帶來安定。

而在日本，輿論界的反應無比強烈，他們幾乎一致相信這是朝中合謀的產物，中國一貫的邪惡形象又加強了。中朝兩國對於死者的處理方式，又激發起新一輪的憤怒。金玉均的屍體被運回漢城後，又被追加了凌遲，它是對死者的極大侮辱。它進而演變成一樁國際新聞，5月的《紐約時報》，以整版報導了金玉均的事蹟。

他的死亡比他生前的思想與行動，更引起轟動。就像朴永孝為在碑文中所寫的，「抱非常之才，遇非常之時，無非常之功，有非常之死」。

很少有中國知識分子關注到這個朝鮮流亡者的死亡。此刻的康有為、梁啟超，正在北京參加甲午年的會試，中國的危機正深刻困擾著他們，卻找不到一種表達自己思考的途徑。當他們嘆息中國將失去朝鮮，卻沒意識到朝鮮知識分子對於中國的惡感。

很快，朝鮮危機最終引發了中日戰爭，而這些中國變革者們，也像10年前的金玉均，因為外部壓力、內部權力鬥爭，而獲得了一個短暫的展現機會。某種意義上，發生在1898年夏天北京的「百日維新」，就像1884年漢城「三日政變」的一個加長、變形版。他們也都是一群不掌握權力、更不了解權力的讀書人，多少有些幼稚與徒勞的努力。但是，歷史常常如此，若不是這些熾熱、單純之人的徒勞，歷史變革從不會發生。

金玉均等開化派的命運，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的預演。康梁也同樣流亡日本，也同樣感受到日本政府對他們從熱情到冷遇迅速轉變的態度。但比金玉均們幸運的是，中國的流亡者有廣闊的海外華人群體可以依賴。他們藉此獲得力量、金錢與道義上支持，從而建立起一個對抗北京的權力中心。他們自身也藉助這個網絡，變成了視野更為開闊、思想更為廣博的知識領袖。而不是像金玉均那樣，被流亡的孤立與無能所摧殘。你或許也可以說，死亡或許還拯救了金玉均，倘若他活着看到朝鮮逐漸被吞併入日本，該是另一種殘忍折磨，將徹底否定他青年時代的信念。

（許知遠，中國著名作家）

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 未經端傳媒編輯部授權，請勿轉載或複製，否則即為侵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