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嚴薔：韓戰電影《我的戰爭》，與中國意識形態失憶

幾周以來，中國大陸電影《我的戰爭》成為了中文互聯網熱議的話題。其上映之前發布的一則宣傳片廣為傳播，激起眾怒。在宣傳片中，一群「德藝雙馨」的大陸老戲骨們扮成參加過韓戰的志願軍老兵。他們到韓國旅遊，對着一臉疑惑的小導遊大肆炫耀：「我們不是第一次來首爾」、「那時候這裏還叫漢城」、「我們是扛着紅旗進來的」、「你去看一部新的電影就知道了」。

這部以當紅明星劉燁、王珞丹等人主演的韓戰主題電影，就這樣架上風口浪尖。攻擊者質疑用一場「侵略戰爭」來「傷害韓國人的感情」是否合適；辯護者則高舉愛國旗幟，認定「正義的戰爭」應當被銘記。

這類爭吵在互聯網上不斷發酵，你來我往。然而，這部主旋律影片與其宣傳片本身，有着超越此種後冷戰式意識形態的詭異之處。

「聯合國軍」拍攝的詭異主旋律

乍看起來，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影）出品，大牌明星聯袂出鏡，《我的戰爭》頗為「主旋律」。然而其製作、上映，都和我們傳統認識上的中共意識形態宣傳截然不同。這些不同，甚至使得很多「愛國青年」都感到不滿。

該片雖然講述主旋律的抗美援朝故事，然而製作班底，卻是徹徹底底的「聯合國軍」。導演彭順是香港人，早年以拍攝鬼片出名；特效班底來自韓國；多名編導人員來自泰國；而演員中又加入了台灣人楊祐寧，在片中操持一口台灣腔普通話。

當然，這樣「雜牌」的班底，在先前的幾場大片中也早已出現。2009年獻禮主旋律電影《建國大業》上映時，便有無數人指出，演員表中「外籍人士」（即移民海外的中國演員）佔據了快半壁江山。

和演員陣容同樣不像「國家隊」的，是影片的排片和宣傳。相比同檔期其他大片，《我的戰爭》的排期數量平平，票房收入也難稱佳績。宣傳則更為詭異，一方面是影片本身宣傳力度不佳，另一方面則是上述那條充滿爭議的、疑似外包團隊製作的宣傳片讓《我的戰爭》變成輿論焦點。以至於彭順要迅速出來撇清關係，說自己對該宣傳片並不知情。

多國團隊、疲弱排期、混亂宣傳，凡此種種，足以讓這部電影褪下「主旋律」的外衣。也許，這就只是一部為了快速過審，賺到快錢的商業片呢？在審查制度日益嚴苛的中國大陸，資本、導演和編劇都要頻繁面對無法過審的風險。投資拍攝一部「抗美援朝」主題的電影，自然是十二萬分的保險。有人猜測影片是否是為了回應韓國部署「薩德」系統，中韓交惡的政治任務，但看其開機時間，正處於中韓蜜月，朴槿惠參加北京大閲兵的2015年9月，又不像如此。很可能，這只是一部中國電影工業模式下稀鬆平常的商業片，因為題材、時間和宣傳片，而走到被批判的前台。

增量的荷爾蒙，與消失的政治性

面對《我的戰爭》，就連狂熱的中國民族主義者都有意見。

在很多民族主義者的影評中，《我的戰爭》最噁心之處，是「抹黑」志願軍的軍事素養──把志願軍描繪為一群靠人海衝鋒，沒有戰術配合，硬拼蠻幹的烏合之眾。如影片一開場，志願軍入朝的列車就遭到美軍伏擊，死傷慘重。批評者認為，這一幕足以反映導演的不知所謂。誰會光天化日之下用火車運兵而沒有掩護？美軍如何會專門在火車線附近埋伏炮兵陣地？

另一些人則批評《我的戰爭》抹黑志願軍的形象──除了開場的兵痞對白，貫穿全劇的三角戀關係之外，還看不到志願軍在中共傳統文宣中的優良作風。甚至有「自乾五」直接質疑導演，認為香港人根本不可能拍出理解中國歷史的電影。

後一種批評，比前一種更值得深思。如果我們帶上更多的「政治敏感」審視這部電影，我們會發現《我的戰爭》足以標榜歷史記憶的某種變化：中共自己製造的韓戰主旋律，消融在當代「抗美援朝」主旋律的再生產中。

《我的戰爭》號稱取材自巴金的小說《團圓》，劇情卻非常簡單：劉燁帶領的士兵進入朝鮮，遇上王珞丹帶領的文工團員，他們遇到了遭遇戰，在遭遇戰中爆發出男女感情……其中穿插著點綴般的兄弟情誼。簡單來說，電影只有兩條荷爾蒙「爆棚」的主線──喊打喊殺的戰爭畫面，與兒女情長的愛情故事。

巴金的《團圓》來自他參加慰問團，在韓戰一線「採風」的素材。1964年被改變拍成經典紅色電影《英雄兒女》，講述志願軍士兵王成犧牲後，志願軍某師的王政委，督促王成的妹妹王芳將哥哥的事跡傳唱，結果發現王芳是自己當年在上海參與地下工作時被工人收養的女兒。故事以父親、養父和女兒在朝鮮戰場上相認結束。

從《團圓》到《英雄兒女》，中共力推的韓戰故事敘事重點，並不是志願軍如何奮勇殺敵，而是「如何把英雄的故事說好，如何讓英雄不朽」。其中的主角是冷靜、沉著的王政委，和努力抑制悲痛，將親人的事跡政治化，再加以傳唱的少女王芳。如果說這是一類「洗腦」文宣的話，個人如何和黨、國家、毛澤東的政治要求結合起來，就是其中最重要的「教化」主題。

然而到了今天，在《我的戰爭》裏，《團圓》和《英雄兒女》的影子整個兒消失了。甚至也沒有人──無論是抨擊的還是支持的，去追問巴金的小說和今天這齣電影是否真的有關。

《團圓》中的王政委、王成、王芳，都是政治性極強，試圖壓抑個人感情的革命形象；而《我的戰爭》則從頭到尾看不見5、60年代文宣中最為突出的「朝鮮人民」、「共產主義」和「毛主席」。劉燁飾演的角色只說「兄弟」而少說「同志」，理想也僅僅是「殺進敵人師部」。這些安排，顯然不是召喚「抗美援朝」的幽靈，而是直接滿足在場觀眾的要求──大場面、熱血、荷爾蒙。

誰會願意花錢在影院裏看一齣《英雄兒女》式的，主角是政治委員，主旨在於灌輸政治理念的電影呢？誰會願意在今天還聽到50年代的角色，口中蹦出「朝鮮人民」和「毛主席萬歲」呢？很多人雖然批判《我的戰爭》不符合戰爭史實，對這些潛移默化的「篡改歷史」，卻恐怕不會有太大意見。中共最講的政治性，居然在我們時代主題最似主旋律的大片中，主動地消失了。

意識形態的虛無戰爭

韓戰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在金正恩頻繁核試的今天，我們似乎又回憶起決定半島局面的韓戰，似乎有必要清算韓戰的歷史責任，分出個正義與邪惡。無論是《我的戰爭》還是其反對者，往往在這種爭執中相持不下。

然而，《我的戰爭》及其衍生出的爭論，其實也是中共自身的歷史內戰。

中共的意識形態，從頭到尾都不是鐵板一塊的。舶來的馬克思主義、列寧黨組織，如何和中國的實際結合，從來都是中共頭疼的問題。在二十世紀初的工農運動中，彭湃、李立三和劉少奇這樣的中共領導人，就各自使用不同的道路。

如歷史學家裴宜理（Elizabeth Perry）在《安源》一書中指出的，李立三在萍鄉安源礦工中使用哥老會和民間迷信的方式進行動員，而劉則更教條，強調黨的紀律和規範。其結果是：響應李立三共產主義號召的礦工，未必真的理解共產主義信條，但卻實現了工會、工人俱樂部、自主經濟等一系列工人運動成果；而劉少奇按照馬克思主義進行組織接管，卻又讓安源的工人運動遇上了極大的困難。

如果說《我的戰爭》意味著某種中共主旋律的話，那麼這段主旋律大概是李立三路線的勝利──讓人們記住中共是好的，馬克思是好的，但卻不用他們知道什麼是共產主義。《我的戰爭》從編劇到拍攝無不指向年輕人，似乎是在告訴他們：韓戰是好的，但是你不需要知道中國為什麼捲入韓戰。

而在歷史上，「抗美援朝」的意義並非鐵板一塊。中共既將之視為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象徵大加歌頌，在教科書裏描寫中朝軍民魚水之情；也無不以此宣傳新中國戰勝美國，「中國人站起來了」的民族主義。兩種意圖，其實完全可以相互齟齬，尤其是在朝鮮成為金家獨裁統治，經濟一塌糊塗的今天。近年來火熱的中國愛國動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把朝鮮戰爭視為兩家「棒子」鬥毆而起，極力嘲諷朝鮮人作為蘇聯代理人的角色，但又高度頌揚其中的中國軍人為了國家強大而奉獻犧牲的精神。

諸如《那兔》這樣描寫韓戰的主旋律文化產品，似乎可以不等意識形態對手出招，就自行了斷數十年來的意識形態糾結，在商業時代另闢蹊徑，走得不亦樂乎。而到了如今，面對輿論對《我的戰爭》的圍剿，連軍報也開始撰文為之辯護。

於是，在《我的戰爭》上映前後，我們看到了這個時代最弔詭的畫面──一眾官方媒體，將連很多「五毛」都嫌棄的商業大片，視作意識形態戰爭的前沿利劍，為之保駕護航。而這把劍一出鞘，「抗美援朝」本身曾經具有的些許意義，也就要從鴨綠江邊的紀念碑上滾落下來。

（嚴薔，人類學學徒，暫居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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