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杭州 G20：盛世大國與消失的社會

1949 年，毛澤東在著名社論《別了，司徒雷登》中，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離開作為象徵，宣告美國對華政策的全面失敗。大概只有少數杭州人知道：司徒雷登 1876 年出生在杭州，講一口流利的杭州話。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 尼克森）訪華，開始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及中國重返國際舞台的序幕。除了北京、上海這些中國最重要的城市外，中方特意安排了尼克遜在杭州停留一天。

2016 年，當年尼克遜乘坐過的紅旗汽車亮相杭州蕭山機場，迎接 9 月在杭州的 G20 峰會。這是中國首次作為東道主舉辦 G20 會議，也是杭州首次承辦如此級別的峰會。

杭州在中國外交史上的象徵意義令人玩味。從 1949 到重返國際舞台，到成為世界秩序的重要決策者，這座城市所勾起的聯繫，都象徵著中國政府的外交勝利。

然而，「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的杭州，在一次次的外交會議中，不過是一個空曠的舞台，承載著上演時代劇目的人們。

空城杭州與國家的面子

在舞台幕後，國家層面的歷史敘述之外，值得注意政府如何治理杭州社會，為這次會議做準備。這些準備值得被記錄下來，而其意義並不亞於 G20 峰會本身──非常事件突出展現了政府權力在中國社會中如何運作、民眾和政府間的權力關係如何展開。

早幾個月前，杭州主城區的街道就開始整頓，兩邊的房屋重新粉飾，路面全部施工都在9月前停止；杭州周邊工廠停工以預防污染，為 G20 創造藍天；浙江省內的快遞早在8月以來就被嚴格控制，給杭州的電子商務和快遞業造成嚴重影響與限制；事業單位於9月初放假，各大高校推遲開學； G20 期間，杭州市民在浙江省內旅遊景點免費或打折，遠至安徽黃山和貴州的部分景區也有相應折扣。

在杭州，許多外來務工人員被遣返，出租房空置；會議封鎖區附近的小型店鋪全部關門，只形式性發放少量補償。這一切都以 G20 峰會安保為由，要求市民無條件執行。政府雖然沒有強制所有市民離開，但用盡各種手段使作為東道主的杭州人不要待在這裏。9月初的杭州彷彿一座空城。更為重要的是，許多這些遣返和限制，並沒有明文規定或依法可循，但人們在遭遇暴力機關的要求時，只有順從。

這一切的面子工程究竟為了什麼，其實很難說清。是為了取悅領導？是為了體現杭州的美好？還是害怕人們的騷亂？杭州市民們猜不透。這些行政手段，體現了威權政府的國家主義──維護國家顏面而犧牲社會利益以及公民的私人權利。許多弱勢群體，如外來務工人員的權益，無人去保護，只能為了一場盛會的表演，被迫犧牲。更有來自新疆和西藏的人，由於他們的出身而被嚴格管控，他們開的餐廳被關門。

G20 開幕前後，杭州的大街上隨處可見警察。火車站，公交車和大型公共場所的安保極為嚴格。大量裝甲車出現在杭州的主要街道，一片草木皆兵之勢，如臨大敵。這一切彷彿使杭州來到戒嚴時期。誰又能把這樣的情形，和滿大街的標語「杭州歡迎你」，以及那些溫柔優美的杭州宣傳片聯繫在一起？在西湖景區附近的居民，在家不能用明火煮食，公安局統一按身分證配送三餐，而外面卻是荷槍實彈的警察，遙遠地和「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封建專制相呼應。

在一個思維本位不在社會的國家，此番作為似乎情理之中。然而，杭州的社會卻則出人意料地不介意犧牲，反而看似一片歡樂景象。

封鎖的西湖，狂歡的杭州人

G20 對絕大多數杭州人而言，就是一場「杭兒風」。這是杭州話的一句俗語，指在杭州刮起的潮流，人們趨之若鶩的熱門事件。如某一家新開的餐廳好吃，流行開來，大家跟風去吃，便是典型的「杭兒風」。這個詞早已存在，而社交媒體，尤其是微信廣泛使用之後就愈演愈烈，象征著一場又一場的集體狂歡。

最近的一場「杭兒風」狂歡，源自西湖8月20日到9月1日部分封閉，和9月1日至7日的全面封鎖。杭州市民們趁封鎖前，感受沒有機動車的西湖周邊，在馬路上「凹造型」並拍照留念，瘋傳微信朋友圈。

另外一件「杭兒風」則是大量警察出現在主要街口站崗。其陣勢不禁讓我聯想起電影中民國時期的租界。但杭州人並沒有在意這點。很多「顏值高」（長相英俊）的年輕男警察被拍，女巡警也被媒體大肆報道。人們把照片傳到微信上，瘋狂轉發並持續關注 。大家在朋友圈裏愉快地消費著 G20 的種種周邊。而在這歡樂之中，卻可看到一種恐怖。

這些充滿活力的市民活動，掩蓋了許多人的不滿。那些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們，那些外來務工人員、那些小攤販的損失，也在歡聲笑語中被漠視。微信上、公共場域裏，人們看不到不滿，只有眾人跟風拍照；沒有批評政府的聲音，只有抒發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

歌功頌德和哀聲載道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以至於哪種聲音更為真實和響亮，都難以辨認。由於公共平台中言論不能自由表達，社會也難以接受多樣看法的共存。反感 G20 者斥其為一場面子工程，於民無益；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一切都於己相關而願意奉獻。前者斥責後者虛偽盲目愛國，後者則批評前者自私自利道德低下。社會的豐富在輿論中並沒有被包容，而是極力抗衡並強調己方的觀點正確而彼者錯誤。各式各樣的意見都在斷裂，彼此排斥，難以和平共處。

多樣的社會聲音在公共場域中被選擇性表達或漠視的同時，政府在 G20 的作為也極具戲劇性。黨組織在杭州全市範圍內組織黨員去填充那些封鎖的區域，比如讓他們去逛西湖，去準備回答外國記者的問題，不讓杭州看起來空蕩。黨員被訓練成演員。

這樣一來，封鎖西湖的安保因素倒是其次，重點在於把設計好的中國展示給世界，把中國社會藏起來。西湖倒是在這一刻，應了魯迅 1925 年寫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的話：它「不過在戲臺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這些做法一經揭示，便看似鬧劇。無論它多荒誕，卻是許多杭州人的親身體會。但又有多少人會覺得這理所當然，又有多少人覺得這是悲哀呢？G20 的召開，對許多受影響的人無疑是個悲劇，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裏，或許是一出不意外的喜劇。那些無價值的面子工程，已經為許多人所習慣，不願把它撕破──因為他們也沉醉在這些虛榮裏面，不以為這是假象。

社會消失，雷峰塔重建

G20 帶來的虛榮，源自「中國崛起論」於新世紀初在西方發酵。08 年奧運會及金融風暴後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從提出「中國夢」，到 G20 在中國召開，一系列的時代進程似乎都印證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論調。從冷戰時的對立，到冷戰後的參與、順從，到如今在國際舞台上的強勢姿態，我們看到國家以及國家掌握的資本的威力。這頭被西方帝國主義敲醒的「東方雄獅」經歷了「百年恥辱」，而這「千年未有之變局」會以中國重新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而落幕嗎？

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全盤西化」一路走來，今天的「北京模式」，以國家引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加之維穩至上的政治目標，被用來與民主政體相提並論。國家所取得的國際地位和成就，充斥著公共話語，也充斥在人們對中國和世界的理解之中，各式的詞彙紛繁複雜，無需贅述。但這段歷史敘事中，中國的社會消失了。

不從國家的角度，也不從經濟的角度看到的中國，又是什麼樣呢？G20 峰會給不了人們答案。我們從杭州準備 G20 的種種情形就可見一斑：這場「盛會」背後，中國社會已經喪失了它的獨立性，失去了它的語言，依附於國家。

國家的盛世以壓制著社會為代價，彷彿西湖邊上鎮壓著白娘子的雷峰塔。

雷峰塔是杭州西湖的一座古塔，1924年倒塌。魯迅在1924和25年連寫兩篇雜文，評論這一事件。第一篇講述雷峰塔倒掉的象徵意義：強權的壓迫（雷峰塔壓迫白娘子的愛情）終有一日要倒掉的，自由美好的白娘子將得到解放。

而在《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中，魯迅說，很多人覺得「西湖十景」中少了一景，不夠圓滿了。他批評說，中國人都有「十景病」──好面子，好大喜功。

杭州市政府在1999年重建雷峰塔，要是魯迅知道，一定會覺得不出意料之外。因為塔的倒塌不代表舊思想消亡，更不代表壓迫結束。人們只想有更好的塔去代替，為了補全「西湖十景」的虛榮。

如今的中國社會，彷彿壓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更有甚者，社會接受這樣的囚禁，並不以此為不幸，在盛世中，自己都忘卻了那些無處訴說，被迫付出的代價。

果然，雷峰塔在倒塌78年後重建，西湖十景又圓滿了，並在老十景之上創製了新十景。「十景病」在如今經濟繁榮的時代更為猖獗，依然是好大喜功和追逐表面的繁華。G20 也是如此。

為了迎接 G20 的到來，西湖風景區在夜晚採用了全新的照明設備。雷峰塔的燈光映照著盛世的昌明。但只有國家層面的中國，在聚光燈下被表現、被評判、被稱讚。而這個國家之下由每個個體組成的社會，並沒有得到關注。當 G20 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杭州這座城市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聽起來更像是嘲諷。如果天堂真是如此，這天堂也是被鎖起來的，只有特定的人可以去。而為了這天堂，人間卻只能承受。

G20 在杭州的悲哀在於：盛世的代價被遺忘。雷峰塔倒了一次，又建了起來，建得比過去更大更輝煌。彷彿過去的破爛是一種恥辱，雪恥的方式是更強大的塔。只是沒人清楚，為何還有建立的必要，為何繼續壓著白娘子？「莫非他造塔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麼？」

（徐大山，生於杭州，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