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劉紹麟:橋與家,香港的屬性轉變

九七後,沒有多少人願意將自己的家園視為救生艇,隨便哪個遇險的人也可以上來待一段時間,這是重大的轉折。
家不是橋或救生艇,而是幾代人的生活空間,必然要用較長的視野來看待。

筆者上篇文章探討了為香港劃界的困難,這篇將延續討論。這兩篇文章嘗試將現在的「本土/一國」對立,放在更寛的平面上來看,以理解不同立場的貢獻與盲點。要討論香港的界線問題,就要回到香港的屬性、香港是怎樣一回事的問題上來講。唯其如此,才能建立一些指導性的原則,來思考香港界線的問題。

要談香港的屬性,就要分清,是在談過往的香港,還是心目中期望未來的香港。現在不同立場針鋒相對,其中一個原因是混淆了到底是在談哪一部分,要保衛哪一個香港。包括筆者在內,也覺得過往香港有一些特色值得留戀,但如果這些東西與我們期望的遠像有衝突,這又要怎麼辦呢?

香港現正落在這個兩難局面中。表面現象是很多激烈鬥爭,但筆者看到的卻是這個社會痛苦地掙扎著要往哪裏走。筆者並不認為是某批人「搞亂香港」或另一批人「出賣香港」,只是在既有「本土/一國」、「民主/極權」等等的二元對立框架裏,難以搭建溝通互諒的空間。

下文提出「橋」與「家」的比喻,期望以此來梳理過往與現在香港的不同屬性,並突出香港作為「家」的屬性,以此建立各個群體溝通的基礎。

橋與救生艇──香港的過渡性

先談過往的香港。已故陸鴻基教授曾說,過往的香港是一座橋,人來人往,透過香港來達到心中所想所求。無論說香港是溝通東西方的大門、是西方進入中國的橋頭堡、是中國的窗口,這些講法都是說,香港是過渡性的,是一個工具,不是目標。

在橋以外,筆者認為對過往香港的另一個適切比喻,就是救生艇。過往諸色人等,從19世紀太平天國的洪仁玕、20世紀初的前清太史、1949年以後避共來港的國民黨背境人士、上海來港的移民資本家,南來學人、逃避國內政治運動與饑荒的內地人,以至越南船民、南亞難民,都是以香港作為救生艇。但無論是橋或救生艇,都是一種過渡的特性。沒多少人會以橋為家,大家達到目的便會離開,就如當救生艇遇到陸地或搜救隊時,大家便高興地告別救生艇了。

弔詭的是,這種過渡性造就了很多我們覺得可愛的特色。說香港多元、自由、靈活多變、有創意等等,多少都源於此。例如越南船民帶來的越式餐廳,隨著上海資本家而來的上海食館、澡堂,印度、尼泊爾人帶來的風味美食等。到中上環走一趟,各種文化景觀並列,猶太教堂、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文武廟等,就在十數分鐘步行距離之內並存。

1960至80年代的香港音樂創作,大量吸收外地元素,拼貼出一幅精彩的圖畫,如薰妮的《每當變幻時》、潘秀瓊的《梭羅河之戀》,以至林子祥的《美麗小姑娘》,便是包含日本、印尼以至俄羅斯的音樂。如果說七八十年代是音樂創作的高峰期,則這個高峰期的不少作品都是這樣調配出來的。香港的茶餐廳,特別是筆者認為最能體現多元混雜風格的叉燒湯意粉,就說明了這種不拘泥於「正宗」,將不同元素湊合創作出新東西的精神。

過渡性的狀態,亦影響群體的成員怎樣看自己與群體的關係。這狀態下群體對個人的要求不多,成員不覺得要犧牲自己成全這個群體,或是保護群體的其他人。在這種處境說「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應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簡直是開玩笑。群體成員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便逃跑,亦不會覺得要跟其他成員分享勞動成果。

過往筆者還以為只是既得利益者才是這樣,但近這一年的退保討論,出現「點解要黃之鋒養阿叻」(為何要新一代供養享盡了香港經濟起飛機遇的上一代)之說,點出了同屬「香港的」身份,不足以鼓勵成員保護他們看不過眼的其他香港人。

這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在橋上,其他人都只是像你和我一樣的過客,沒必要為他人犧牲自己的利益。這種不講集體主義的狀態,也可說是某種意義下的自由;但亦正是缺乏「大我」的概念,以至難以協調不同的意見。

這種多元風格的特性,對香港思考模式也有影響,其中一項就是香港人「醒目」、實際、「識轉彎」。陳冠中在其《我這一代香港人》提到,一個香港的道具工匠,替外國在港的攝製人員製成了一張拍攝用的椅子,外國製作人不收貨,因為認為椅子根本未造好,而香港道具工匠就認為已完成了,因為未造好的部分不會入鏡,不造也沒問題。這是是外國製作公司太高要求,還是香港工匠太隨便?這種靈活機變、但求「搞掂」(弄好)的態度,是否能產生出德國工程師、日本匠人的精準工藝?這種態度,追溯上去就是缺乏一種建立更長遠體系的視野。但在過往的香港,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借來的空間下、在過渡性的狀態中,難望遠景,短期行為成為習以為常的思考模式。

戰後至九七的獨特空間

這種鬆散結連的狀態,是連串政經角力與計算的結果。二次大戰前的英國殖民地政府,深明在施政上過於有為的話,將激起民間的反抗,是以政府一直有意識地減少對民間的干預,從而減低民間可能產生的不滿。日本殖民管治台灣時,推行大規模的社會改革,要將台灣人同化,在其管治後期,甚至強迫台灣人拜日本的神祗、取日本名字等等。英國管治者不搞這一套,以至如一夫多妻制等封建東西,也延續到戰後。

到20世紀60年代以後,政府對香港社會的主動塑造是多了,但香港沒有出現諸如50至70年代的台灣國民黨政府,進行各方面的管控;或如新加坡李光耀政府那般,進行巨大而全方位的社會改造工程。因著港英政府主動限制自身角色,民間的空間相對較大。此外,港英政府也面對中國與美國的壓力,要小心翼翼,不要太開罪中國,也不能開罪美國這盟友,於是只能監察共產黨及國民黨在港的運作和影響,而不能杜絕。

政府當然不是不管,而是沒有像其他地方般管得那麼嚴厲、那麼全方位罷了。最終誰可過橋、誰能上救生艇,仍是政府作最終仲裁人。所以中共和國民黨的力量,受監控下也可留在香港,但前蘇聯機構打算在港購下物業,便不能容忍了。越南船民雖不受香港人歡迎,但英國也要求香港人接受;其他如抵壘政策、單程證、容許美國資助的出版社在港活動、容許中資機構在港辦出版,都是由當時的港英政府拍板,並承擔所引起的政治壓力。

一個英式的殖民地管治,一個在中國眼中仍然有利的「現狀」,再加上一群來自各方的避難者,造就了這個意外產生的空間。國民黨共產黨、歐風美雨、封建殘餘、傳統瑰寶等,都可在香港存在。政府似乎都很克制,社會看來有點自由,且百花齊放。

但這是過往的情況,這種狀態在將來能繼續下去、要繼續下去嗎?

建立正宗的過程

九七後,宗主國走了、過往的「仲裁者」不復存在了,產生戰後至九七年間香港獨特空間的地區格局已然消失了。橋上仍然人來人往,但在這條橋上,已出現了幾代以此為家的人。沒有多少人願意將自己的家園視為救生艇,隨便哪個遇險的人也可以上來待一段時間,這是影響深遠的重大轉折。

只要萌生「家」的觀念,最終也要在「救生艇」與「家」之間取捨,始終都要凝聚起某些中心、訂定某些界線、主導思想等。基督教初期教會的一批熱心信徒,發展起來後也要訂定何謂「正統」與「異端」,成為有規章有制度的緊密的群體。但問題是,有了「正宗」,就自然產生「不正宗」、「異端」,後者將在建立正宗的過程中被篩走、被邊緣化,這都是建立正統的代價。

港式茶餐廳的歷程,正好反映現在「界定香港」的處境。十多年前一位內地朋友問筆者找好吃的,想知哪家香港茶餐廳才「最正宗」,我當時的回答是:「茶餐廳的精粹,是各種地方的東西也可以納入來,但又每樣東西也不大正宗。例如港式奶茶便和英國奶茶很不同;港式法蘭西多,應該和法國的很不同。我明白你們會說正宗北京菜,正宗四川口味,但我想不到怎樣的茶餐廳才算正宗。」

但十多年後的今天,已不只一家連鎖茶餐廳宣稱自己是正宗了,「正宗港式奶茶」便早已出現。姑勿論他們怎樣界定「正宗」,但茶餐廳要向「建立正宗」的方向走,就是嘗試在混雜模糊中,提煉出一種「香港特性」,清楚地呈現出來。這與早期基督教徒建立正統信仰,本質上是相同的。而在這過程中,不管是雲南米線或是意大利薄餅,總會有一些東西要被視為「不正宗」而被篩走。

這個過程不是近十年才出現,而是一個歷時數十年的社會變遷,而且仍在進行中。例如已有論者提過,40年前的香港,在城市裏還可隨處聽到潮州話、客家話、上海話、鶴佬話。在那個年代,南洋華僑、金山阿伯、鶴佬人、順德媽姐、山東差等的族群,仍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到了今天,這些不同的元素都被篩走了。在語言上以廣府話為正宗,鶴佬話便被看成不那麼正宗了,這是否一種對少數群體的壓迫?香港現在的挑戰,就是建立「正宗茶餐廳」路上的掙扎。

茶餐廳與方言群,在部分人心目中未必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在走向一個更緊密群體的過程裏,往往牽涉對個人更廣泛的宰制。當然,這過程可以透過遊說服、利誘等吸納異見者,但事情黑暗的一面,往往是排除異己、打扁不聽話的人、洗腦等東西。所差者恐怕只是手段是否高明,做得漂亮一點、難看一點而已。

新加坡就是最佳例子,自20世紀60年代起,新加坡的執政者很清楚人民要能安居,才能建立起對國家的認同感,並願意拿起武器保護這個家。他們建公營房屋不單是解決房屋問題,更是維持政治穩定和國家生存。建公營房屋是建設「大我」歷程中的大事,現在看來是好事,但要多強大的集權政府、掃平多少反對聲音,才可使政令通行,完成龐大的建設工程?

要數百萬人向著同一方向前進,不同形式的宰制恐怕是在所難免的。正如筆者之前提過,如果香港獨立建國,首要是進行國民教育,灌輸「愛港意識」,並排走(至少是監控)各式大中華傾向強烈的群體。宰制的來源不只是沒有民主,而是當自己和身邊的人緊緊地結成一個群體,群體就會對人有要求,而這些要求未必全都是自己喜歡或認同的。

香港走向一個更凝聚的群體,不是本土派首先提出,也不是近十年才開始,而是漫長的社會發展使然。事情已開始了半個世紀以上,而且還會繼續,今日本土派所提者,只是一種推到極致的版本而已。從這個角度看,即使一些人(包括筆者在內)對部分本土派訴求及行徑不以為然,但其大方向也是向著建立一個有更清楚界線的香港走,這難道不是相當一部分香港人(即使不滿本土派)的期望嗎?但這進路將會犧牲不少我們現在珍視的東西,反過來破壞了「家」,這亦是一些人不滿本土派的原因。這似乎是個難以疏解的兩難局面:既要凝聚、建立界線,亦希望保留現在珍視的東西。

長線規劃建設家園

從現在香港兩極化的情況來看,這似乎是難以疏解的,但其實這個困境是源於我們只看到「家」的某些屬性。從「家」的其他一些屬性來看,或能有一些亮光。首先,「家」必然存在著不同的成員,家之所以能夠維持,就是靠成員們能從不同中協商出共同方向;第二是,「家」是長線存在的,建立「家」不是短期行為,而是長線規劃。

在家裏,祖父母、父母、子女,不同世代、不同位置,先天地便是不同的思考方式。既然成員之間存在著不同,則只要不想這家散掉的話,便只能用一種「最大公因數」的方式來看待各個成員的差異。只要仍想這個家長治久安,就不能狠狠地將與自己不同的元素都剷除掉,否則只會留下更多不安定的種子。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在差別中尋找合一(unity in diversity)。

在今天的政治氣氛中,這當然是不中聽的。尋求合一,勢必要放棄很多自己堅持的立場,將有很多妥協。但正如任何家庭的運作一樣,為了集體著想,從來都是在各種訴求之間尋求平衡,在妥協中尋找大概可行的共同方向。能在這鋼線上慢慢前進,已是上好。因為事情很容易跌進情緒化的排外,或是在各個方向各種訴求之間裹足不前,像現時一樣。

家不是橋或救生艇,而是幾代人的生活空間,必然要用較長的視野來看待。短期行為的思考模式,是過往香港過渡性狀態下的處境使然,而現在真要想建設自家的時候,就要想怎樣才是更長遠地建設家的方案了。其涉及的課題很多,例如怎樣建立香港足以自立自存的經濟體系?奈何這些都不是現在討論的焦點。現時流行曇花一現的活動、訴求,在媒體上熱了一回,在社會上留下什麼可持續的東西?這正正與建設「家」背道而馳,只是承襲了過往香港一直的短期行為思考模式。

經歷四九以後大半個世紀的發展,香港人已不再視這裏為過救生艇,而是以家的角度來看這裏,惟這種「家」的觀念還有待完善。有待深化的是,要明白家裏成員必然存在著差異,需以一種「最大公因數」的進路,而非突顯族群矛盾的進路來對待其他成員。

建設家園必然是長線的事情,而非「贏咗場交,輸咗個家」。明乎此,思考的時候就應從大局,從長線的角度看,而非只看局部的、短線的事情。當共同接受「家」這個大傘,才有空間理解其他聲音在說什麼,按捺住當下的怒氣怨氣,開始溝通。

(劉紹麟,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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