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報資深記者成希涉嫌強姦女實習生事件，在6月的末尾震怒了中國媒體圈。實習生小卉（化名）和朋友們通過微博爆料，其遭到自己的實習老師、資深南方日報記者成某的「誘姦」。事件發酵短短三天，通過各種媒體和女權組織的努力，警方已展開調查並將成某刑拘。一些媒體圈女新手透露自己也曾遭遇類似事件，不少媒體工作者也實名或匿名表示：不少南方系資深男記者喜歡以「睡女實習生」為消遣。
女性在職場中遇到的性暴力，涵蓋情節輕微的性騷擾，和性質惡劣的強姦。性暴力的本質，是男女兩性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基礎上，男性違背女性意願，向女性施加性支配和性剝削。在性暴力的過程裏，男性往往不尊重女性意願，只把她們看成發泄、投射性慾的對象。
性暴力的熟人背景
性暴力容易被想象為只會發生在陌生人之間的事，但實際上，許多性暴力案件都發生在熟人之間。這些性騷擾更加隱蔽，也更能體現滲透在熟人關係網絡裏的，令人無奈的不平等權力關係。有時，關係網絡中的旁觀者不僅不會對受害者施以援手，甚至會譴責受害者。例如台灣電影《不能說的夏天》就描寫了大學教授對其多名女學生進行性侵害的真實事件。其中一名女學生對教授提出控告後，她受到其他同學的指責，指責她的同學裏，還包括了同樣被教授性侵害的其她學生。
南方日報性侵案中，當事女實習生在接受女權組織「新媒體女性」獨家採訪時表示，「我以為強姦都是在街上，黑漆漆的，跑出一個陌生人把你抓了，要有暴力，打暈你啊，拿刀逼你啊。強姦不是這樣嗎？我這樣情況的，算強姦嗎？可是我要說，我真的是不願意的，我不願意。是他強來的。」
熟人之間的性暴力也很難判定性質。不久前的「大新聞」早已經被公眾遺忘：大陸明星柳岩在作為伴娘參加明星朋友婚禮時遭遇了「婚鬧」——數名男明星嘗試把她扔進水裏。結果是柳岩在事後發布了一個道歉視頻，表示自己當時雖然受到驚嚇，但是其實「還好」。這句「還好」，把在熟人之間、在友誼名義之下可能存在的冒犯、性騷擾一筆勾銷，也阻止了我們進一步探討，男性要如何在社會交往中尊重女性自主性。
中國性暴力：污名和冷漠
放在不平等的社會結構中，就不難理解性騷擾當中的性別化機制，以及在這種不平等的機制下被性騷擾者（絕大多數為女性）的無力與無奈。
首先，在中國當前的文化環境中，女性獲得性知識的途徑、空間非常有限，鼓勵女性實踐性、探索性的文化力量還很微弱。大部分女性一旦遇到性騷擾，常常會陷入慌張、無助：自己沒有足夠的知識儲備，去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沒有人可以傾訴，也沒有辦法處理。更弔詭的情況是，在目前鼓吹性自由、性解放的流行話語裏，這些女性的反應還會被認識是「保守的」和「小題大做」。
其次，在目前中國的法律實踐中，性別暴力一旦發生，受害者沒有足夠的法律或行政途徑去申訴，去獲得保護或賠償。曾經因為反性騷擾行動而被刑事拘留的女權主義者鄭楚然曾經表示，在看守所有預審民警聲稱，他們拘留的強姦犯，大部分都是被「那些女人」冤枉的。她還記得，有民警對她說過「你說穿着牛仔褲的女子怎麼就輕鬆脱了下來。」
遭遇更普遍的職場性騷擾的當事人，也同樣難以找到法律途徑去申訴。現已被迫關閉的勞工機構「深圳手牽手工友活動中心」就曾在2013年指出：7成受訪女工曾經遭遇過性騷擾。一名中年女工日以繼夜地，受到來自同廠男性的短信性騷擾。她一年報警7次想要停止這種精神壓迫，但是警方除了「換號碼」這一建議之外，無法為她提供任何別的建議或幫助。
在推崇原子化個人生活方式的社會中，公眾場合發生的性暴力，也難以獲得圍觀者的幫助。幾個月前，北京和頤酒店發生一起女子被男子襲擊的事件。事件被受害者在微博上曝光後，迅速在社交媒體中刷屏。大多數女性表達了她們對公共安全的憂慮。每當發生這種暴力事件，主流媒體只能瘋狂發布《女性防狼自救秘籍》，但無法從根本上提出改善公共空間安全的辦法。
在輿論層面，遭遇性暴力的女性，也難以在不損害自己名譽的情況下將事情曝光。我們所處的情況常常是，一旦有性暴力事件曝光，輿論的第一反應通常是「她活該」：她太性感漂亮，她對身邊的異性作出了類似誘惑的行為，她獨自出門而沒有找一位男性保護，她沒有以死相逼來反抗。
而當性暴力受害者是男性時，他就會遭遇另一種層面上的羞辱：他的「男性氣質」被性侵害折損。被強姦、被性騷擾的他將被輿論「安置」在「女性的、被動的、受害的」角色中，針對男同性戀者的污名，也會讓受到來自同性性騷擾的男性更加感到屈辱。同樣，輿論似乎很少關注女性受到女性的性暴力。這也和男權社會結構下，女性被認為是「無性」的人有關。
堅持女性自主權力
對性暴力的討論一直存在於女權主義運動中。比較廣泛認同的性暴力定義是：「違背他人意願實施的與性有關的侵權行為。」在這個定義中，受害者的主觀感覺，是判定性暴力的一個重要因素。
有些人反對這項定義，他們以為，這一概念會帶來「本來玩得好好的，突然一變臉指控我，我就被定了罪」的簡單粗暴指控。但實際情況不是這樣。例如針對職場性騷擾，國內外都已經出現了很多成熟的治理方案：在職場內成立防止性騷擾委員會，通過投訴、調查、判定、教育等程序改善難以言說的職場性騷擾問題。
女權主義理念裏有一句很有趣的話：「婦女的一切決定都是對的。」這裏的「對」，並不代表她的做法是理性的、或者是「正確的、正義的」，而是指每一種選擇背後，都和她所能獲取的信息、資源相關，都和她所處的社會結構勾聯。
上面提及的柳岩事件，無論她在道歉視頻中如何評價這次事件，她都在做對自己來說最舒服的選擇。作為女權主義者，我們不去評判一個個體的選擇是好是壞；但理解一個個體在具體情境中所做的選擇，並不意味着我們止步於此，不再去討論集體層面的、公共領域中的性別不平等，以及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所營造的對女性的敵意環境。
作為女權倡導者，我們的任務是從這些熱點事件中，拆解出可以幫助公眾理解性暴力的元素——性暴力問題之所以是一個社會問題，而非一般人身安全問題，也非性愉悅角色扮演問題，是因為人處於社會結構當中，受到社會關係的影響。在柳岩事件中，她如果選擇表示自己反感這一場婚鬧，就可能失去了和這群伴郎們的友誼、失去了合約公司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往後在娛樂圈的上升空間。
性騷擾和性暴力，不僅僅是受害者的身體被違背意願地撫摸那麼簡單，它也常常代表了在恐懼性、污名性的社會氛圍中，受害者既要維持她日常生活圈子不崩塌，也要走出屈辱感的艱難。
蕩婦與良婦
有一種思路認為，反性暴力行動將會導致性污名化的加劇，從而阻礙了人類性解放的進程。持這種觀點的人，經常在公共辯論中宣稱女權主義者有反性、污名性的傾向。這些辯論被命名為「良婦派」和「蕩婦派」的對陣。
「蕩婦派」認為：「良婦派」看不得性的解放和女人獲取性的愉悅（因為即便在被強姦、被騷擾的情境下女性也有可能獲得性愉悅）。而呼籲國家出台公共政策來保護女性，很可能會加強國家對個人的監視和束縛，也有可能進一步加劇「女性是弱者」的本質化想象。這種論述提醒了我們，任何一種主義都不能自滿，女權主義者在反性騷擾的過程中，也常同步進行對「性賦權」的工作。這些討論也告誡着女權主義者不要遺忘爭取性權利和多元性的表達。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蕩婦派」說法的侷限：一方面，在目前中國的情境下，「性騷擾」、「強姦」這些詞語還是一個敏感詞、一個不可隨意談論的詞。反性暴力的話語與行動，本身就具有為性去污名，呼籲人們大膽談論性的色彩。現在不少國內網站的後台編輯規範中，還存在很多不能預料的「禁用詞」——有時候，如果你編輯的文章中出現「性騷擾」、「強姦」等詞彙，後台機器會自動把這類詞語後面的文字全部屏蔽掉。
其實在實踐層面，反性暴力的行動與性解放事業並不衝突。2016年4月，一群女權主義行動者共同舉辦了一場派對，為在廣州地鐵站內投放反性騷擾廣告籌款。這場乍聽起來會讓人聯想到「性冷淡」的派對上，女權行動派們大膽地設計了一個「叫床大賽」，整個派對在這個環節達到氣氛的高潮——這樣富有創意的實踐證明，女權主義的女性既可以享受性的解放，也可以呼籲反對性的暴力與剝削。
另一方面，「蕩婦派」的這種強調女性性解放和女性性愉悅的話語，究竟是為女性服務、為更邊緣的多元性主體服務，還是僅僅為配合以男性的性慾望、物質慾望為主導的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服務的？
在行動中，獲得性解放的賦權
上個世紀8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話語進入中國，伴隨着「女人要有女人味」的規訓，中國貌似進入了「性解放」的時代。但是直到現在，如果你一條一條地審閲中國婦女面臨的問題，你就會發現中國並非進入了性解放時代，而是進入了「權力高位者的性解放時代」、進入了「具有更高消費能力的性個體的解放時代」。能夠行使性自由權利的往往是有政治、經濟、文化資本的人（通常是男人）。
女性的性愉悅在性別歧視的社會結構中難以被集體書寫，也難以進一步轉化為促進結構層面性別平等事業的動能。儘管漸漸有獨立覺醒的女性，有着「大聲說出我的性」的覺悟和實踐，但大部分中國女性仍然處於連說「不」的權利都無法實現的世界中。
目前，中國的新聞媒體，可以把性暴力新聞當成是合法的黃色新聞進行報道。在中國大陸最大的搜索引擎輸入「性騷擾」三個字，得到的圖片中女性性感裸露，表情或恐懼或享受，但基本上指向 AV 女優式誘惑。在中國，色情品並不可以合法地流通，所以媒體們只能用這種方式，迎合處於表面上性解放，但實際上性壓抑的受眾。
何春蕤提出的「豪爽女人」論，主張每個女性都要同時發展說「不」和說「好」的能力。但這種能力並不是憑空砸下來的，也不是靠每個女人突然頓悟出來的。這種勇氣需要通過行動而產生，通過傳播而擴散。女權主義有它最重要的武器：基於女性這一既具有差異，又有共同訴求的整體的集體行動。
女權行動派這幾年做出了非常多的行動，來讓女性意識到她們既有說「不」的權利，也說「好」的權利。前幾年上海地鐵二運微博發布了一張，來歷不明的穿透視裝女子照片，並配上諸如「穿的少難怪被性騷擾，姑娘請自重」的文字。
這種如今被稱為「直男癌」的舉動，引起了上海女權行動者的還擊，她們到地鐵上做了一個叫「我可以騷，你不能擾」的行動。這個口號在招來尖鋭罵聲的同時，設置了女權主義行動者反對公眾場合性騷擾的基本議題：停止譴責受害者，公共設施運營部門必須負起保障乘客安全的責任。
此後，「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騷擾」，被女權行動派廣泛運用在各種與性暴力相關的戲劇和行動中，用身體戰場來表達反抗性暴力的理念，恰好能夠給性解放祛魅，並推進性別平等的性解放進程。
反性暴力的最新實踐
近年來，反性暴力的話語與行動也更加豐富與多元。很多遭遇性暴力的經歷，都因為自媒體平台的壯大，而從匿名的受害者口中訴說而出。各種微博、豆瓣樹洞號給大家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訴說空間。
揭露即行動，新的平台和媒介，讓並不深諳後現代性愉悅理論的公眾，特別是受性恐嚇更加嚴重的女性公眾，可以勇敢地發聲。在這裏，說出來總比被壓抑好。
各種婦女法律援助組織也在努力地樹典型做案例：新媒體女性專業地介入了宋山木案、廈大性侵案和本次南方日報涉嫌強姦案；女權行動派也在努力做更多嘗試。如果「女權五姐妹」打算在公交車站派發反性騷擾貼紙被權力機關認為不合法，那麼前段時間女權行動派推行的「眾籌在地鐵上賣反性騷擾廣告」則式合法合情又合理——你不讓我亂玩，我就一本正經地和你玩吧！
在處理性暴力事件中的性污名方面，更多的反蕩婦羞辱行動不斷湧現。除了「我可以騷你不能擾」行動外，我們看到更多帶有性別公正視角、能夠拆解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的行動出現。北外《陰道獨白》宣言中，「我想讓誰進入就讓誰進入」的自白充滿力量。北京Bcome小組用戲劇的方式，不僅表達了婦女遭遇性暴力和其他性別暴力的經歷，也通過「自慰課堂」表達女性性愉悅，通過「初夜」表達女人和女人之間的性慾望。廣州《將陰道獨白到底》劇組用「我想要一個陰道」表達跨性別者的自我認同，「陰道之歌」表現女人力量柔軟得無堅不摧。中山大學自慰研究小組在研究性愉悅的時候，堅定地表明瞭對性暴力的反對。
如上所說，變成豪爽女人的勇氣，並不是眼睜睜地坐在那裏，等上天感應、天人合一的時候頓悟而至的。賦權也不是僅僅靠理論建設、口角爭議就能完成。賦權需要行動，反性暴力的行動潛力是巨大的：它自帶G點，它肩負着反對性別不平等、反性別暴力的使命；在一個集權社會中，它還有帶動民主運動、培養行動公民的色彩。女權主義源源不絕的力量來自於不斷自我反思、不斷自我批判，將更豐富、更多樣的議題付諸更具備創意的行動。
（觀爾，女權主義行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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