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也許狼子野心、心狠手辣，但他們數以萬計的追隨者或支持者，是否也大奸大惡？還是擁有另一些不太一樣的情感性格？他們普遍的精神面貌是怎樣的？這是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兩位優秀弟子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和阿倫特（Hannah Arendt）共同關心的問題，也同時給出了類近但卻不盡相同的答案。
另一邊廂，與馬爾庫塞和阿倫特基本上同時代的心理學家賴希（Wilhelm Reich），則以別的方式提出相關的問題：為何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數不少的德意民眾，會支持納粹法西斯政權──一個限制自由、消滅民主的政權？或為何群眾渴求一個壓抑自身的政權，選擇法西斯而非解放人民的革命？對這些問題，賴希給出了頗具創意的解答。
科技理性與犬儒文化
與其師海德格爾親希特勒政權的立場相反，對納粹持批判態度的馬爾庫塞和阿倫特，先後被迫流亡美國，分別深入而批判地描繪納粹治下支持或順從法西斯的德國民眾的精神面貌。
馬爾庫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的兩篇長文《納粹主義下的國家與個人》（State and Individual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及《新德國精神面貌》（The New German Mentality），仔細分析了在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統治下，德國民眾的情感性格。與卡爾．波蘭尼（見系列之二）的觀點類似，馬爾庫塞認為，納粹統治所強調的生存競爭、官僚理性、科技效率、現實政治，完全掃除了道德考量，令群眾逐漸轉化為只剩下保存自我的極端自私本能，產生了一種極權的社會（totalitarian society） ，以及一種新的精神面貌和政治文化：包括以民俗文化、種族／民族、血與土等集體身份以至神話迷思的建構，把個體的私人生活、工作、閑暇政治化，社會關係被納入了的無孔不入全面統制。
另一方面，講求物質利益、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馬基維利式現實政治（realpolitik） ，配合「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打造出今天香港人不會陌生的「搵食大晒」（掙錢過活最重要）、貶抑理想願景、「係咁㗎啦、好出奇呀？（是這樣的了，很出人意表嗎？」（matter-of-factness）式的犬儒主義；最後是賤視智性討論、歌頌勇武戰爭，崇尚強健身體、進侵意志，以民族的災難命運、帝國擴張，作為紐帶，連繫政權與原子化了的個體所構成的群眾。
儘管納粹政治的操作依賴種族神話、民俗迷思、身體與自然、意志和情感等元素，但馬爾庫塞的洞見在於揭示了在這「非理性」的外衣之下，納粹主義的核心其實仍然是十分（工具）理性的：觸發法西斯狂熱的燃料，歸根究柢還是無視道德、把民主自由視為虛妄的赤裸物質利益和政治權力。這種馬爾庫塞稱之為科技理性的運作邏輯，無遠弗屆，甚至觸及個體的私密，於是性與生育也屈從於優生設計、國家利益，為經濟和軍事擴張等赤裸裸的「現實政治」目標服務。
邪惡的平庸
馬爾庫塞的同門阿倫特，則以協助屠殺猶太人的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A. Eichmann）為案例，提出了著名的「邪惡的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論斷。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於邪惡的平庸的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下簡稱 《艾希曼》）一書中，阿倫特從戰後審判艾希曼的材料中，仔細描繪這個中低層納粹軍官的精神面貌，得出了這類積極參與「反人類」暴行的納粹分子，其實並非窮兇極惡、精神異常之徒（幾位精神病醫生都證明艾希曼完全正常）。
反之，他們都只是謹小慎微、盡忠職守的納粹機器中的一件零件，或在官僚系統中喪失了思考能力的人，也就是「無思者」。無思（thoughtlessness）並不是愚蠢（stupidity），而是完全沒有能力從他人的視角思考事情，只能不斷重複己見、自說自話，聽不見異聲，自然沒法與他人溝通；活在由官僚的空廢語言築構的高牆之內，難免不知人間何世，對社會現實離地無感。
更糟的是，「無思者」也同時是「自戀者」，除了無思地執行由上下達的職責，他唯一關心的是自己的榮譽地位。艾希曼曾對以色列的警察說，如果職責需要，他會把父親送上死亡之路。從艾希曼與警察的對話紀錄中，阿倫特發現，錯記很多歷史事實的艾希曼，卻能準確記憶其職業生涯的轉捩點，並毫不猶豫地不斷向警察重複解釋，他的職位之所以無法更上一層樓，並不是他的過錯。
儘管阿倫特寫作《艾希曼》的目的，並不是想建構一套有關納粹民眾心態的普遍理論，而是希望把反思的焦點，置放於特定的個體應擔負的道德責任。然而，她對艾希曼無思自戀的仔細描寫，其實也在不同程度上適用於科技理性孕育成長的現代個體身上。而久經學校和官／職場訓練的現代個體，看到艾希曼在納粹戰敗後的這一段迷惘慨嘆：「我感覺將要活於再没有領導的艱難個體生活之中，再不會從他人中得到指示、命令和方向，也没有相關的規條指引，一種我從不知道的生活將横貫於面前」，大概也不會對這種逃避自由的獨白感到陌生。而在科技理性和現實政治包圍下的逃避自由、道德無感、慣受指令、自戀無思的個體，正是讓大屠殺發生、法西斯坐大的民眾心理及精神面貌。
性壓抑與法西斯群眾心理
如果說馬爾庫塞與阿倫特為法西斯的民眾心理及精神面貌，提供了深入而仔細的描述，那麼賴希則嘗試為法西斯民眾欲求自我被管控和壓迫的行徑，提供一種結合馬克思與佛洛伊德的社會精神分析。
賴希認為，法西斯民眾的心理，歸根究柢源自專制家庭和社會對（廣義的）性能量（libido）的壓抑。習慣於父權規限、快感欲望不斷延後的兒童，長大後容易變得聽話馴服、順從權力。而他們進入社會之後，由於學校、企業、政府與家庭的權威結構基本相同，因此延續了民眾的順服，甚至傾向認同壓迫他們的權威，尤其容易出現於性壓抑特別嚴重的中產或小資家庭背景的人。這也是為什麽法西斯和納粹的主要支持者，以中產或小資階級為主。賴希進一步解釋，德國不少女性也支持納粹，反映的是長期的性壓抑，再加上宗教的罪咎感，令婦女更易受納粹反共的宣傳（如共妻）影響，基於恐懼及逃避性解放的自由，選擇支持納粹，體現的就是一種自我防衛的道德機制。
然而，生命衝動的長久壓抑，很可能導致日後極端的反彈。賴希認為，法西斯民眾之所以願意走向宗教及生物上的神秘主義，又或投入各種非理性的集體行動和儀式，甚至崇尚暴力，與性能量（或身心快感）長期受壓、無法滿足，因此需另覓出路有關。
法西斯和納粹要取消個體自由、要求服從權威、追求外在認可和賦予的榮譽與責任，甚至令個體在長期不忿下上產生殘酷施虐傾向（對自身和他人的壓抑和暴力）。我們或可以想像，如果一個人自小就活在沒有性壓抑的環境，長期享有波蘭尼所指的不順服的權利，敢於追求和習慣享受生命中的各種愉悅，其身心狀態、情感性格，與法西斯和納粹所要求的，是格格不入的。賴希因此認為，當時德國長期壓抑民眾性能量的權威家庭與社會結構，在每個人心中都植下了法西斯的種子，只要遇上適合的環境土壤，就會發芽成長。
觸發法西斯主義於上世紀初在全球擴散的合適環境土壤，自然不能夠歸結於個別國家或野心領袖的特質，而應該以宏觀的歷史視野，進行長期段、大範圍的研究分析，才有可能把握。本系列最後一篇文章，將介紹波蘭尼的相關分析，探討能催生法西斯主義大規模擴散的歷史脈絡。
（未完待續）
（許寶強，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參考資料：
Arendt, Hannah (1963):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Rev. ed. New York: Viking, 1968.)
Herbert Marcuse (1998): “State and Individual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New German Ideology,” in Technology, War and Fasc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Reich, Wilhelm (1970): The Mass Psychology of Fascism, Preface, chapters I-II,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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