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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在巴黎多處地點發動襲擊，造成大量傷亡。在此一對現代文明的殺戮發生後，鄰國英國以及大西洋對岸的美國，不約而同以柔性態度表達支持法國的敵愾同仇：沒有馬上發兵不開一槍一彈，而是引吭高唱法國國歌《馬賽曲》，在劇院，在球場，在音樂會，在電視台，都是如此。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臨時加演西班牙男高音杜鳴高（Placido Domingo）指揮演奏《馬賽曲》；費城交響樂團全體站立以慢板奏出這首二百二十四年歷史的《La Marseillaise》；同一做法的還有美國陸軍軍校樂隊、結他大師James Taylor。如果說，美國獨立是借助法國之力，法國義軍將領拉法葉（Marquis de La Fayette）1777年自組兵團到美國抗擊英國殖民主義者，美法二百年交情應當如此，那末一海之隔的近鄰英國則更有意思了：事發四天後，英法足球隊在倫敦溫布萊球場交鋒，英國王位繼承人威廉王子及首相卡梅倫出席，全場先唱《天佑女王》，之後球場亮起藍白紅法蘭西國旗三色霓虹，《馬賽曲》轟然而響，不分英法，同聲謳歌。
國不同於美國，英國與法國是世仇，十四世紀英法有長達一百一十六年的「百年戰爭」，之後有特拉法加海戰、滑鐵盧之役；英法互相嘲笑的謔而虐笑話至今未見稍歇，英國人述說法國人矮小怯懦，法國人恥笑英國人食制馬虎，類似內容在兩國主流媒體時常讀得到看得見。可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晚的英法球賽，恩怨情仇脫歐公投中東政策暫放兩廂，人類文明遭受戕害、人類生命面對殺戮，主義云乎國家云乎，皆比不上萬丈淵邊的人類尊嚴。
想起這些，是因為今年六四前夕的紛爭。
今年六四意想不到是變成本土派與大中華派論爭焦點，而不是中共同路人與拒絕遺忘六四的本格派火併。先不說大學生的「鴇母論」，單看網上交手比諸實體紙本文字來得拳拳到肉。對於爭論我一向遲緩，不夠口舌便給固然是主因，而是有些論點未能弄得清楚，比如「行禮如儀」的說法：參加燭光晚會但沒有「行禮如儀」參加日間遊行，應如何解說？燭光晚會參加者沒有跟著喊口號，這些人是否入於「行禮如儀」一類？毋庸諱言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抗爭行為檢視。曾經參加這些活動的或許知道，這是看似集體實是十幾萬人的各自單獨個體行為，早到遲走遲到早走不必上報，不去一年兩年之後再去毋須記錄。至於是不是本土派與「大中華膠」水火難容，那天晚上人在維園但誰都知道銀包裏的是香港身分證。
於香港2003年五十萬人示威以降的社會與政治發展而言，本土思潮在年輕世代無可爭議是沛然莫之能禦的大趨勢；從皇后像廣場喜帖街兩役至於迄今打出自決旗幟，倘硬是不認同這一說法，那是選擇性的弱視。走進其中，以1997年設為主權交還元年，那年出生的正紅旗下一代，今天只差一歲便是弱冠之齡；時間往前推，六四當年出生的今年已是二十七。時空轉換帶來新思維，難得是絕大多數新香港人沒有刻意盲目，對「天安門沒死一人」那種看多了自會發笑。況且，也有人稱講這些話的今天若在天安門廣場打出標語讚揚解放軍清場定必給國保轟走。因為當今中共領導層唯恐與六四拉上關係，遑論為二十七年前的血腥鎮壓解套。
訕笑之間，香港社會出現另一種聲音，包括「鴇母論」。我一直同意自由社會的言論必須暢通無阻，二十七年來每年六四都去維園燭光晚會是自由，舉起標語「沒死一人」也是自由的一種，至於觀感如何是另一回事。不過，這當中有一條不容糊模的清晰界線，那是良心。英國如今不滿法國奧朗德政府的歐洲政策，昔年在倫敦特拉法加廣場豎起大破法西聯合艦隊納爾遜將軍銅像，縱是如此百代世讎，仍以深厚的同理心對法國恐襲表達關切，為著死傷的是無辜平民，是挑戰人類文明的集體謀殺，與愛德華三世和拿破崙無關。英國今次的態度，令過往被形容是「睚眥必報」的小器觀感一掃而空。
蔡英文宣誓就職那天，我看了一整上午的電視直播。簡潔樸素，沒有對岸三軍武器盡出的揚威耀武，也沒有美國滿街人造嘉年華式的同歡，但就被三三兩兩在從前滿見封建殘餘的「介壽路」改名而來的凱達格蘭大道看台前走過的遊行隊伍吸引。簡單來說，這是台灣史的表述。到「二二八」事件隊伍出場，青灰色軍裝演員手持道具槍步步進逼升斗巿民，現場掌聲特別響亮。那刻深有所感是台灣社會對這場六十九年前的屠殺永誌不忘，從國民黨部隊犯下的罪行開始，歷盡白色恐怖開放黨禁撤消戒嚴還政於民，中間有國民黨一黨專政，黨外初生代挑戰獨裁，美麗島事件鎮壓，先後實現兩次政黨和平輪替，政見雖然迥異，「二二八」始終沒有放下。我想起這些年間的台灣認知：1970年留學生黃文雄紐約行刺蔣經國未遂，80年代黨外打進議會朱高正大鬧立法院，90年代中共文攻武嚇美國航母進台海；有獨派，有溫和派，有形統實獨的李登輝，然而「二二八」事件以高於黨派及統獨之爭的超然成為台灣人民共同印記，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消費屠殺後迎風而立的道德良心。
香港本土派大纛起於社會意識嬗變，有說源自多場保育抗爭，有說是七十年代「後六七暴動」的家園堅守；無論如何，大路迤邐而來是珍惜吾土吾民的文本。這條路最終走向何方，此刻無人能知亦無法得知，只是在這條確認一己身分的迢迢長路，早年以維護權利為主要訴求的一些本土派朋友何以與悼念六四屠殺死難者扞格，論述未見完整解說，至為可惜。社會上更有人嘗言六四是記念「中國人」的活動，稱與本土主旨大相逕庭，若是如此則斯言差矣，六四記念的是身死四十噸坦克履帶下的肉醬，是頭蓋遭子彈打成碗大血洞的青年，是手無寸鐵爭取民主的京城百姓，他們生前的崎嶇民主路其實便是與本土派殊途同歸。
「鴇母論」出現後眾議紛紛，有說是世代不同之故，這是一種可能。當年輕一代對中共阻撓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充滿無力感，鐘擺來到盡頭自會晃回另一端。類似的社會發展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早有先例，60年代美國學運社運一炁化三清，當中包括力主武裝鬥爭的黑豹黨，多場火爆衝突後死的死坐牢的坐牢；日本學生變身震動世界的赤軍，血洗特拉維夫機場死傷枕藉。走上極端主義歪路絕非一隻手掌打得響，倘是一味指摘年輕人而缺乏深入肌理尋源究灶，更加偏激言行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然而必須指出，任何政治理念都有道德價值作為根本，政權殘害追求憲法賦予的自由民主的學生與平民，無論如何即屬違反人權；死傷者身分國籍僅是次要，誰來主持悼念更是微不足道，不喜者或惡之者大可不去與會。但是各人內心深處務須明白，言論輕重必須拿捏清楚，二十七年前北京的死傷、六十九年前台北的死傷與一年前巴黎的死傷一一俱是暴力下的受害者，他們是人類歷史長河當中不應遭到遺忘的一群。
（安裕，專欄作家）
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