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白信：「新常態」領袖的政治話語

上任三年來，習近平的真實政治意圖始終撲簌迷離。雖然他講話已近乎海量──文字之多，頻率之高，都可謂空前──這本是對一個不透明政治體最為可靠的解讀材料，但是迄今為止，對他的話語分析極為不足，僅有內地學界少許碎片化、宣傳化的解讀，側重對話語風格和外交演講，妨礙了人們的政治判斷。

政治話語分析既要分析政治講話的演講人和受眾關係，也要分析講話和文稿的主題、修辭、句式和構式，也就是進行批判性分析(CDA)，才能得出話語和當下政治的關聯。當然，在現實中，政治可能按照雙重話語系統進行（就像余華小說《許三觀賣血記》里，人們可能「運用毛氏語言做正確的事情」）抑或相反。

海量講話，選擇性公開

習近平三年來的講話頻率之高、內容之廣泛，可能創下了1976以來歷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記錄。按新華社網頁上「習近平活動報道集」為基礎統計，習近平在2013年全年發表演講或文章總計102篇；2014年達到117篇；2015年略少，為75篇。而2016年，截止5月3日已有40篇。

2014年顯然是習近平演講最為頻繁的一年，平均三天一次講話。這一年，是中共中央成立各項專門領導小組最多、習的個人權力開始集中的一年。這一年，中宣部第一次印行了《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作為黨員讀物，以及《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向世界範圍發行。前者當年發行了1500萬冊，2016年再次編輯出版。

不過，官網上的這些講話，並沒有包括過去三年一些最為重要的會議講話。這些會議並非中央的例行會議，距離上次會議時間短則8年，長則37年，屬專門召開性質，涵蓋當下中國政治的重要領域。會議特別都集中在2014年底到2016年初的一年間，分別為中央外事工作會議（2014年12月）、中央統戰工作會議（2015年5月）、中央群團工作會議（2015年7月）、全國城市工作會議（2015年12月）、中央民族工作會議（2016年1月）和全國宗教工作會議（2016年4月）。這些會議的規格之高，超出以往類似會議，也超出往屆政府，既顯示了習的執政興趣和方向，也顯示，習在權力穩定後着手製定長期戰略政策。

只是，這些最重要、最敏感的全國性會議上的個人講話全文，迄今沒有全部公開，外界只從官方新聞報道中了解到片段。

比如，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 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直到2016年5月10日才在「權威人士談經濟」之後全文公開。與之相同，大部分這類講話都是內部有針對性的，在一段時間後才選擇時機開動宣傳機器向外散布。這意味著，真正被政策影響的人往往都在局外，符合「垂直宣傳」（領導者通過媒體直接接近民眾）的宣傳模式。

準備這些海量講話及其前後的黨內文件，需要投入相當大的人力。在過去三年，中央辦公廳即從全國各系統抽調得力幹部，組成各課題的寫作班子，總規模可能愈數百人，在中南海和萬壽路日夜為習起草重要講話和文件，頗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海里」氣象。

也因此，習的這些講話，以及專門會議，雖然從外界看來相當突然，實則凝聚了體制內技術官僚精英的成熟看法。只是，經由習身邊文膽潤色、再由習本人親自「表演」後，這些講話難免會帶有習個人的話語印記和風格，也使得我們進行話語分析有其意義。

口語化風格

習的多數講話都充滿着相當強烈的個人色彩，尤以口語化運用為突出，給人印象深刻，與前任胡錦濤的拘謹八股風格形成強烈反差。他往往以親身經歷的小故事開場或者穿插其中。在官僚習氣沉痾的中國官場，習的講話確有話語突破效果。如他在2014年10月15日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既引述了他當知青讀書的故事，還回憶了1982年任職正定縣委書記的往事。

不少講話，以「我」為主語，這和《毛選》文本以及幾乎所有前任中共領袖講話中只有「我們」主語有異。用「我」更接近日常會話，特別是鄉鎮到縣市級領導的講話風格。只不過，即使對基層幹部來說，「我」也不在正式講話中常用。中共黨內撰稿慣例，總是避免使用「我」為敘事主體，避免突出個人。

以習近平2015年12月11日的「全國黨校工作會議」講話為例，他從開場第二段就開始使用「我」，而全文共有八個段落可見「我」，使用頻次罕見的高。

對照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和九大開幕式的講話，能發現驚人的相似。毛在1958年5月8日的脱稿講話中，從「我講一講破除迷信」的第一句開始，便頻頻以「我」為主語，與其他人小心翼翼發言的主語缺失對比，大有「朕即黨」的臨場威勢。這或許才是習近平講話「口語化」的意義指向——權威，而非表面上容易互動、被接受的親切感。

除此之外，他還大量使用短句，以日常生活的邏輯進行敘述，如：

「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有事好商量，眾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會意願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是人民民主的真諦。」

「我們既要讓自己過得好，也要讓別人過得好。家和萬事興。全非洲是一個命運與共的大家庭。」

「黨校要有一套檢查的辦法，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也要拿出考核檢驗的辦法，努力使黨校黨性教育不僅能夠震撼一瞬間、激動一陣子，而且能夠銘記一輩子、影響一輩子。」

這些常見於普通人日常生活對話的邏輯，即「常人方法論」或「民間方法論」，表面上可能顯得生動活潑，也與胡時代的刻板空洞、江時代的講究文采和概念、胡趙時代的精煉振奮等話語文風別樹一格，卻直接代換了中共長期強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敘述，即官方話語的「科學性」。不能不讓人懷疑，習的政治性格可能與長於爐邊談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相似，即缺乏抽象能力，而善於感性思維。羅斯福的新政，實際上混雜了大量互相矛盾的政策，卻因羅斯福本人缺乏抽象思維能力而難以覺察，他只信任身邊的親信，並具有豐富感性人格特有的調和能力，才得以推動新政。這和習近平今天所面臨複雜局面而展開的新政有着驚人的相似。

但是，我們也會發現，「新常態」的口語特點與羅斯福「親切的精英話語」也有些相反的來源。習善於頻繁使用俗語和隱喻。這些俗語和隱喻的傳播效果往往超過講話本身。僅在2016年1月12日的「十八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大量出現了各種俗語和隱喻，如「燈下黑」、「咬耳朵」、「扯袖子」、「紮緊制度籠子」等，並且再次出現了習講話中最高頻出現的隱喻俗語「打鐵還需自身硬」。

按照詹姆斯·吉（James Gee, [1999] 2011）的話語理論，在文學或者政治演講中巧妙運用隱喻，可以針對特定領域或者受眾，把一般性或抽象性概念轉換為具體的概念，省卻了原本需要的理論論證。由此看來，習的俗語式隱喻風格，一方面試圖扮演「黨內精神導師」角色，另一方面卻傳遞着地方化認同的訊號。

從話語分析的角度，這種地方化認同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是：在中共的層級話語體系背景下，大量使用俗語，是在暗示自己出身地方幹部，與講話受眾同屬地方幹部共同體的情景。2014年11月他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即以他30年前自己擔任縣委書記的經歷，現身說法談縣域政治的重要性，甚至表彰每天在黨校吃晚餐的學員。從習極為重視和接觸中央黨校每期的輪訓縣委書記，以及他針對中間官僚的「反腐」來看，不能不讓人比照1968年接見紅衞兵、打倒官僚「走資派」的歷史相似性。

另一層含義，則是有意識地進行圈子話語的構造，這是另一種地方化認同的權力建構。習的俗語化和口語化風格，旨在傳統消解層級隔閡，暗示聽眾都屬於自己的一個圈子。無論這是有意或者無意，都反映了習的領導風格──另一個與羅斯福總統相似的風格，即依賴核心小圈子。雖然至今為止，其認同效果尚待評估，但是口語化話語，卻暗含強烈的行動指向。過去三年來，從東莞掃黃到互聯網整治、從打壓獨立NGO到浙江拆十字架、從深圳禁電到東南地區高考減招等等連串的地方性激進主義治理，都在逐漸證實習的口語化話語的地方化行動效結果。這是拉圖爾（Bruno Latour）社會學所說的常人方法論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指向，也適用於我們理解口語化話語和常人方法論對地方領導的動員意義。

如此地方化的口語化風格，可以追溯到習從1982到1984年任職正定縣委書記期間的講話。在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編輯出版的《知之深，愛之切》一書所收錄的習的37篇講話、文章和書信文本中，滿滿的生動活潑口語話的話語，在80年代初大陸「左」的陳舊話語仍然盛行的背景下，尤其在小縣城官場中，確實殊為難得、清新。以他為原型，當時拍成了影響頗大的改革題材電視連續劇《新星》。即使在2003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間，他所撰寫的《之江新語》系列短評，也保持了這一頗具基層幹部色彩的口語化文風。

雖然，這似乎只代表習的個人經歷，或是他和同代人的「上山下鄉」運動。以及80年代後中國政治的放權改革模式，最終以習的地方化口語告別了傳統的官僚話語。然而，這一趨勢卻與中國現代革命歷史中相對共產國際的地方化路線不謀而合。

「引經據典」

毛式風格的口語化話語，以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為轉折點，成為中共革命話語的主流，從話語的邊界界定了他的專制權力，區別於「二十八個半」的共產國際話語，也奠定了他最終以倡導「農村包圍城市」與蘇聯爭奪國際共運領導權的話語基礎。在這個意義上，林彪之被稱作毛的好學生，也更多地是因為他更為積極，創造性運用了毛式口語化話語──從編輯出版《毛主席語錄》，到豐富毛式口語表達。

除了口語化，習的話語模式中還存在其他一些標誌性的構式，如用典。

如果以人民日報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習近平用典》為語料庫，我們能夠發現，出自先秦和兩漢的原典所佔比例最高，約為68處；其次為明清原典，23處；剩下才是唐宋及其他，而宋一代援引最多的則是蘇軾。似乎，習在依靠兩位辭官為其查找原典，潤色文章，他們分別熟悉先秦和明清文獻。除此之外，按照澎湃新聞今年2月27日刊登的運用新媒體營造習個人形象的微信公號「學習小組」的不完全統計，差不多同期，，習還援引過18句毛澤東名言。

如此一來，不能不聯想起前毛澤東秘書李鋭曾經的統計：四卷本《毛選》中引用先秦原典的比例最高，其中有40處直接出自《左傳》，遠超馬列著作的引用。另一方面，毛澤東1947年9月13日寫信給毛岸英時，專門囑咐多讀明清筆記，這也是他晚年的閲讀興趣。換言之，習的用典傾向與毛的興趣居然高度相似，不能不懷疑其中存在着某種刻意的模仿。

畢竟，先秦兩漢文獻堪稱中國傳統治國之道的「元理論」所本，而習所援引的明清文獻則偏重心學－修養，或末世救國心態，如習常引的鄭板橋的「咬定青山不放鬆」、顧炎武的「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楊清為第一要義」、還有金纓的「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等等，恰合當下習政權的戮力方向——整頓吏治，救黨國於危亡。這一危機政權論，始自習上台前的造勢，以蘇聯解體為教訓、防範中國式的戈爾巴喬夫、「更無一人是男兒」等強化黨國的危機意識，為自己的集權創造條件。

模仿毛式話語

習的話語常常充滿不可挑戰的權威主義。例如，在2015年12月的黨校工作會議講話，他以帶感情色彩和個人主語開始：「我講過，中國有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是中國、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的一大幸事……」在此之後，才是鋪開對共產黨工作的要求。

在這種模式中，我們能看到Fairclough（1992）的「預設理論」，即利用共享的常識經驗以左右不特定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和判斷。習近平的俗語和口語化表達，包含中國式日常生活邏輯、並以密集灌輸的方式形成常識性背景或者意識形態傾向，成為一種「背景構式」，在此之上啟動他的話語構式。

2016年1月12日召開的十八屆紀檢委第六次全體會議講話，習也以同樣的危機意識－背景構式展開：「我們黨肩負着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同時也面臨着『四大考驗』、『四種危險』。完成歷史使命，戰勝風險挑戰，必須管好黨、治好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在這些講話中，已經完全找不見80年代西化話語的痕跡。相比江－胡時代的話語，也明顯充滿了張力，「新常態」向著毛式語言退回，通過密集的講話，重新界定着個人的集權。

按照馬裏內利的解釋，語言學意義的內卷化（involution），指的是在主語和謂語之間插入句列的長串複雜語法結構，從而聯通了日常語言和政治。這一語言現象在現代中國始於1942年，即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卷化在隨後的當代中國語境裏也因此意味着毛式話語。

所以，不妨比較習、毛前後隔了72年的兩篇「文藝工作座談會」講話的異同。從體例上說，兩篇談話高度相似，都以毛談文藝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等五個問題劃分結構，對知識分子進行教育，重構黨和文藝的關係，解決所謂「文藝為誰服務，如何服務」的基本問題。區別只是，毛以戰爭和革命做情景動員，最後的結論內卷還原到文藝工作者「個人和群眾的關係」，黨則兼具裁判與導師的角色；而習的語調温和許多，放棄革命和階級，「以人民為中心」的指針雖然直接取自毛的「為人民大眾服務」，卻去掉大眾，以人民為媒介，收斂到民族主義的「中國」。也許因此之故，更善於在新媒體「為中華文明平反」的周小平也入選2014年的「文藝座談會」。以「中國」重新定義話語邊界的反西方論調在隨後的講話和文件中也逐漸清晰，既有「七不講」的「九號文件」，也有最新黨校工作講話中再次明確反對「西方標準」和「西方資本主義價值體系」。

內卷化﹣毛式話語的另一面，則是分類和概括的構式，如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大關係」，文藝座談會講話的「五大問題」和階級分類——對「四種人」，工農兵和小資產階級的分類，意在分化打擊征服。習的講話雖然少有階級分析，卻也承襲了這一分類法。他在2015年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講話上提出團結「三類人」——「留學人員」、「新媒體中的代表性人物」、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別是年輕一代」。在黨校工作會議上，也第一次劃分了所謂思想輿論領域的紅色、黑色和灰色的三個地帶，明確提出一個毛式對抗話語的主張：「紅色地帶是我們的主陣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帶主要是負面的東西，要敢於亮劍，大大壓縮其地盤；灰色地帶要大張旗鼓爭取，使其轉化為紅色地帶。」

話語表演的政治邊界

至此，僅僅借用政治話語分析方法，對習過去三年的密集講話做簡單的分析，就不難得出如下結論：習的話語模式，即他的口語化、用典和隱喻傾向，都十分接近，或者說退回到毛式話語──以父權主義權威和表演性為特徵。

然而，這種類似，並非簡單複製，和普通知識分子所擔憂的「文革再現」大相徑庭。這種話語，充滿了表演性力量。表演並非針對宣傳和傳播（傳播上，有「央視姓黨」以及他的新媒體策略），而是為了掌握話語權，也就是維特根斯坦所說的，詞語為權力設定「思想表達」的邊界：通過話語本身界定愈益內卷化的意識形態，這也是習效仿毛式權威話語模式的用意所在。

如此與官僚話語體系有所區別的口語化話語，具有強烈的行動指向。「八項規定」標誌的反腐運動；「一帶一路」啟動的中亞戰略；「要講政治規矩、能上能下」所包含的強烈壓力；甚或「供給側」這樣的經濟學詞語創造，都有着具體的鬥爭對象，和明確的動員意圖，不能不讓人聯想起「最高指示」。只不過，至少是迄今為止，這一毛式風格政治話語所代表的地方化運動，其力度和範圍都嚴格侷限在體制內部，或稱「微文革」。

但是，如果考慮到這一話語構式的受眾並不確定，而習的口語化代替專業或理論表達，更意味着每次講話的受眾與他的紐帶並不明確，這一話語模式，宛如毛本人的講話煽動，都有其內在的脆弱一面。因為按照Fairclough（1992）的批判話語分析理論，這種模式的預設，其實表明話語生產者無法了解其真正受眾的背景知識，於是，借諸口語化表達和俗語隱喻、頻頻引用毛風格的先秦原典和毛氏名言，乃至列書單揹人名，便成了一種共同經驗和背景知識的虛構，也意味着毛式話語「朕即黨」的權力基礎脆弱所在。一方面，口語化話語的有意使用，似乎在拉攏、建構一個更大範圍的政治圈；另一方面，這一話語卻時時暴露一個更小權力圈子的存在。或許，對現有常委集體領導體制的顛覆，才是密集使用毛式話語所面對的真正嚴峻的政治現實吧。

若展望中國未來的政治進程，也一定是更富表演性，或同時加入國家建設層面，以國家制度而非貌合神離的政黨，來充實個人的集權基礎。這或許也是習與毛的共同紐帶，同時也是差別所在。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