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葉健民：邪惡帝國、天朝大國以外的中國想像

編按：2015年8月，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成立「民主思路」智庫，在政改否決後的對峙氛圍中，鼓吹回歸溫和溝通路線、促使各方重建互信，來推動香港民主發展。然而，在中國強勢管治、香港社會撕裂的大環境下，不少人都質疑：「溫和政治」在現實上能有多少政治能量？

追求民主的路線，是香港當前核心問題。《端傳媒》將在本週連續刊出五篇「民主思路」政論，提供各界討論的參照。前兩篇文章，將從理論面上討論何謂「溫和」、何謂「民主」；後三篇將回到現實面，闡述溫和派如何看待中港關係，以及中港經濟融合的利益與代價。

關於「一國兩制」的問題，歸根究柢還原到一個基本點，就是怎樣面對中國。香港人的主流中國想像，長久以來糾纏於兩個極端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把中國視之為一個邪惡帝國。在這種想像之下，中國是一個獨裁政權，倒行逆施壓制人權，而它所代表的政治與社會制度，均與普世價值倫理背道而馳，格格不入。縱使它在近幾年經濟起飛，超英趕美，但發展過程卻處處顯現出對生態和人類文明缺乏尊重。在這個國度下，人民物質生活也許有所提升，但言論空間與個人自由卻處處受壓。而由於缺乏權力制衡，貪污禍端也是無處不在。同時，因缺乏合理的政治秩序，社會不公與貧富差距也愈趨嚴重，而過度講求物欲的社會，也令個人變得庸俗不堪，盡顯「土豪」作風。

故此，縱然中國如今看似如日方中，但卻危機四伏，盛世難以持久，始終也不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極其量只是一個財大氣粗的暴發戶。持這種觀點的人，他們熱衷的是關於中國「危機」、「覆亡」的論述，認為這只是時間的問題，因為敗局早已形成。自處其中的香港人，自保之道便是要盡可能與中國保持距離，減少依賴，甚至劃清界線。他們也相信，即使中國倒下，香港仍然可以獨善其身，偏安一隅，日子甚至可以過得更好。

第二種觀點，是把中國奉為天朝大國，世界中心。持這種觀點的人，對中國的急速經濟發展，感到興奮莫名。在他們眼中，中國勢必會在可見將來取代美俄的世界領導地位，主宰國際形勢。在這種格局下，香港得天獨厚，佔盡地利優勢，勢必可以分一杯羹，輕易搭上這一班高速列車。在這種邏輯下，就如董建華所言：「中國好，香港自然好」，又或者如曾蔭權般更為市井的說話：「國家好，香港想窮都難」。就是香港近水樓台，必然可以從國家發展過程中，取得種種好處。從國內源源不絕湧過來的資金、人流、消費力，以至國內無限商機，必會令香港繼續繁榮。

那麼，香港的求存之道，就是務實地緊跟國家把握機遇，在制度上、發展方向上，全面迎合國內政策需要。領導人強調「一帶一路」是實踐中國夢的關鍵所在，你便必須義無反顧地主動和應，大力吹棒；國內要以高鐵串通不同的經濟區域擴大市場，你就不要問長問短，糾纏於香港是否需要發展有關項目，而是要以真金白銀斥資去投資配合。在這個全面融合的過程中，經濟利益計算是王道，中港兩地的價值分歧應盡量放下，特別是那些會觸動中央領導神經的環節（例如民主普選、司法獨立等概念），爭論就可免則免，無謂糾纏。總而言之，中國就是恩主、出路和生機。

發展中國家面對的問題

但在這兩個極端以外，其實我們還可以理解中國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而把國內的種種現象放在這個脈絡上，這就可能會有另一種想像。從整個經濟體總量而言，中國固然已處於世界先列地位，足以與西方國家以至美國分庭抗禮，鼎足而立。多年來的經濟改革，確實成功地把瀕臨破產邊緣的中國拯救出來，近乎奇蹟地把它打造為一個經濟強國。但龐大的人口數字，卻大大抵銷了箇中的經濟效果。在人均經濟水平而言，中國大概是仍處於小康水平，而國內的金融經濟與及社會制度，仍有極多改善的空間。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自然會面對許多位處同等發展水平國家的共同問題。這當中包括：

一、制度建設的落後：要建立一套配合市場經濟有效運作的制度，並不是單靠拆牆鬆綁、政府放手便可成事。反之，這過程要求相當程度的政府介入，去確立新的遊戲規則，引進法律，完善機制。要完成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關鍵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度分配。如何從既得利益者手上拿走資源、令手握公權的人去接受各種規範制約、何以能為新的制度去樹立權威，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共同面對的問題。這個過程，並非三言兩語可以解決，亦不完全取決於領導人的決心和立場，世上也鮮有立竿見影的成功例子。在這個漫長的制度建設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是分配不公、法制落後，以至貪污產生的現象；

二、與發展國家的關係：中國作為一個後進的發展中國家（Late-developer），從某種意義上是有一種優勢，就是可以從國際經驗中汲取教訓，避免重複其他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犯上的毛病，少交一點學費，走少一點彎路。但另一方面，由於發展較遲，中國的迅速崛起，客觀上也會對現有的世界經濟秩序帶來衝撃。當前處於領導地位的國家，也必然會把它的冒起視為一種威脅。這種現有秩序，也是很大程度建基於這些發展國家的利益考慮，哪怕國際輿論如何努力地把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和自由貿易和全球福祉掛勾。這種已發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角力，關乎現實的經濟利益分配，涉及話語權的爭奪，也必然影響地緣政治的發展。中國迅速冒起來勢洶洶，所引起的反彈也更為相對強烈。

三、增長的合理速度：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往往較成熟經濟體為高。這不單是因為前者的基數水平較低，微量的總量增加也可以成為明顯的增長速度，也往往因為發展中國家的追趕心態（Catch-up mentality）。在這些國家領導人眼中，要形成一個經濟的良性循環，必須全速發展，要在基建、人才培育，以至在城市發展等領域上盡快取得成績，以增強自己的競爭力。在建設的過程中，往往需要財政資源，那就反過來要求更快的經濟增長。

這些追求高速增長的心態，在已發展國家的人民眼中，可能會視為急功近利，甚至是不擇手段。追求高速增長，往往會導致對環境生態、生產安全，以至勞工權益的忽視。但兩種國度的經濟水平懸殊，考慮便可能完全不同。例如過去十年，日本經濟停滯不前，但因底子雄厚國民生活依然富足，群眾也相對沒有太大的怨言。但發展中國家假如高增長無以為繼，卻有可能連基本醫療服務，以至各種社會服務，也會即時受到影響。

急切提高國家能力

在面對這一連串挑戰的情況下，中國就如不少發展中國家一樣致力提高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所謂國家能力，着眼點是行政體系的執行能力。就是說，中國目前急於建立的，是一個能有效而忠誠地落實國家政策的官僚體系。這當中最關鍵的，是公務員制度的建立、黨政官僚的專業能力提升，以至中央對各級政府調控能力的提高。

就是說，中國領導人最急切想要的，是一個能全面落實由他們訂下的國家發展藍圖與規劃的機器。因為只有這樣，發展才可以延續下去。至於外界所關注的權力制約和監督，不管是民主制度、法律限權，甚至是輿論制約環節，卻並非首要任務。在個別情況，這些我們視之為維持善治理所當然的配套機制，可能被視為干擾國家政策落實的不必要噪音。

1990年代中期以來，種種的體制改革以至中央調控，正正證明了這種論調。要有效地落實領導人所確立的「正確無誤」的發展思路和具體政策目標，也必須有一個凌駕性利益考慮的論述，以壓倒各種不同形式的局部利益和個人考慮，否則國內的爭論勢必沒完沒了，而中央權威也有可能會因此受到動搖。也正如前述，發展過程中的制度建設，也往往涉及利益分配，而中國改革早期以向地方放權讓利，鼓勵「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思維，更助長了地方主義的抬頭。

強調民族壓倒局部利益

要壓倒局部利益的挑戰，強化民族意識往往是一種常見手段。這種強調民族團結的做法，把所有國策都包裝為合乎民族利益，也成為了壓倒地方考慮或者各種異見的手法。這個過程，往往需要各種愛國教育，以至不同的政治工程去配合，但客觀效果，就是有意無意地強化了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被圍堵的心態（Siege mentality）。就是說，一種短期內能提高凝聚力的做法，就是刻意誇大與其他國家的矛盾，甚至把它提升到一種國家安全、戰略利益的考慮層次。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條件反射反應，和因此而出現的國際張力，正好為這種刻意突顯的敵我矛盾以提高民族意識的策略，提供了極佳的滋長土壤。

這兩種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的趨勢，也正正出現在中國的改革過程當中。改革三十多年，中國已出現了多番行政改革浪潮，從精簡機構、職能改變、引入公務員制度，以至種種提高官僚效率等的改革，多方面去嘗試提高行政體系的執行能力；自90年代中期起，當局也以稅制改革以及種種財經金融政策去加強調控能力。在國家這種以提高行政效率為主調下，難有心思去兼顧改善法治、加強公眾監督、權力制約等的關鍵元素，而甚至反過來視這些監督制約機制縛手縛腳，阻礎發展，也因此對異見更加懷疑，甚至打壓。而民族團結更是近30年來的治國主旋律，這當中有強調毋忘國恥的歷史教訓，有突出國家崛起的驕傲，感受與列強鼎足而立的壯志豪情。在這種氛圍下，人人只能配合民族利益，亦對國家有表達忠誠的「義務」。

在這兩股在國內沸沸揚揚的浪潮下，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自然便會受到波及。隨之而起的矛盾，便是兩地對權力制約上的迫切性、維護司法獨立法制尊嚴的重要性，以至如何表現對國家關愛的形式和內涵等問題上的理解，出現正面衝突。港人身受其中，深深感受到與內地思維的格格不入，也覺得大陸官員無時無刻要我們表態，倍感困惑。

但我們必須坦白承認一個事實，中港融合已走上了不歸路，仍然相信兩地不相往來、全面拒絕大陸是一種選擇，只是自欺欺人。香港已經沒法對中國發展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挑戰，完全置身事外，獨善其身。在明白這點事實後，我嘗試提出兩個如何與中國相處的觀點：

整理「香港故事」，向內地推銷

第一，既然兩制互動無可避免，首先我們必須認真去思考，究竟期望內地會出現哪種良性改變，哪些改革對香港有利。繼而去做的，便是要想想如何可以善用香港本身的制度資產和發展經驗，以啟迪和引導國家的相關政策和發展，去促進這些良性改變的出現。所謂「50年不變」，不單是意味着，在憲制上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在這段期間大致維持，其實也意味着兩制在這個過程中相互融合，愈走愈近。

過去我們認為香港發展水平以至制度建設均勝內地，所以對於種種互動並不太擔心。但隨着內地經濟崛起，近年我們反過來要處處迎合國內的一套，港人的焦慮也日益湧現。

我們目前要切切實實要做的，是要好好反思在哪些環節上內地早已超越香港，仔細總結我們還有哪些強項仍可領導中國走向世界，從而再次重申「香港方法」的優勝之處，說明為什麼內地仍要學習我們在這些領域上的做法，才能互利共贏，創造兩制的良性互動。我們要做的，是要把「香港故事」好好地整理一下，積極地向內地推銷。那些什麼「無睱理會內地發展」的說法，除了宣洩一下情緒，全無意義。

建立中港「業務關係」

第二，關於民族感情問題，港人所承受的壓力是史無前例的。在殖民管治的一百多年以來，中英兩國始終容許港人以一種模糊的狀態處理有關身份認同的問題，港人毋須清晰表達政治忠誠，而是可以在實際利益考慮下靈活變通，見招拆招。回歸以後，這種空間完全消失，港人自然無所適從。民族認同，也非一朝一夕可以確立。這種認同，最高層次當然是人人對民族在感情上全面投入，與這個群體休戚與共。但最低的一個要求，也是成員之間起碼可以和平共處，彼此找到一個共存之道，有方法去有效處理涉及雙方利益的問題。

以目前中港緊張關係的客觀現實下，要達至前者的理想局面，談何容易？過於刻意的追求甚至可能適得其反。我們可能只能實事求是退而求其次，集中精神去尋找一種彼此都能感到較為順意的共處之道。換一種說法，要處理目前的中港矛盾，我們應該着眼尋找一種可以處理問題的「業務關係」（Working relationship），把中港融合和兩制互動出現的矛盾，以一種務實的角度出發，以「具體問題具體解決」的方式來處理，少說一點空泛的愛國主義，多一點務實精神。具體矛盾可以拆解便處理一個，負面情緒減少一分便少一點隔膜，兩地社會間的張力也會減少一分。這種在民族認同問題上的策略性模糊，也許是處理這個死結的短期出路。

中共本質並非重點

說到最後，中國想像始終涉及到對中國前景的評估。就算說，假如大陸政權最終無法自我完善，理想的政治秩序始終沒有出現，我們上述提出的一切努力只會徒勞無功。或者有人甚至認為，把這一切良好願望寄託於本質邪惡的中共，本身就是一種極其幼稚的行為。中共的本質，不能三言兩語便說清楚，但我深信不管如何，它也會如所有政權一樣，會用盡所有方法生存下去。所以重點不在於這幫人是好人還是壞人，而是在於中國領導人是否理智。就算我們作一個最極端的推論，堅信共產黨是一群強盜，但就如經濟學家Mancur Olson的「留守的強盜」（stationary bandits）的概念，即使是無惡不作的匪幫，假如他們的個人利益與他們地盤所在的經濟繁榮息息相關，他們也會知所進退，自我約束，不會殺雞取卵。

改革三十多年，中共正好顯露出這種為了生存而甘願妥協的務實主義。法治未必是他們追求的理想，但假如無法可依，便會嚇怕外商影響經濟，當權者自然也不可能沒有回應；各利益集團以權謀私，在民主不彰的國度下可能難以避免，但假如過度搾取能令政權覆亡，也許會令領導人下定決心，痛定思痛，至少在反腐問題上作出努力。這些可能出現的改變、自我改善的可能，與共產黨的本性無關，但卻與所有當權派的生存之道息息相關。更何況改革了三分一個世紀，國內體制內外已撒下了求變種子，中國是否必然走向極權統治、變天指日可待，還是朝着中度自由化法制化的軟性專權體制演化，仍是一個很大的未知數。

認識中國，認識香港，維持香港在中國發展過程中的價值，從來都是我們的生存之道。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兼副系主任、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研究））

延伸閱讀：

Ha-Joon Chang (2005),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Press).

Yuhua Wang (2015), 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Friedman (2005), 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Vintage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