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柴子文:如何殺死一份報紙

生死存亡之際,《明報》的讀者和作者,可以從《南方週末》之死得到怎樣的啟示?

《明報》的命運,是否會跟《南方週末》一樣?──本來一班記者編輯因為一股精神力量支撐着,主編換了幾輪都守住了底線;但終抵不住一次又一次忠良骨幹被戕害,人才四散,新聞與理想,皆名存而實亡。內地沒得選,在香港讀者自可罷看罷買,一紙風行隨時變成一張廢紙。生死存亡之際,《明報》的讀者和作者,可以從《南方週末》之死得到怎樣的啟示?

風骨與劍氣

《南方週末》發行量高達130萬份的時候,正是互聯網興起的1990年代末,彼時在讀大學的我,被其清爽可讀的版面和欄目吸引,新經濟、新文化、新生活,都呼應着當時網絡初開吹向民間的清風。《南週》的報頭題字由魯迅書法字體組合而成,特立迥異於《人民日報》毛澤東的手跡,暗含風骨與劍氣的報格,昭示一派新啟蒙的氣象格局。

弔詭的是,魯迅跟毛澤東在歷史長河的相遇,被記述在《南方週末》的一篇歷史鈎沉文章。當事人回憶,毛被問及倘魯迅尚在人世,命運將會如何,他毫不客氣地直白回答:要麼乖乖聽話,要麼坐在牢裏。何等霸道,何等殘暴。原來紅色的革命「大旗」不過是被利用的文化「棋子」而已。《南週》能刊登此等文章,可見其文化格局之大,絕不止於揭露時弊,報導真相。

用小說家、亦曾是《南週》專欄作家王小波的話說,是要建設「精神的家園」。王小波的小說和隨筆,以特立獨行之姿態,批判中國歷盡政治浩劫後可悲的精神貧乏和無趣。可惜他在盛年早逝,這亦是當年短暫的網絡開放及思想自由、民間辦報一枝獨秀的命數。中國在90年代末、21世紀初的網絡小陽春,以今日情勢觀之,簡直是80年代以降的黃金時代。

2001年,筆者以網絡BBS活躍分子的身份隻身進京,被延攬至一家謀求市場化轉型、亟需新生力量的日報工作,誤打誤撞開始了自己的傳媒生涯。該報大膽重用網絡輿論領袖,一半以上採編人員皆來自網絡世界,於是一度先鋒人物匯聚,創出新穎報導及評論格局。

那年剛好北京申奧成功,消息傳出,一班同仁正在京城鬼街宵夜,站立狂歡人群中,評論部主事卻慨嘆:「好日子到頭了!」甚為悲壯。果真,主辦零八奧運和中國加入WTO,帶來毫不費力的生意機會和大量訂單,改革從此失去原動力與合法性。多年後大家見證了這一預見之精準。申奧成功後的一年,我坐着夜班火車南下廣州,就職《南方週末》。

《南週》何以不姓黨?

在《南週》的第一件工作,不是聽訓新聞理想或入職考試,而是拆看、揀選讀者來信,刊登於「百姓茶坊」、「百姓記事」。兩個整版,隔週刊登,由後來創辦《南方人物週刊》、評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榜單的徐列創辦、主持;徐列非常重視這兩個版面。後來人物週刊讓人肅然起敬的,由平民所寫的親人訃聞版,也是延續這份平民精神。這份工非同小可,一做三個月,於我卻是特別踏實的採編訓練。

《南週》雖以改革開放後第一份成功的市場化週報著稱,但在中國八九後肅殺的一片蕭條中,辦報為民吶喊,與民同悲苦,《南週》卻是在精神上,延續80年代的人道精神與自由思想的佼佼者。無論大小記者、編輯,都看重閱讀與思想,歷史與人文情懷,在《南週》人人珍而重之。

之後我轉入評論部及社論小組,兼做思想訪談與人物訪問。當年在評論版開設轉摘網絡輿論的「網眼」欄目,改版面名字為「眾議」,都是受網絡自由表達和《南週》平民精神的影響至深。

我所撰寫的社評中印象尤深的一篇,題目叫《網絡聲音值得認真對待》,評論2003年初一篇網絡長文《深圳,你被誰拋棄》的作者咼中校被時任深圳市長于幼軍接見的事件。官員與網民的這一次會面,被視為廣納批評意見、重視網絡言論表達的象徵,幾乎是中國空前絕後的公共事件,是改革前沿陣地廣東省能否深入改革、思想解放的標誌事件。不過,後來于幼軍並未受重用,某種程度也象徵着改革派的失勢。

而咼中校後來與我在明報集團下屬雜誌《亞洲週刊》做了同事,再後來,2014年5月,他因參與編輯香港政論雜誌而在深圳被捕,以非法經營罪遭起訴,至今兩年仍未有判決。同年9月,曾在1990年代任新聞部主任七年,後創辦21世紀經濟報系的《南週》功臣沈顥被捕,不久之後,他在電視認罪,聲稱自己以負面報導向企業收取「保護費」,最後以犯敲詐勒索罪、強迫交易罪、職務侵佔罪,被判刑4年。

物是人非兩蕭瑟,卻都構成歷史真實的紋理,時代殘忍的見證。

我並非要回憶個人傳媒生涯,也無意為過往時代做總結,只想說說自己親歷的《南週》之死,來觀察和應對如今香港傳媒所遭遇的沉淪。以上是不得不交代的背景,否則,無從解釋南方報業集團的黨媒之下,為何可以出現不姓黨的《南方週末》這樣的異數,也難以進而比較兩地迥異的媒體生態。簡單說,因為關注民間疾苦的緣故,因為網絡興起帶來的思想解放,才成就了《南方週末》的一紙風行。

謀殺一份報紙的品格

從2002年開始,我在《南週》工作五年。前兩年,是錢鋼等一批老報人剛離開、亟待整裝重發的時期,這一階段遭遇沙士(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和孫志剛事件,可謂依舊處於正常新聞階段,雖然因揭黑報導得罪利益集團,《南週》採編部門曾被要求盡量不做外地負面報導,但不時亦會出現具爆炸性的深度調查報導,題材逐漸由社會問題轉向民生和經濟。這個階段的過渡,猶如張健波交班給劉進圖、姜國元,採編元氣未傷,新聞理想仍在。

每年的年終特刊是重頭戲,當中有時政、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各個領域的長篇年度觀察稿,也有向傳媒同行出色報導致敬的榜單,而一年來累積的失落與無奈則在年終致辭的深情詞句中盡情展露。北方報人將之視為「南週腔」,認為是賣弄感性文辭多於指出實質問題。

對這一傾向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當廣東省委宣傳部官員被指派擔任《南週》總編之後,感性文字就越來越多只是煽情辭藻,越來越不痛不癢。

這位主編現在已經升任南方報業的社長。他就任《南週》主編的第一年,每一位記者編輯都親自跟他交手,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採編工作變成了勸服工作。大家慨嘆之餘一廂情願地以為,他只是屁股決定腦袋,人是厚道人,因而是可以被爭取,被啟蒙的。可既然是屁股決定腦袋,腦袋已經不是自己的了,還談何自己的決定權,還能有什麼新聞原則的追求。

「可以有不說的真話,但絕不說假話」,這是《南週》創辦人左方先生定下的新聞採編原則,無論面對多少次打壓、撤換主編或內部人事動盪,這一立報理念始終被奉為圭臬,讓《南週》在黨媒天下的大染缸之中保有了相對的新聞尊嚴。在《南週》來了一位宣傳部領導之後不久,他日日要挑戰的就是這一條原則,因違反禁令或政治理由而刪改詞句已成平常,而更令人愕然的是增加他自己的解讀和意圖。這是絕不能接受的,挑戰所有採編人員的基本底線。

於是正常的採編工作變成了句子保衛戰,常常因為要保留一些段落或詞句,或是拒絕主編的「個人創作」而與他爭得面紅耳赤,不歡而散。採編人員雖然疲憊不堪,但依然樂此不疲。有編輯保存刪改的版面大樣以做歷史的紀錄。

大家以為這是最壞的情形了,沒想到在我離開《南週》後的幾年裏,這套審查方法被名正言順地制度化、常規化、恆常化,增設「閱評員」專做內部的自我政治審查,直接聽命於主編。2013年的「新年致辭事件」,即是採編人員集體抗議蠻橫撤掉原有稿件、換上未經編輯部同意的稿子,正是最後的大決戰。這一事件中有民間的聲援、國際的關注,但最終都無濟於事。

可以說,在2013年之後,《南方週末》幾乎是被「棒殺」的。原本退無可退的新聞工作,在「報格已死」的情形下,終於決堤崩塌。《南週》之死,代表着一個時代的結束。

社會防線的崩潰

殺死《南週》報格的工作並不容易,工作難度可以說是超乎想像,花費的時間甚至可謂是曠日持久。從2003年至2013年的十年期間,重大整治行動包括:調走分管領導、撤換主編、壓制骨幹採編人員、增設閱評員等等。其中,江藝平曾是《南週》內部長期的核心支撐力,無論她的知人善任、新聞理念,還是春風化雨的親和力與筆觸,後來雖升職仍一度分管《南週》,在她主管時期,《南週》的發展始終像有了主心骨和護身符。可惜,她最終被調離,絲毫不得插手《南週》事宜,最後準點退休,不再留任續聘。

他們最終勝利了,用嚴格的內部自我審查制度,殺死了記者編輯的良知和新聞行業的尊嚴;新聞最後的底線「不說假話」也被突破了。之後,看到《南週》直接轉載官方文章,讀到許多高高在上的荒唐評論,已經一點不值得驚奇了。

《南週》之死的演進,伴隨互聯網管制的不斷滲透,由被動防範變為主動出擊,網絡五毛黨和水軍出現了,每個網站內部也都必須設置專門的審查部門。這些如今已都不是什麼秘密。對比我讀大學第一次讀到《南方週末》時的自由網絡環境,真是天差地別,傳媒與網絡的共生關係由此可見一斑:只有在所謂「全網封殺」的時代,才能殺死一份報紙。

那麼,作為一份市場化、依然追求公信力的報紙,與《南方週末》一樣,在近年遭遇不斷整治的《明報》,是否可能還殘留一線生機?讀者和作者是否應該就此離棄《明報》?對此我無法給出結論,事態的發展也難以預料。但是,無論放棄《明報》與否,《明報》同仁的抗爭,應該得到全社會的支持與聲援,因為,殺死一份報紙的代價,並不是只有新聞採編人員,而是由全社會一起承受。當新聞底線一再被推後,社會的防衛線其實就被一起下拉。

但願香港的新聞前線人員可以守住自己的崗位、自己的前線。無論是來自資本或宣傳系統,他們都有着同樣強悍的資源與手段,如今他們甚至可以彼此共享經驗。新聞自由的敵人前所未有的強大。

在新聞界奮力抵抗的時候,他們其實是在為整個社會抵抗,抗衡恐懼真相、意圖箝制自由的強權。

(柴子文,前傳媒工作者,現任職文藝復興基金會)

讀者評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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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楼上我一拳招呼你胸口

  2. 回头是岸,变红保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