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巨大的國際媒體壓力下，失聯十天的著名媒體人賈葭終於出來了。不過，「無界」的主編和其餘人等還未釋放，並傳出無界將被關閉的消息；遠在北美的著名網友「北風」在國內的家人，也在失蹤一周後聲明「被旅遊」了。
如果回溯這些事件的導火索——一封要求習近平辭職的「公開信」，在兩會期間掀起的政治耳语，以及在會場內外造就的詭異氣氛，再看相關媒體人被捕後引發如此巨大的震動，不能不讓外界越過兩會、公開信、失聯等等，開始思考此案的另一層含義：上任伊始便高度重視、甚至依賴新媒體戰略的習近平政權，是否正在遭遇來自新媒體的嚴重挑戰，而暴露其新媒體戰略乃至政權本身的軟肋？
匿名信的反抗傳統
以公開信或者匿名信的方式表達政治意見，在49年後中國的黨國政治體制內不算稀罕；這種作法常常引發黨內清洗運動，或標誌着反對力量的集結。因而，當局往往高度重視，不惜調動所有專政資源予以清查。這也算中國政治鬥爭和反對政治的特色之一。
例如，1954年3月一封揭發江青30年代生活作風和變節的匿名信，也稱「18號案」，觸發了對揚帆、潘漢年「反黨集團」的整肅，歷經多年調查，摸排800多人，才在1961年查出是林伯渠夫人朱明所為。朱明隨後自殺，但此案引發的清洗和株連，卻一直持續到文革期間。
以署名信件或者公開信批評最高領導人，從未斷過。如北外學生王容芬1966年9月寫信給毛澤東，質問他欲將中國引向何處；王僥倖未死，現生活在德國安度晚年。1979年3月，西單民主牆運動高潮中，魏京生以一張「要民主還是獨裁」的公開信，點名批評鄧小平的個人集權，隨後入獄，成為鄧小平時代最有名的政治犯。
如果暫且不計之後1980、90年代期間的各種公開信、以及2008年的「零八憲章」，那麼，今天的這封署名「忠誠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倒是頗像魏京生的那封；而無界的命運，也彷彿重蹈1990年代中期，同樣因為一封匿名信而被勒令關閉的《知識》雜誌。
在某方面，這封匿名公開信可以視為中共黨內鬥爭傳統的延續；不過其出現在官辦網站的事實，仍折射出在新媒體時代，當權者與顛覆者角力的某些特徵。我們先看習近平的新媒體戰略，就從前不久的「問題疫苗」風波談起：
習近平新媒體戰略
日前中國著名網絡寫手「和菜頭」就問題疫苗引發的爭端，絕非「茶杯裏的風波」，原本可能引發巨大社會動盪，演成革命前形勢的輿論準備。然而後來，這場爭議卻被犬儒主義的爭論各方，以「後公知時代」的譁眾取寵腔調，悄然轉移了網民的憤怒；其「洗地」效應堪稱反動。
這是習近平就任以來新媒體戰略的成果。
習近平一方面打壓大V，展開「淨網行動」，鼓吹互聯網主權論，把互聯網當作意識形態的「上甘嶺」，避免互聯網輿論被有影響力的公知或意見領袖左右。另一方面，則積極扶持、利用新媒體塑造他個人崇拜；促進宣傳機制轉型，投以巨資建立了一批如「澎湃」、「無界」之類的新聞網站和手機客戶端；也培養了大批職業網評員和「小粉紅」的互聯網青年團，以擁塞戰術，佔領了大V消失後的中國局域網輿論。
無界，正是因為習的新媒體戰略而生，為「一路一帶」做新媒體宣傳，它也跟澎湃之於上海一樣，成為少數幾個封疆大吏，才擁有的新媒體影響力。
不過，新媒體的巨大影響力，在高度威權主義實行互聯網控制的中國，卻意味着潛在的系統性風險。這原本也是習近平（控制）新媒體戰略的出發點：把互聯網比作中共執政的一個考驗，防範茉莉花革命可能帶來的政權危機。
即使對新疆書記張春賢這樣的地方高官，也同樣如此──3月4日深夜無界網站發布公開信後，便有政治猜測懷疑與他有關。這對中共任何一位高官來說，都更像是一場悲劇。
無界作為政爭工具？
無界的悲劇，幾乎從一開始就註定了。作為一個匆忙建立的新聞門戶，無界內部的技術力量，似乎無法匹配當局嚴格的新聞審查要求。早在公開信事件之前，無界的技術弱勢就已經是業內的公開笑話。
撇開具體技術漏洞不談，IT「碼農」們這種「不太上心」的消極怠工態度，也頗能代表當下中國一種普遍心態：從各層級官僚到公司僱員，僅僅幾年間就悄悄完成了一次集體心理轉換，一邊彷彿事不關己、等待着看笑話，另一邊則信奉「早發財早移民」的社會新信條，悄悄轉移資產，與幾年前的全民腐敗，或者十幾年前的「悶聲發大財」形成鮮明對照。
了解這種員工心態，我們就能理解最初登在海外「參與網」的公開信文本，何以能夠暢通無阻地被無界系統所抓取，而且避開內部的「關鍵字」監控而「自動」發表出來。
然而即使技術上存在疏漏，我們也無法排除存在「內鬼」配合演出「無心之過」的可能。況且，後續的強烈反應來看，當局應該已經排除了單純黑客入侵的可能。只是，無界團隊成員逐一進行過政治審察，內部犬儒主義盛行，無論公開信作者究竟為誰，其實很難發現有人具備足夠動機，冒着巨大風險與海外力量聯繫，並且巧妙植入公開信文本；這與當局所推測的情形很不同。
比較可能的內鬼是另一種人。無界的團隊結構，除了傳統媒體人員之外，還吸收了相當數量為「一路一帶」報導服務、有中亞語言背景的「採編人員」。而傳統上具有這些背景的，不是在新華社、國際廣播電台等官方媒體工作，就是為安全機構服務。這些人倒是最可能作為「被摻的沙子」，在無界內部充當黨內某些力量的卧底，或者擔負監控任務。
如果「兩會」期間，其中有人接受指令植入公開信文本，且不留下技術痕跡，既合乎他們的潛伏使命，也體現出與普通採編人員不同的專業素質。剩下的問題，無需多言，就是黨內的派系鬥爭，以及誰可能從這件事受益了。
新媒體戰略的不可能
無界面臨關閉，似乎標誌著：習近平的新媒體戰略面臨重大挫折。不過僅僅這一件個案，也許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它至多暴露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詭異局面。正如任志強事件一般，也只是在封閉的中國政治舞台撕開了一條縫，很難據此得出「精英分裂」的結論。
但是，一封匿名公開信，能夠突破苦心經營的互聯網管制和意識形態控制、並且引發至今尚難定論的政治動盪，卻再一次例證了：即使在高度威權主義的中國，一個人的一項互聯網行動，仍然可能引發漲落，直至雪崩效應而未可知。
猶如埃及茉莉花革命或者佔領華爾街運動，其發端都不過是來自最初一、兩個人的創意，然後經由幾十個匿名行動者或鬆散團體，便可完成最初的動員，並吸引到接近一場革命的臨界多數的參與者或者漲落效應。
這一切，可能只是互聯網用戶的「長尾」末端的極少數匿名活躍用戶，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賽博行動，並且通過傳統媒體放大，而發動的「一個人的革命」。這與通常以大V、意見領袖，或者運動領袖為主的動員模式不同，它無需依賴傳統公民社會組織或者系統性的動員，甚至無需等待社會總體危機的到來，或者階級衝突的激烈——後者屬於已經過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總體危機-革命理論」。
這或許才是中國官方新媒體戰略的指向，也是任何新媒體戰略的「不可能的任務」。一封公開信和無界的倒掉，或許不能絲毫動搖威權體制，卻在在展現了新媒體內在的漲落政治機制。本文並非有意向當局暗示偵查方向，而是基於新媒體政治的結構本身，指出一場潛在的「治理危機」。
賈葭、北風、長平等無辜人士、意外地捲入了這場危機，至今不能全身而退。而應當對這場危機負責任的、也是與互聯網自由為敵的，卻身在危機而不自知。一場政治雪崩，或許正在繼續醖釀之中。
（白信，政治學博士，社會運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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