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沛然：精神疾患的污名，與以安全為名的暴力

四月四號兒童節前一週，台灣發生四歲女童遭當街殺害事件，後續各種風波仍舊迴盪不已。對於該起案件，警方很快地以嫌犯往年的就醫紀錄，對外公佈其為精神疾病患者，引起爭議。一方面，警方任意揭露嫌犯的私人資料，可能違反偵查不公開的規定（註一）；另一方面，嫌犯是否仍受精神疾病影響，以及事發當時的精神狀況如何，犯行是否和其疾病有關，也都還需要嚴謹的精神醫學跟司法程序認定，並非由警方片面認定（註二）。更讓人憂心的是，此舉再度使台灣社會愈加陷入，對精神疾病患者的集體恐懼與排斥。

無論嫌犯是否罹患精神疾病，精神病患傷人的意象，已經深刻印在民眾腦海中。各地方政府也紛紛煞有其事地回應，例如，嘉義縣政府表示將加強對精神病患的「關懷機制」；宜蘭縣政府則要求將一級精神病患監控納入治安會報。

為了不任意限制人身自由，現行的《精神衛生法》中規定，要有「自傷傷人之虞」，才能將疑似精神異常者強制送醫。然而台北市政府卻表示將套用「街友處理模式」，由警方、社工、醫師和鄰里長共同請「行為怪異者」「配合就醫」。北市社會局長許立民更認為，現行法規中「自傷傷人之虞」的規定過於嚴格，籲請中央能「一定程度鬆綁」。行政院則表示，將加強鎖定、追蹤高風險精神病患，如有必要，未來也將修改相關法規。

然而，北市府所謂的「配合就醫」實務上會怎麼執行，值得我們擔心。3月31日，政治大學校園中一位被學生稱為「搖搖哥」的丁姓民眾，就被北市府強行「配合就醫」。學生陳金典在臉書頁面中公佈了當時的現場錄影：即便當事人看來並未滿足「自傷傷人之虞」的條件，同時也喊出「你抓我幹嘛啦？」、「我犯法了嗎？」、「我咁有傷人？」，以表達抗拒之意，仍被警方半強迫地推壓並捆綁於擔架上，送入救護車「配合就醫」。這種作法，實際上就是假配合，真強迫。

人權團體也於隔日召開記者會，痛批政府違法濫權，並認為此舉放寬了強制就醫的限制，將造成許多人被無故「掃除」出社區。

精神疾患導致犯罪？

精神疾病患者是否真的比較「危險」？不同的精神疾病、不同的患者，不同的狀況彼此差異甚大。這個問題可能就像是「生病會不會死掉？」一樣，過於廣泛，以至於沒有意義。在美國精神醫學學會1994年發行的第四版《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中，就記載了多達297種疾患。同時，暴力行為或是犯罪，也難以簡單歸因於當事人的精神疾病。甚至事發當時，其精神狀況是否為「發病」，都不是那麼容易判定。

然而不管如何，精神病患因病情犯罪的風險，都遠比一般大眾的想像要來得低。

美國心理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在2014年發表了一份研究，調查了143位分別罹患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憂鬱症跟躁鬱症的罪犯，涵蓋了長達15年的時間，並且分析他們犯下的429起罪行。該研究發現，其中只有7.5%的犯行，跟其罹患的精神疾病直接相關。他們可能因為貧窮、失業、無家可歸或是藥物濫用而犯下罪行，但並未因為其精神疾病而不斷犯法。雖然這份研究並未涵蓋極端暴力罪犯，但仍有其參考價值。

高雄市立凱旋醫院成人精神科主任周煌智，在2005年發表《精神障礙暴力犯罪之現況》一文；他引用國內外研究指出，即便部分精神疾病（例如思覺失調症患者）確實呈現較高的暴力傾向，但除了少數病情嚴重的需要住院治療外 ，大多數患者在經過積極治療後，已無攻擊性。儘管如此，一些偶發個案往往被媒體誇大渲染，使得精神病患整體蒙受不公平的歧視與對待。

對於近日社會針對病患的過度反應，台灣精神醫學會理事長賴德仁認為，大部份的精神病友在規律治療下，均能保持症狀穩定。他們的犯罪率與暴力行為，並不會比一般人來得高。他呼籲各界應該看到病患及家屬的努力，不應繼續污名精神疾病。

媒體的烙印與污名

不意外地，精神病患者在媒體上多半都呈現負面特質。學者辛格諾萊里（Signorielli, N.）曾於1989年發表論文，探討美國電視節目中呈現的精神病患形象。他指出，在主要時段節目裡，72%的精神病患被描述具有暴力傾向，其中超過五分之一的情節是殺人。而影視戲劇則經常把精神病患描繪為負面形象，例如貧窮、低智商等等。甚至不同的精神疾病，在戲劇中會被呈現得一模一樣。

台灣的情形也相去不遠。政大新聞所研究生王美珍曾於2004年發表論文，回顧並分析了1991年至2003年這13年間，《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精神病患的報導內容。結果，在13種報導主題分類中，暴力犯罪的出現頻率最高，佔整體比例約三分之一，遠超過其餘主題。相較之下，較為中性的疾病知識主題，僅佔整體報導8.3%。同時，有高達65.2%的報導單方面呈現精神病患的負面特質；而呈現正面特質，或正負面皆呈現的報導，加起來也僅有11％。這樣的狀況在媒體競爭趨於激烈，新聞取向趨於煽動的今日，恐怕只會更糟糕。

我們可以理解，媒體運作的邏輯著重於報導異常事件，特別是社會新聞多半都是負面訊息。然而，媒體報導暴力或犯罪事件時，往往輕易地將當事人的各種個人特質和事件連結。這樣的連結，往往會強化讀者的刻板印象。

例如，當移工（或外勞）出現在媒體版面時，十之八九不是什麼好事，這和讀者對移工的既有偏見相互增強，使他們認為移工是潛在的危險份子。然而事實上，根據勞動部公佈的資料，以2015年為例，台灣的移工犯罪率為萬分之18.4，僅為台灣人的六分之一。但是媒體報導會特別標籤犯罪者的移工身份，讓讀者將移工與犯罪概念相連結。於是整體移工都被視為危險族群，而台灣人的犯罪則僅被當作是少數人的行為。

類似的狀況也發生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透過媒體的效應，精神疾病患者的危險性被不成比例地放大了。

女童受害，激發保護情緒

3月31日，有人在臉書「爆料公社」上表示：台南又發生女童割喉案，嫌犯已經遭警方逮捕帶回永康分局。晚間，竟然出現200多人包圍警局，要求警方「交出嫌犯」，「不要保護畜生」的事件。警方一再澄清此消息有誤——實際上並未發生隨機割喉案，也沒有逮捕嫌犯；但群情激憤的民眾，仍舊和警方對峙數小時，直到凌晨才陸續散去。

從本次不幸的事件，一直到台南發生的鬧劇，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民眾的憤怒多數來自於受害者的「女童」身份。無辜弱小的女童受害，確實激起了家父長式的保護情緒。

我們也可以從白玫瑰社會關懷協會所發起的「自己的孩子自己救，萬人50換正義」遊行活動，再度確認這項觀察：死刑、精神疾病、藥物濫用等等議題，都和對社區、對孩童的安全顧慮糾纏在一起。

這種兒少保護的邏輯，往往就是透過「排除威脅」來確保（成人所認知的）「安全與潔淨」。在遊民、精神病患、愛滋庇護中心等議題中，這樣的邏輯運作一再出現。「排除」可以是精神意義上的作法，例如台灣近年的性別教育爭議中，就有家長團體認為，教材不應正面呈現LGBT等性少數，以免「教壞小孩」。同時，「排除」也可以發生在物理空間，例如政大搖搖哥事件──透過政府將行為異常者強制送醫，讓他們從我們的生活空間中消失。

排除威脅，通往地獄的善意道路

近年來，精神醫學界的共識是：對絕大多數精神病患來說，社區型治療和照顧，要遠遠好過隔離。當人們不分青紅皂白將精神病患排除與隔離，剝奪他們可能痊癒或是參與社會生活的機會時，這一群人，在精神上，在具體的生活空間中，就慘遭剝奪。這不僅是人權問題，整體社會更將為此付出相應代價。這些排除，儘管看來是安全措施，但結果也許將會適得其反，創造更多的痛苦與不安，並反過來影響社會的安定。

我們應該認真思考，透過排除各種「有危險」的人，真的能夠建立起更好的社會嗎？歷史上的納粹德國，就是將這種淨化保護思維發展到極致的國家。他們將其認定為「危害社會的壞分子」，包括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跟精神病患，都送進了集中營，制度性跟系統性地將他們排除（或者屠殺），以確保一個更乾淨，更安全，不受污染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絕對不是美好的烏托邦，而這樣殘忍的社會機制，建立在大多數「正常人」跟「一般人」的認同與配合上。這種現象，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稱之為「邪惡的平庸性」。意指這種邪惡並非屬於特別的壞份子所有，而是普遍地由一般人實踐。

由此看來，或許真正危險的不是那些行為異常的精神病患，而是一個個貌似忠良，只希望追求安全與保護兒少的「正常人」。當人們自居正常與正義時，恰恰有可能犯下最為扭曲可怕的罪行。

（徐沛然，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苦勞網》記者）

註一：台灣的檢警單位在偵辦重大刑案時，經常不當洩漏偵辦進度或當事人資訊，使得《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形同虛設。媒體為了追逐收視率跟點閱率，想盡辦法挖掘當事人的各種訊息。而民眾多半認為「壞人」沒有主張其權益的正當性，因而並不在意這個問題。

註二：衛生福利部迅速地發布新聞稿反駁警方說法。衛福部認為，有就醫紀錄不等於確診罹患精神疾病，仍需經醫師進一步鑑定，以避免污名化精神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