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哈佛大學公共政策學家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新書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聚焦美國階級差距之下，不同家境孩子的機會不平等。這位社會學家也是講故事高手，他的研究團隊訪問了107位年輕人與他們的父母。每個家庭的故事，對比出美國1950年代至今，貧富差距對機會的影響。機會之門何時起漸漸關上？社會階級何時成為這種變化的主因？

「跨代貧窮」一直也是香港熱議的話題，鮮有處理的是不同階級家長的教育觀念。普特南提醒我們，物質條件差距並不是影響孩子最重要的地方，社經地位更高的家長可能有更充裕的時間陪伴孩子，觀念更開放，反而是窮人家長陷入逼迫孩子讀書升學擺脫命運的窘境，成為「怪獸家長」。因為他們鮮有機會選擇。中國大陸也面臨同樣的狀況。

這裏節選了書中第一章的兩個小故事，和台灣大學社會學教授藍佩嘉為中文版所寫的推薦序。在普特南冷靜、克制的表達背後是普遍的關懷，正如書名用字：Our Kids（我們的孩子），那意味着責任不僅在每個家庭，更在於社會。

《階級世代：窮小孩與富小孩的機會不平等》（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

出版時間：2016年3月

出版社：衛城出版

作者：Robert D. Putnam

譯者：李宗義，許雅淑

第一章 美國夢：神話與現實（節選）

1950年代，我的故鄉仿佛是美國夢的化身，不論出身背景為何，每個人都有相當不錯的機會。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俄亥俄州柯林頓港（Port Clinton）的生活有如美國人的惡夢，生命的軌跡將小鎮一分而二，社區裏弱勢的小孩根本難以想像那些天之驕子眼中的未來。

柯林頓港的故事搖身一變，化為全美各地常見的悲劇。上述改變從何而來，又將前往何處，而我們又要如何著手改變社會的不幸？這就是本書要處理的主題。
 
從現有最詳盡的經濟史及社會史材料來看，過去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以及柯林頓港）社會經濟阻礙最小的時刻是1950年代：經濟與教育迅速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與學校的階級隔離不大，階級不是通婚與社交生活的阻礙，市民參與以及社會凝聚力也非常高，中下階層的小孩在社會經濟階梯上爬升的機會源源不絕。
 

柯林頓港是個小鎮，種族並不是非常多元，但是在1950年代，此地完全就是美國的縮影，不論在人口特色、經濟結構、教育程度、社會情況，甚至是政治板塊分布皆是如此（渥太華郡是美國指標州裡的指標郡，也就是說當地的選舉結果在歷史上一直都非常貼近全國大選的結果，而柯林頓港就是郡公所的所在地）。

我中學同學的生命經歷，證明了機會之門不僅對唐恩與麗碧兩個貧窮的白人小孩敞開，甚至對傑西與雪莉兒兩個貧窮的黑人小孩也是一樣，他們靠個人天賦與努力獲得往上爬的機會，跟我們班上有錢人家的小孩法蘭克並無太大不同。
 

沒有一個城鎮足以代表整個美國，而1950年代的柯林頓港也絕非天堂。這座小鎮和當時美國其他地方一樣，少數族群面臨嚴重的歧視，女性也常常被擠到邊緣，正如本章後文所述。假如沒有重大變革，我們當中鮮少有人（連我也不要）願意回到那個年代的柯林頓港，但是社會階級在當時並不是限制機會的主要因素。

然而，當我們把目光轉到21世紀的柯林頓港，有錢人家與貧窮人家的小孩面對的機會截然不同，就像我們本章會談到的雀兒喜與大衛。柯林頓港現在有著明顯的階級分化，學校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在中學停車場內，一邊停的是有錢人家小孩的BMW敞篷車，另一邊停的則是無家可歸同學的破爛舊車，他們每晚都把車開走，以車為家。

當地的變化造成愈來愈多的小孩，不分種族與性別，全被阻擋在美國夢的承諾之外。柯林頓港不論在景氣、家庭結構、教養方式，或在學校與社區，都有很大的變化。

令人驚訝的是，這也是美國大多數地方的情況。如果要探索美國是否機會均等，1959年的柯林頓港是個不錯的起點，因為這個小鎮提醒我們，美國夢已經離我們如此遙遠。

……

一九五○年代柯林頓港的階級差異

1950年代的柯林頓港並非毫無階級差異，但從法蘭克與唐恩的故事看來，這些差異並不明顯。藍領與白領的小孩家庭背景類似，而且大家在學校、鄰里間、童軍團與教會都很自然地混在一起。

階級的反差在今日對經濟穩定、家庭結構、教養方式、學校教育與鄰里關係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在後頭會看到，即使是柯林頓港也是如此），但在當時的作用卻是微乎其微。

事實上，柯林頓港中學1959年這一屆，每個人不論背景為何，都跟父母住在一塊，住的也都是父母親的房子，而且每個人都叫得出鄰居的名字。

我們的父母幾乎大同小異，母親是家庭主婦，而父親則負責工作養家，父母的教育程度都不算特別好。事實上，有大學學歷的父母親不到二十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甚至中學都沒畢業（當時大部分的人普遍只有中學以下的學歷）。

但是，鎮上幾乎每個人都從戰後的繁榮經濟中獲益，也沒幾戶人家飽受貧窮之苦。鎮上少數幾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如法蘭克），還想盡辦法掩飾自己有錢的事實。
 
有些人的父親在鎮上汽車工廠的生產線幹活，有些在附近的石灰岩礦場、陸軍軍營或小家庭農場工作。其他人，例如我父親，則是做點小生意，賺錢或賠錢取決於景氣的好壞。

那是一個充分就業又有強勢工會的時代，我們之中只有少數幾個家庭有人失業或所得不穩定。大部分的同學，不論出身背景為何，都活躍於運動、音樂、戲劇與其他課外活動領域。每個禮拜五晚上的美式足球賽，也吸引鎮上許多人前來加油觀戰。
 
隔了半個世紀再來看，我的同學（現在大部分都已退休）往上流動的情況十分驚人。有將近四分之三的人學歷都比父母還要好，而大多數人的經濟地位都爬得更高。

事實上，有些家裏沒那麼有錢的小孩表現得比出身優渥、父母教育程度較高的小孩還好。以當代的標準來看，本班同學在教育程度往上爬升的絕對程度相當驚人，呈現出20世紀美國中學與大學教育的革命。

那些中學未畢業父母的小孩，有一半在中學畢業之後進入大學，其中有不少人是家裏第一個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是家裡第一個拿到大學學位的人，在一個世代之間的跳躍極為明顯。

更令人驚訝的是，本班有兩名黑人學生雖然得對抗種族偏見（之後我們會介紹），而且他們的父母連小學都還沒畢業，但他們還是取得了碩士學位。

在1950年代的柯林頓港，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對於各種膚色的小孩來說，不論是黑或白，都不像21世紀這樣障礙重重，難以跨越。簡單比較就會發現，1959年那屆學生的下一代，平均學歷並無法超越他們的父母。 原先搭載1959級往上走的電梯，換成我們的小孩踏上去的時候，突然間就停電了。

我們1959年這一屆的高度絕對流動(absolute mobility)應該要伴隨著低度的相對流動 (relative mobility)，因為不可能所有人都同時往上爬，但實際上就連相對流動都很高。事實上， 處於社會經濟階層底部的小孩向上流動的情況，幾乎跟有錢人家小孩的情況一樣。

簡單來說， 底層向上流動的很多，而上層往下流動的情況則相當罕見。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教育程度較差的父母，文化視野較窄，也比較不熟悉高等教育，有時候對小孩的教育就沒有太高的期待。

但是，如果老師、社區裡的導師(如唐恩的牧師)或朋友鼓勵我們上大學，我們肯定會去念，而我們上的大學，事實上也不因每個人家裡的經濟情況或 住的地方而有差異。

俄亥俄州公私立學校的低廉就學成本，其實是靠本地各式各樣的獎學金來補足，像是扶輪社(Rotary Club)、聯合汽車工人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 Union)、青年女性 俱樂部(Junior Womens’ Club)等等。

柯林頓港中學1959年這一屆後來取得大學學位的人， 其中三分之二是家族裡第一個念大學的人，甚至有三分之一是家族裏第一個中學畢業的小孩。

誠如1960年代柯林頓港所開放的機會，一項小小的變革，讓貧窮、有才華的小孩獲得更好的諮詢，似乎就能掌握關鍵，促成真正的機會均等，但就像我們所見，社會的歷史隨後卻走上 相反的道路。

1960年代，中下階級的小孩，如果中學畢業之後未立即進入大學，大約有三分之一的 人之後會找到升學的管道，進入社區學院這種不會明顯歧視貧窮小孩的學校就讀，此類大器晚 成的實際影響，會進一步減弱家庭背景與最高教育程度之間的因果連結。

針對本班同學所做的調查結果，讓我們更加確認1950年代的柯林頓港是一個向上流動 特別突出的地區。因為現在深深影響社經地位的因素(例如經濟不穩定、家庭不穩定、鄰近地區的窮困、財務與組織上的阻礙)，在當時似乎都無關緊要，世代之間的傳遞關係比較弱，因此流動較高。

1959年這一屆的同學一再使用相同的字眼描述我們年輕時代的物質條件:
「我們是窮，但我們卻完全不知道。」然而，事實上因為我們有全鎮居民的大力支持，所以其實我們很富有，但我們卻渾然不覺。

藍佩嘉：拉拔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

近年來，我們在媒體上看到許多有關「階級世襲」、「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報導。雖然有些標題過於聳動、缺乏實證支持（如「M型社會」），但臺灣的貧富差距確實日益擴大，「黑手變頭家」（編者注：黑手即苦力勞動者， 頭家即老闆）、「三級貧戶變總統」等流動傳奇，似乎已成過眼雲煙。

崇尚拓荒精神的美國，在金融海嘯、經濟衰退的衝擊下，「美國夢」也逐漸幻滅。不論在台灣或美國，社會階級涉及的不僅是收入與財富的分配不均，也造成下一代在生存機會與社會流動上的不平等。

本書作者普特南（Robert Putnam）是哈佛甘迺迪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政治學者，他曾經是美國總統的幕僚，也是深具公共影響力的知識分子。

他在2000年出版的《獨自打保齡球》（Bowling Alone），用清晰文字整合各項統計資料，為美國社會敲響一記警鐘，他深具說服力地呈現以下事實：社會連帶與市民參與的消退，或所謂「社會資本」的流失，對於政治民主、社會信任與個人福祉都可能造成負面影響。

在這本新書中，普特南延續一貫的理論立場，關注社會的區隔分化與社群連帶的流失，如何影響下一代的未來。他與社會學者希娃（Jennifer Silva）合作收集資料，一方面透過生動訪談來呈現不同的生命故事，另一方面透過各種統計資料來提供客觀證據。本書的發現或許不讓人感到全然驚奇，但透過質化個案與量化圖表的交叉呈現，讀者得以全面、深入地直視階級鴻溝的存在。

普特南成長於1950年代的俄亥俄州小鎮，當時的美國經濟迅速擴張、所得相對平等，社區凝聚力豐沛，教育、通婚與社交生活都不因為階級差距而形成阻隔。他回顧自己的童年朋友，不論出身為何，多能過着比父母輩更好的生活，實現一定程度的世代流動。

然而，隔了半世紀，他再度回到自己的家鄉，看到的是景氣蕭條、社區崩解與居住隔離，不同階級的家庭生活與教育機會形成鮮明對比。弱勢家庭出身的美國年輕人，有愈來愈多成為「漂泊青年」（dis-connected youth），他們年齡介在十六至二十四歲之間，既不在校讀書，也未進入職場，許多甚至淪為獄中囚。

這本書試圖回答：為什麼年輕世代的流動機會呈現愈來愈大的剪刀差（有錢人家的小孩愈來愈富有，貧窮人家的小孩愈來愈貧困）？鉅觀環境是關鍵因素之一，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如資本集中、創業利基不再），整體社會的經濟機會變得更為有限且分布不均。普特南則從中階（meso）的組織層次來找答案，他針對美國社會提出了四個主要解釋，我們可以一併思考，台灣社會有什麼類似或不同的地方。

雙軌化的家庭

受過大學教育、社經地位高的美國人之間呈現「新傳統」的婚姻型態：他們較晚結婚生子，多為雙薪家庭，家務分工也較為平等。這些家庭的離婚率，在1970年代攀上高點後就往下滑。

相對起來，中學畢業的美國人，他們的家庭模式比較多元，小孩的父母可能從未正式結婚、懷孕時年紀尚輕，他們的收入有限，離婚率也較高，被稱為「脆弱的家庭」（fragile families），容易影響孩子的生活與學業。

台灣的家庭型態雖不像美國明顯的兩極化（如未婚生子相對較少），但婚配也逐漸成為再製階級不平等的重要機制。高教育族群傾向彼此通婚，減低了婚配做為流動管道的可能。離婚、單親的分布也呈現與教育程度相關。

根據鄭雁馨的研究，自1980年代開始，台灣女性離婚的教育斜率開始由正轉負，男性則在1990年代呈現相同趨勢，也就是說，較早世代的台灣伴侶，教育程度高者較容易離婚，但對於晚近世代來說，反而是中低教育程度者的離婚比例比較高。

高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的十年婚姻存活率約七成五，但專科以上教育程度者則提升至近九成。處於經濟弱勢的單親家庭，養育下一代的負擔與挑戰更大。

不平等的童年

父母的教養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孩子的認知、情緒與社會能力的發展。美國家庭在教養風格的階級差異逐步擴大：專業中產階級父母傾向「規劃栽培」，透過細心安排各式課外活動，希望培養出主動、獨立、自信的小孩，父母重視與小孩的溝通，並鼓勵小孩挑戰成人的意見。勞工階級父母則傾向「自然成長」，把重點放在紀律與服從。這樣的教養方式，可說是貧窮父母的「預防」策略，面對危險多於機會的險惡環境，首求保護小孩的安全。

在台灣，強調家長權威與嚴厲管教的傳統教養風格，在解嚴後出現明顯的轉變。近幾十年來，富裕家庭得以利用全球的文化資源，甚至是跨國流動的教育策略，在子女身上「培養國際競爭力」。中產階級父母也較有能力挑戰僵化的主流教育，規劃另類學習模式，以保護孩子的快樂童年或自主成長。

反之，台灣的勞工階級父母，許多積極透過補習等外包策略，希望孩子能階級翻身，但他們多獨尊智育，未能搭上多元發展的教養列車。而傾向採取「自然成長」的勞工階級或偏鄉家庭，則可能被新的教養腳本貼上「不適任家長」的汙名。

不公平的教育

美國學校的經費有一部分來自房屋稅，因而形成富、貧學區的資源落差，近年來許多州政府修法降低地方稅收比例、縮小教育經費的差異，但不同學校向家長募款的能力仍有巨大差異。

富裕家長不僅捐錢，也出力參與校務，促成更多類型的課外活動，此外他們也要求學校提供更多的大學先修課程，這些活動幫助孩子培養軟技巧或燙金資歷，增加將來入學的優勢。相對起來，貧窮學校的課外活動選擇少，校內外的運動措施愈來愈多採行「使用者付費」的政策，就算低收入戶家庭得以減免費用，學生也容易被貼上階級汙名。學校不僅無法變成平衡階級不平等的槓桿，反而成為擴大階級差距的場所（sites）。

台灣的公立學校，雖然沒有像美國出現明顯的資源落差、居住隔離，但仍存在核心學區、明星學校等階層差異。不論是過去的大學聯考，或是現在的多元入學，中上階級家庭的孩子，都享有更多的機會進入國家高度補貼的公立大學、高中就讀，反而是中下階層孩子較多進入學費與品質不成正比的私立學校。

台灣學校日益重視家長參與，可能會讓中上階層學生將更多的父母資源帶進學校，有助其學習或升學。入學方式與選填志願的複雜化，提高了家長瞭解制度與協助孩子的資訊門檻，對弱勢家庭子女更為不利。

社會資本不均等

高社經地位父母能夠傳遞給孩子的優勢，不僅是較多的金錢與知識，也包括更廣、更深的社會網路。由於高社經地位父母人脈較異質、高職業聲望者多，因此在子女升學、就業上能提供豐富的資訊管道。家長為小孩安排的各式活動，也幫助他們與更多專業人士及其他成年人建立連帶。

反之，教育程度低的父母，社會網路通常比較同質、稀疏，其孩子多與親屬與鄰居的小孩固定往來，因此限制他們建立有價值的弱連帶，在選學校、找工作的過程中難以得到成年人的指導。此外，美國貧窮社區在人際信任、集體效能上都日益低落，宗教社群的影響力不再，讓小孩容易暴露於犯罪、毒品以及暴力的負面影響。

台灣的社會資本研究則呈現較為不同的面貌。根據熊瑞梅的研究，不分階級的臺灣民眾觸及的人脈多元而異質，其中認識高職業聲望位置者（如大學教授、律師、老師、人事主管）的比例，遠高於其他東亞國家。

這似乎顯示，存在於日韓或美國的社會資本階級落差，在台灣相對不是那麼巨大，但中下階層家庭是否可能把這樣的人脈轉換為下一代就業與升學上的資訊連帶，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此外，台灣民眾參與社團的比例雖遠低於日本、韓國（宗教團體除外），但對鄰居與社區支持的信心遠高於日韓。台灣民眾雖然對政府的信任偏低，但對於非正式組織，如社團與社區充滿關懷與支持，展現了豐沛的社會力與活絡的公民社會。

如果上述因素強化了下一代的階級不平等，我們如何可能改變？普特南在結論提出許多建議，未必全盤適用於台灣，以下是我認為特別值得努力的方向。

首先，針對家庭的解組，有些衛道之士鼓吹重建家庭價值，但普特南指出，僅是呼籲減少離婚、避免未婚懷孕，其實鮮有效果。如何針對既存的多元類型家庭，予以制度性的支持，才是關鍵。更重要的是透過長期的反貧窮計畫，像是房屋補貼、育兒照顧、就業支援，來協助弱勢家庭脫離貧窮。

同樣的，針對教養資源與教養風格的階級落差，如果只是要求父母去上教養課程，叮嚀家長「每天唸故事書給小孩聽」，未必能幫助弱勢父母提升「親職知能」，反而可能強化父母的日常壓力，甚至在社會常規的監控下「製造」了問題家庭。

有效讓弱勢家庭培力的計劃，必須由專業人員，不論是護士、社工、諮商師，與家庭建立夥伴關係，透過定期家庭訪視，在瞭解弱勢家庭的具體處境後，幫助個別家庭改善健康、教養、情緒等議題。

我們應在教育設計與入學方式的改革上，考量到階級的差異與作用；學校教育應避免以中產階級雙親家庭、全職母親為原型來設計學習活動或要求家長參與，否則容易強化社會指責的階級烙印，或忽略不同家庭的處境與需要。

比方說，有些中產階級家長希望孩子能夠延後到校、提早下課。然而，弱勢家庭孩子反而需要更多在校時間，但不只是接受制式的功課輔導，而是讓他們有機會接觸更多元的課外活動與學習刺激。

有句非洲諺語說：「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個村落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當今的鄰里街坊或許不再聲息相聞、人情綿密，但「社區共同教養」（communal parenting）的理想，有助於讓我們的下一代擁有更平等與開放的未來。

具體的措施如：提供平價優質的托育，運用公共圖書館、美術館、社區活動中心等公共資源，提供活潑多元的課外活動，以及結合在地的學生、志工，推動陪伴青少年的「導師方案」（mentoring program）。讓台灣活絡的社區與民間團體，成為動員公共參與、支持弱勢家庭、促進社會平等的力量。

（藍佩嘉，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