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的政治哲學著作《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年出版至今，不斷給人們帶來啟示。她指出人世的希望所在，和這希望的真實條件。2016年，這本書繁體中文版再版，這裏節錄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葉浩為本書所寫的導讀，以饗讀者。
勞動與工作，一個關於動物界與人類世界的劃分
《人的條件》顧名思義涉及「人」的界定，談論其根本存在模式（mode of being）抑或生存的各種處境與條件。不過，鄂蘭的寫作風格既非直線式的邏輯論證，從前提一步步推演到結論；也不採取典型的英美分析哲學風格，直接破題，對書名涉及的兩個概念進行分析或界定，而是以「活動生命」為主軸，採取一種螺旋狀的方式層層推敲「勞動」、「工作」、「行動」三者各自的特性，之間的差異，以及歷史上的此消彼長，藉此不斷增添讀者對於活動生命的理解，從而理解黨強調人類困境與希望之所在。
三分活動生命是為了提醒：人類與動物之別在於人類可以工作，製造東西，不像動物只能依靠本性，既不能計劃未來，也不能生產可以在自己生命結束時還繼續存在的東西；況且，人也可以行動，就是一群人共同進行、完成的一件事情。這樣的事情可以不朽，因為人們會繼續記得這一件事，會去理解其意義，只要社群繼續存在，他們就是不朽，事件也是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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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出版時間：2016年1月
出版社：商周出版
作者：漢娜 · 鄂蘭（Hannah Arendt）
譯者：林宏濤
客觀真實的人世間，就是行動的舞台
勞動與工作之別，是故乃自然與人為，亦或動物界與人世間的對立。不過，兩者還存在另一個關鍵差異。勞動所生產的東西，本身會在維持生命的過程之中消耗殆盡，而生命結束之後肉身將化為腐朽，回歸自然，不留痕跡。至於工作，雖然其過程無非是把原本存在於自然界的東西當作材料，來進行改造或轉化，所以也算是一種破壞，但，藉此生產出來的東西不僅得以久留，甚至遠長於製作者的生命，且能讓不同的人共享，從而造就一個客觀的真實世界！
這個客觀的真實世界，就是「世間」，其重要性不僅是工作的成果，更在於它提供了一個人們得以「行動」的場域，並且滿足了政治得以進行，甚至造就不朽的條件。進一步解釋，讓我們先試著拓展一下關於人為製品的想象。就某種意義而言，工匠人製造出來的物品（object）若可供眾人來使用或享受，它就可以創造一個他人也能體驗的機會，而這些機會的總和可以想象成一個小小的客觀（objective）空間，之所以客觀，原因在於眾人都可以去體驗，且關於它的事實也不再是任何人（包括製作者）的主觀意見可以決定。延伸此一想象，所有的人為製品等同於提供了一個偌大的共享空間，讓所有的人可以在之中體驗世界，並且與他人互動、相識並透過認識彼此之差異來確認自己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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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之所以是客觀的，乃因不同的主體（獨立的個人）皆能感受其真實存在，雖然各自有不同的理解與感受，但彼此間的差異非但不是否證「客觀」的理由，反倒是一種證實世間存在多元理解的可能性之證據，以及單一觀點的狹隘與不足。據此理解，客觀性不是封閉性的減法所得，關乎所有人必須或可以取得相同感受之事物，而是一種開放性的加法，容許尚未發現的視角來體驗共同世界。不斷拓展原先的理解，增添新的向度或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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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世間的進一步說明，鄂蘭還提出了以下兩點，似乎呼應了上述的解說：
「整個人類事務的事實世界，其真實性與存續性仰賴（一）曾經見過、聽過，且記得的他人之現身說法，以及（二）無形的事物得以轉化為有形的事物。若非記憶，或者記憶的維持和建構所需要的實體化（reification）工作（希臘人稱此為一切藝術之母），一切活生生呈現過的行動、言說與思想，到頭來終將失去它們的真實性，煙消雲散，宛如不曾發生過。」
據此，他人的現身說法，以及記載這些說法讓事件得以流傳後代，供人閱讀的信件、書寫等實體的東西，是確保人世的真實性與存續性的關鍵。當然，這樣的真實性也存在不同解讀或修正的可能。但，這種可能性對鄂蘭而言，並不意味著客觀性的消失，而是意味著人類世界的客觀性，是一種仰賴不同主體的存在，屬於一種「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也就是現象學所倡議的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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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與原諒——希望政治的實踐與本體論基礎
其實，鄂蘭不但替人類處境把了脈，也指出了希望之所在，以及如何可能落實的條件，一直存在但人們似乎忘卻了的真實條件。
她的方案世俗化了猶太教最獨具特色的核心概念「和解」（reconciliation）的兩個元素，亦即「承諾」（promise）與「原諒」（forgiveness）。把原初「神主動尋找人，透過寬恕過去並應許未來以恢復創造者與受造物的關係，從而縫合人與人之間的撕裂」之信仰，轉化為，人們可憑藉自己的集體力量，共同透過原諒過去已然發生，但不可回復的悲劇，並承諾未來不再發生，讓塵世成為一個以友誼與善意為基礎，一個可以愛、值得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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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natality），本身就是奇跡，就是起新、開闖的能力，也是一種可以改變世界的應許。然而人們在享受生命過程時卻容易忘記。國家亦同，城邦建立之後，承平時期讓人忘卻當初建邦立國多麼不易，逐漸轉向關乎個人生命的勞務與製造，乃至於「小確幸」（petitbonheur）。柏拉圖更是如此，不但忘卻了哲學始於對世界與生命的讚嘆，也讓本身就是目的的政治行動，淪為一種手段。
此外，霍布斯（Hobbes）替西方所開啟的政治哲學「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主流理論，認定社會乃一群自私自利的人為了鞏固並增加既有利益而彼此簽約而建立，因此，人與人之間不外是利益的結合，政治也不過是共創雙贏的工具。
失去尊嚴之後的政治，如同工匠人的世界，從事關於勞動與工作的立法。然而，鄂蘭大聲疾呼：政治不是製造業，其意義在於行動。我們不該忘記生命與世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奇跡。更重要的是，人們不該忘了，我們也隨時有讓國家「再生」的行動能力。而這個能力，正是耶穌所提醒的。
鄂蘭援引的不是《聖經》所記載關於耶穌行神跡的事，而是他所說，原諒本身具有創造奇跡的功能，因為它可以斷開銬著一個民族雙腳的因果鏈結，讓所有人再次向前走，不受已然發生，不可回復的悲劇事件所阻擋。換言之，我們不能讓死者復生，但可以讓生者破裂的關係恢復。這才是政治的高貴之處，也是此時世界真正的信仰與希望所在——鄂蘭如是說。
相較於過去人們將此生的盼望寄託在死後的永生，導致「世界疏離」現象，以及當今某些人殷切期待科技能夠將人類帶離我們現居的星球，所罹患的「地球疏離」（earth-alienation）症狀，抑或從公領域撤退、進入個人內在世界的做法（亦即一種「內在移民」的生命策略，最終導致極權主義的原因之一），鄂蘭呼籲我們珍惜人生在世的一切，也呼籲族群關係撕裂的社會，以受害者原諒不可回復之悲劇，加害者承諾不再重蹈覆轍的政治行動，一起走出歷史，得以從人為事件的因果枷鎖中獲得釋放。
不過，承諾不一定總能實現。正如「生」可以開啟無線的因果鏈結，行動本身具有不可預測性（unpredictability），後果可能多方拓展漫無邊際（boundless）。是故，在一個因果開放的人世間，承諾只是汪洋大海上的「島嶼」，提供些許的確定性，讓我們的集體生活得以有所依據。
但，承諾的落空也就是原諒之所以必要的時候。不同於柏拉圖提出的理想國，也不同於社會契約論者的主張，鄂蘭的理論指出，一個國家是靠奇跡似的行動才建立，也唯有靠所有人願意在需要的時候選擇原諒，讓彼此從過往的人為事件之中釋放出來，社會才得以存續，得以再造。人們是否會如此選擇，當然存在開放性，但也因此才可貴，才有意義。
（標題由編者所擬，書中標題為：人類行動的本質與政治希望之所在——鄂蘭《人的條件》導讀。作者葉浩，台灣政治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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