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90年代中以來，新左派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聲勢如日中天，自由派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萎靡不振。
但是，幾天前中山大學博雅學院的幾記清脆的耳光，終於讓幾乎所有自由派為之一振。一個也許只是事出有因、貌似人身傷害的青年教師的舉動，終於如一掃晦氣般的贏得知識界、民間何互聯網空間的一片叫好，可能是第一次鼓起勇氣公開抨擊新左派們在學院裏、體制內的霸權，而霸權、體制本來是新左派們慣用的批判概念。
不過，這一記打在新左派大佬臉上的耳光之後，自由派們雖然按捺不住興奮之情，卻仍然口口聲稱打人不對，並不敢理直氣壯地為李思涯撐腰。若是比較近年來，無論社會運動，還是思想戰線上的較量，不能不說，對新左的批評總是遮遮掩掩，對社會進步和運動的方向執着於所謂良好生活，對自身與體制越來越大的鴻溝也多採取犬儒態度，犯下逃跑主義或者失敗主義的錯誤，喪失了整個社會運動的主導權，非常令人痛心。這是社運中自由派們犯的「幼稚病」。
而這些毛病，早在「左派幼稚病」之前的《國家與革命》中，就曾經被列寧所批評，他針對的是第二國際、社民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在當下與國際通常劃分左右顛倒的政治光譜中，列寧昔日的批評仍然振聾發聵，堪可印鑑中國自由派中的許多不堪。
例如，自由派的主流，長期相信依靠漸進式改革的道路就能積小變為大變，最後倒逼政治體制改革。這些温和主義者，經歷了80年代的改革開發，在遇到重大挫折後仍痴心不改，先後寄望於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建設、法治建設、村級自治選舉、互聯網的「圍觀改變中國」、推進基層治理和社會管理創新等等漸進主義的改革。而在列寧看來，他們如費邊社一般永遠在迂迴：面對一個僵化政權卻永遠在捕捉改革信號，卻容易被最高層玩弄於股掌之間，用一點點切香腸的戰術就把他們圈在表面鼓吹改良、實際擁護專政的「促改派」裏。
其中較積極者，也是保守自由主義者，仍然堅信市場的力量，相信從市場經濟和國際交流生發的自然眼花最終能夠產生足夠多的新生健康力量，即中產階級，然後通過公民社會的壯大成為可見的政治談判力量，規勸或者誘導體制愈加開放和民主，政策製定趨向中產階級利益傾斜，然後在適當時機促成新的憲政改革。不幸的是，近年來，這些自由主義憲政派的主張被左派的一些人人吸收，並催生了所謂社會主義憲政派，只是後者的所謂憲政其路徑和憲制理解完全不同，更類清末的「親王憲政」，不僅反動不說，也到底被塞了馬糞。
另有消極者，終於發現現實與理想的殘酷距離，特別是最近三年的劇變，失望到底，卻不肯反思自由主義的軟弱或者改良主義的錯誤，而寧願以「我期許的中國消失了，我不會跟着時代走，我必須跟着自己走」的姿態，以右傾的逃跑主義退出了戰場。 這種逃跑主義，毋寧是一種真正的犬儒，像極了列寧對當時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那是絕望的產物，它是失常的知識分子或者遊民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心理狀態」。事實上，這樣一種逃跑主義總是與失敗主義緊密地伴生，普遍地存在當前的社運群體中。他們往往來自被打壓的運動，有着被打壓的痛苦經驗，在進一步的壓力面前，退縮到私人生活中，或者流於無用的嘲諷，而且不僅嘲諷時局，也嘲諷幾乎任何其他運動，起到列寧所批判的分散工人運動一樣的分散社會運動的效果。
這種逃跑主義的極致，是中國今天的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右派幼稚病的代表，卻跟列寧一個多世紀前所批評的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是同一群人──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者，也是今天中國自由主義─社運的主要群體。
他們既不理解統治階級的政治，也不懂得如何去組織和動員被壓迫的新階級，不懂得極權主義只是一個理想類型，而現實政治總是處於特定的威權政治下，存在着一定的動員空間。他們輕易地否定任何現行法律和政治的合法性與適用性，甚至否定公共空間的存在和公共討論的意義，也自然導致否認維權律師們以及合法鬥爭的意義，輕率地得出人權律師運動失敗的結論，主張唯有鍵盤鬥爭才能。
且不說這種迴到鍵盤和賽博空間的主張已經在強大的五毛軍團和嚴格的互聯網控制下同樣困難，也與動輒號召出國移民的主張如出一轍，都是一種逃跑主義，放棄對抗性的抗爭，以口頭的激進掩蓋着運動的虛無主義，與犬儒主義者的插科打諢一樣，自我消解對抗性，消解緊張，轉為另一種去政治化。
更弔詭的，這樣的一種自由主義的逃跑、對公共政治的悲觀，他們的逃跑路徑卻是循着歐洲新左的理論。一方面，無論在後工業社會的歐美還是在曾經試圖建立無階級社會的後共國家，階級都不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以生產資料佔有關係來劃分的社會階級，而是從全面的警察國家或者福利國家統治下逃逸的階級集合，並且對應於哈貝馬斯和舒爾茨意義上對生活世界和政治生活的劃分。而這些逃跑的自由主義者，儘管他們並不情願使用左派的階級概念，卻通過行動和號召代表着自覺的中產階級意識，只是，繼續處於逃逸的軌跡中。他們甚至寧願退縮到超級宅的個人主義生活世界中，把互聯網看作今天生活世界的全部，然後試圖在互聯網的生活世界發動革命，這些都成為逃跑自由主義者口中的所謂反抗，可是更像生活世界本身的退縮。
最典型的，是「民國當歸」派。他們試圖逃離民主或反對的話語，另起爐灶，避免使用任何有損「主體性」的話語，避免捲入兩岸黨爭，企圖借屍還魂，以為將自身的政治敏感性降至殭屍級別便可安全。可是，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各種逃離都放棄了對抗，也放棄了對抗的對象──國家及其統治階級，正在新左的鼓吹下，開始獲得空前的加固。
這種國家主義的發展，以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對國家的經典解釋來看，恰恰表明階級矛盾已經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而需要國家──一個極權國家的誕生。
胡温政權的維穩十年已經將中國的各階級間的矛盾擴大到難以為繼的地步，「維穩」向下用力的同時掩蓋着國家政權的岌岌可危，面對阿拉伯世界的茉莉花革命或者新疆的少許恐怖主義，甚至香港的「佔中」運動都如臨大敵，政權被迫進入最高警戒。
如此才能理解習近平的危機執政背景，如何弱勢上台卻獲得支持能夠展開大規模反腐運動，並且正在以個人化的高度集權改變着舊日的黨─國關係，顛覆着官僚─大資本階級的利益集團所分肥代表的政治局制度。這一場看不見的柔性政變背後，在號召黨員絕對服從的背後，是國家主義的空前強化。
而90年代中期興起的中國新左們，如高全喜新近分析中國自由主義的成熟所指出的，因為支持國家主義的利益集團統治，早就不是左派了，正在加速這個國家真正的右翼化。
「新左」們重新祭起的階級話語，重新把持着學院和公共話語，甚至通過與中央官僚集團所支持的台灣左派「迂迴」勾結內地新左，如「破土網」，代替了 AntiCNN和四月網，開始侵入社會運動，特別是工運和女權，在社會各個領域安插他們的代理人，形成形左實右的文化霸權，並試圖重新掌握已經「消失的工人階級」，為法西斯主義服務。這也是中山大學耳光事件中新左大佬的底氣所在，一遭遇掌摑便毫不猶豫地報警、封口處置。比較自由主義者的幼稚病，「新左」們的霸權戰略和策略都顯得系統、成熟得多，彷彿在成功地實踐着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擺脱了今天只有自由主義者身上才有的「左派幼稚病」。
相形之下，那些鼓吹移民或者親身逃跑的自由主義者，卻不懂得威權─極權主義是一個具體的、歷史的連續進程，抗爭群體和抗爭政治也是一個連續的轉換、動員過程，未來的大規模廣場對峙需要每日每時小規模地在一切可能的公共空間進行對峙。
即使越來越接近極權統治、公共空間愈益逼仄，也必須通過個體主義的聯合行動創造公共存在，以最小的代價和最簡明的符號凝聚最大範圍的力量，結合長期堅持和立即抗爭，堅持合法鬥爭和祕密鬥爭的結合，不能完全放棄公開政治轉入地下。這是最低限度的抗爭政治，也可能是唯一的政治。否則，逃跑主義的蔓延將成為極權主義的助產士，很容易悲觀地形成威權主義將進入了冰河期的錯覺，在摒棄改良派虛假希望的同時製造着普遍的絕望，實際上為自己的逃跑和無所作為辯護。
她們也因此不負責任地斷言人權律師群體的失敗，看不到人權律師的法庭抗爭可能是漫長抗爭道路上唯一能夠堅持合法鬥爭的群體和運動樣式，在無限退縮到犬儒主義的狹隘生活世界之後忘掉了抗爭的初心。在鋒鋭所一干律師被監居半年後宣布逮捕的時刻，這種來自社運其他陣營的失敗主義腔調顯得尤其可恥。
而所謂初心，從1960年代以來的城市遊擊戰理論以來，都超越了列寧的革命論斷，如阿根廷人卡洛斯.梅里甘拿的城市遊擊戰手冊所說，就是立即革命。只要一小群人的直接行動就構成立即的革命。甚至後退到一個人的反抗，如楊佳，也符合個體逃逸後的立即革命，隨機發動一個人的階級戰爭。
即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將革命視作初心的話──這本是自由主義社運最為薄弱之處，也是中國的新左全力試圖消解、最為反動之處──那麼李思涯的一記耳光，便如1930年代日本右翼井上日召的著名口號「一人殺一個」，意味着只要每一個人行動起來，「從我做起」，用任何方式反抗本單位、各社區的統治者，那大概就是治癒自由主義幼稚病的最好方式吧。
（白信，政治學博士，高校教師，社會運動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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