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的權力磁場中，有的人是在位子上時發揮着巨大影響，一旦卸職，即人走茶涼；有的人是在退休後反而更加靈活自如，通過不時「冒泡」彰顯存在感，恢恢乎遊刃有餘；還有一類人，是上了天堂再回過頭來俯瞰人間，在陰陽相隔的彼岸世界向這邊廂發射「腦電波」，對當下的政治思潮、人事格局、議程設置產生某種穿越效果。
按照中共領導人約定俗成的斷代章法，差不多是10至15年為一代，平均來說大概是11年。為什麼我要在這裏把這個數字說得這樣確定？毛澤東比鄧小平大11歲，鄧小平比胡耀邦大11歲，胡耀邦比江澤民大11歲，胡錦濤比習近平大11歲。這樣規整的排列當然是筆者有意為之，不過也多少能反映出當代中國史的某種尷尬和殘酷。這個代際鏈條，從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原定第三代中輟。於是，中國政制這件衣服的第三排扣子集體下崗。於是，二代和三代之間的年齡差擴大為兩個11歲。
2010年後，出生於上世紀第二個十年的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陸續進入他們百年大祭的歷史時刻，這連帶激發着人們對他們、以及他們活躍期間的1980年代的回望與懷念，或許，也夾雜有某種對未來政治圖景和走勢的寄望與想像。
2013年的習仲勳百年誕辰是一個引子，今天胡耀邦的百年冥誕才是真正的高潮。活躍在80年代政治舞台的這批「10後」革命家、政治家、領導人，其偉大、卓越、傑出的程度，並不遜色於他們的前輩；而他們的見識與膽識，在某種程度上則遠遠超出前人。
80年代的高層政治架構起源於對華國鋒進行分權的偶然性設計，如今執政黨從黨內追溯其政治體制改革話語資源的原點，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那篇著名講話《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在這篇談話裏抨擊的主要現象即黨政不分、以黨代政，與其說是對基層說，不如說矛頭直指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華國鋒。其潛在含義，也就是黨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主席這樣1949年後絕無僅有的三位一體集中於華國鋒一人身上的局面，必須終止了。
此後不久的佈局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鄧的講話一個月後，華國鋒的總理一職就由此前半年就已擔任常務副總理的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接任。第二年六月，軍委副主席鄧小平轉正為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則接替了他的中共中央主席一職。至此，華國鋒的權力被分割完畢。
80年代總體改革總指揮的地位
這裏很值得注意的是黨務系統。1980年2月，胡與趙同時被增補為政治局常委，胡還擔任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換言之，從1981年6月到1982年9月十二大換屆期間，胡其實有兩個黨務系統的頭銜，一是中共中央主席，一是中共中央總書記。1982年後，黨主席制被總書記制取代，在這個意義上，胡算是末代黨主席。
「主席+總書記」的權力結構，是1956年中共八大的發明，是中國政治層面的雙軌制。毛澤東的用意，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線、二線兩個軌道，一線在前方折衝執行，二線在後面策劃佈局。所以，1980年恢復總書記的設置、1982年修憲時恢復國家主席的設置、1982年中顧委的設置、1983年國務委員的設置，這一連串事件，其實都體現了當時的老人們希望通過恢復八大建制和安排緩衝地帶，達到毛所希望的一、二線雙軌運作的目的。
放在這個大框架下看胡所擔任的總書記一職，特別是在黨主席與黨總書記並存的架構下的黨總書記一職，其含金量當然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在八大上，毛推薦鄧，鄧謙辭，毛對大家說，國外叫總書記，我們叫秘書長，其實都是一個詞（general secretary）。鄧小平在五馬進京後擔任的也確實是中共中央秘書長，這次不過是改了個名字。而胡耀邦在1978年到1980年間擔任的各項職務中，也有中共中央秘書長一職。
雙軌架構下的總書記是黨務大管家，是中央書記處的總負責。在黨政不分的極致年代，書記處的權力所及，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事無巨細，莫不關涉。
應當說，80年代這些元老們確實希望通過復活「十七年體制」（即1949-1966）來振衰起敝，鄧和陳對重建書記處寄予厚望，提出兩點要求：第一，堅持集體領導，書記處所有成員平等，都只有一票。重大問題由集體決定，應當允許有不同意見的辯論，但必須要有集中。第二，實行集體辦公方式。陳雲更是痛感中央領導人普遍年高體弱，處理重大事情都只能採取「傳閱畫圈圈的辦法」，是要「誤四化的大事的」。他要求書記處「實行辦公會議的方式，大家在一起，要辦的事，或者開會決定，或者幾個人商量，立即辦，不要拖延。」
鄧、胡、趙三駕馬車的這個架構，成為80年代中國改革在最上層的組織基礎，這個基礎是有力的，但也正因其沿襲了八大體制，也自然會繼承八大的一線二線雙軌制內生的政治風險，自然會在一定程度上重演曾經發生的政治悲劇。
然而不管怎樣，我們從上述權力架構中判斷，作為總書記的胡耀邦是80年代總體改革的總指揮，這並不為過。今人高談改革開放的黃金年代時，若撇開這個一線總指揮，未免於情有虧，也於理難合。
胡耀邦的政治資源是一柄雙刃劍
胡耀邦的政治遺產、精神旗幟，今天仍值得執政黨認真繼承、高高擎起。胡耀邦是做黨務工作出身的，而且從團中央、中央黨校、組織部、宣傳部、書記處（中央秘書長）等職務崗位的流變來看，其終生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興黨，須臾不曾脫離黨務。胡在80年代在訪問英國時，曾認真地與戴卓爾夫人辯論馬克思主義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師承關係。從這個細節不難看出，胡是一個持有深厚理論興趣的人，同時，也是一個人道主義的、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這個黨在改革年代的理想人格化身。他推動真理標準討論，主導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主持整黨，凡此種種，當然都與2012年新一屆領導人上台後大談理想信念、大搞從嚴治黨的背景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因而也成為執政黨不能不看重和珍視的重要政治資源。
相對來說，趙紫陽的身上有着更複雜的經濟成色，他在經濟政策領域也有頗多有別於主流馬克思主義的「離經叛道」主張，這在那些堅定信奉「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信條的政治老人看來，幾近於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無可救藥的異教徒。
這正是胡可用、趙難用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胡的生命終止於1989，而趙則在此後又有持續16年的時間來觀察這個深度融入全球格局和經歷劇烈經濟社會轉型的國度，他的視域和他所接觸的世界，完全是另一個樣子了。
假如胡的生命更長久些，這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又會怎麼想、怎麼做呢？假如胡的生命更長久些，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又會如何看待和對待他呢？
對於今天的執政黨來說，胡耀邦是一柄鋒利的雙刃劍。與80年代的人道主義問題引發的辯論和站隊類似，即便在執政黨內部，圍繞着胡耀邦這個政治符號的爭議也從未絕跡，不同的人們對於他的諸多政治主張存在着不同看法。隨着2015年的到來，留給執政黨思慮躊躇的時間越來越少。
習近平抽出利劍的邏輯
不過，紀念，還是不紀念，這倒不是一個問題。早在10年前，就已有溫家寶、曾慶紅、吳官正三常委出席了胡耀邦誕辰90周年的紀念座談會。那時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恰好」外訪。這次習近平外訪結束趕回出席座談會並發表講話，本身說明了這一代領導人的「底氣」和霸氣，他自信能夠長袖善舞，所以敢於師心自用，抽出這柄利劍。從《新聞聯播》初步披露的講話內容來看，着重點確實也是落在我們前面分析的理想信念、廉潔自律、從嚴治黨等方面，最終被納入習提出的「四個全面」框架之中。習近平在講話結尾強調「一切偉大的成就都是接續奮鬥、接力探索的結果，一切偉大的事業都需要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中推進」，這和他在2013年底毛澤東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有關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的「新話」是一致的。習在毛與胡的兩個座談會上的講話合二為一，恰好統一到他更早前在當選總書記後表達的邏輯：「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但圍繞胡耀邦的那些爭議，和處在政治光譜不同位置的人們對於胡的不同理解，仍然可能掀起波瀾。也許正是出於這方面的考慮，面對如此重大的新聞選題，國內媒體居然呈現集體噤聲的狀態，在中央層面的紀念座談會正式定調之前，鮮有媒體「妄議」。以致於，除了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之外，《環球時報》竟成了就胡耀邦誕辰表態（除了口氣稍有異樣，總體值得肯定）的第二家紙媒。這顯然是宣傳部門有意控制的結果。習的講話發表後，媒體的報導和民間的自發紀念會否呈潮湧之勢，還有待持續觀察。
（經濟學博士，高校青年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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