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反動政治立場，或者反黨叛國行為，令其遭到公眾唾罵，政府打擊，從而身敗名裂，甚至走投無路。這是「文革」中常見的一幕。「文革」之後，不少文章和書籍反思這類舉報的危害，還有當事人站出來痛心疾首地表達懺悔。
政治舉報從未斷絕。總是有人揭露，誰接受海外反共基金會資助了，誰參加民運組織的活動了，誰又和達賴喇嘛合影了。這些舉報仍然會給被舉報者帶來很大的壓力，但是在公共輿論中不受待見。人們似乎有理由相信，政治舉報已然是一種過時的、無用的而且遭人鄙視的行為。
歷史不僅出乎意料地重演，而且難以想象地荒謬。近日，港台人士竟然向中國內地（大陸）公眾及政府舉報港台藝人的政治立場。香港「愛國人士」陳淨心在微博舉報香港歌手盧凱彤、謝安琪支持「佔中」運動，來自台灣的藝人黃安（傳言已入籍大陸，但「台灣藝人」仍是其身份背景）在微博揭露台灣歌手盧廣仲的「台獨」立場。是的，他們不是偷偷摸摸地向情報部門告密，而是義正辭嚴地公開舉報。
他們的舉報「大獲全勝」。主辦單位取消了被舉報歌手在大陸預定的若干場演出活動。在此之前，黃安也曾向國台辦舉報，要求調查可能與「台獨女」鐘嶼晨合作的企業。國台辦予以書面回復，對其舉報行為大加贊賞，並稱「領導高度重視，並責成相關單位迅速調查覈實」。
舉報乃因政治專制
去年9月，蘇格蘭公投前夕，文藝界名流紛紛表態。1300多位蘇格蘭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聯署了一封公開信支持獨立，認為獨立將讓蘇格蘭民族擁有更多自由創造能力。他們說：「我們將投票支持（獨立），因為我們想像了一個更好的國家。現在，我們想要建設這個國家。」支持獨立的明星中包括第一個飾演「007」占士邦的著名演員辛•康納利（Sean Connery），他一直都是一個堅定的「蘇獨分子」。
反對獨立的名人也不少，其中最受關注的大概要算《哈里波特》的作者J.K.羅琳（J.K. Rowling）。她認為獨立將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並捐款一百萬英鎊支持統一大業。包括滾石樂隊主唱米積加（Mick Jagger）、披頭士樂隊成員保羅麥卡尼（Paul McCartney）等人在內的演藝明星也聯署了一封公開信，宣稱：「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東西遠多於分離我們的東西。」
獨立還是統一的確是一件大事，因此這些明星的立場也會引發爭議，甚至招致言語攻擊。但是，倘若有人跑到媒體上或者政府部門舉報他們的政治立場，則顯得十分滑稽。
在民主社會，沒有什麼政治立場是不可以表達的。有些人願意沉默，那也是應當受到尊重的個人選擇。假如英國政府一本正經地表示要調查某個人或者企業的政治立場，那將是一個政治笑話。同樣的道理，台灣每次大選，藍綠兩邊都有演藝明星助陣，也有很多人作壁上觀。
舉報之所以存在，乃因政治專制，取締言論自由。
統治者的政策或者觀點，只能贊同，不能反對。倘若反對執政黨，對中國公民來說是犯罪，輕則「尋釁滋事」，重則「顛覆國家政權」。此外，據國際記者聯會年度報告，中國政府還備有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損毀商業聲譽、刑事誹謗罪、非法獲取經濟利益罪、非法經營罪、聚眾淫亂、散播謠言、製造虛假消息、製造虛假註冊等等十多項罪名來打壓言論自由，總有一款適合你。對於境外人士而言，則是反華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不允許踏上中國土地。
在這種國家暴力高壓之下，執政黨控制從幼兒園開始的所有學校教育、包括牆頭黑板報及個人微博在內的所有媒體和書籍出版、包括流行歌曲及言情電視劇在內的所有影視作品，更不用說汗牛充棟的專門政治宣傳，對民眾進行洗腦教育。因此，舉報者既可以跑到政府部門去要求查處，也可以在微博上號召民眾抵制，聲稱這是人心所向。主辦單位取消預定演出，從表面上看是順應民意，擔心有人砸場，實際上是害怕政府部門找麻煩，或者已經被政府部門打了招呼。否則，爭議對於公共輿論、演藝明星和主辦機構都未必是壞事。
在大多數時候，中國民眾提到分裂則義憤填膺，摩拳擦掌。但同樣曾經屬於清代版圖，蒙古建國是友好鄰邦，台灣獨立則天崩地裂；吶喊着要收復荒島釣魚島的人，卻從來不會以同樣的邏輯追討美麗的海濱城市海參威。習近平去新加坡與馬英九握手，民眾稱頌創造歷史；但假如此前由一個演藝明星提議兩岸領導人以對等身份見面，恐怕會被罵死。
儘管如此，也並非每一個中國人都被成功洗腦。否則，就不需要那麼多網絡刪帖人員和思想警察了，也不會有那麼多人因言獲罪了。即便論及獨立與統一，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但是，這些意見沒有空間表達，沒有機會交流，這也是言論封閉、思想狹隘的重要原因。那些可以說話的人，動輒代表「十三億中國人」，不過是利用這種言論環境為虎作倀，在那些被迫沉默者身上再踏上一隻腳。
舉報增強政治審查
舉報者可能會浩然正氣地宣稱：別的都可以忍了，在關乎「祖國統一」這樣的大是大非面前，絕對不能讓步！他們也許不知道，「文革」期間，「反對毛主席」、「同情國民黨」甚至僅僅是黃安的台灣背景、陳淨心的香港身份，都是絕對不可以容忍和讓步的「大是大非」問題，紅衛兵的革命熱情和革命正氣，一點都不比他們少。
舉報案中真正的大事大非問題，是舉報者和當局狼狽為奸，協作進行更加廣泛的政治審查，打壓中國大陸之外的言論自由，逼迫可能與中國大陸人合作的藝人、作家和商人都進行更多的自我審查。同時，也讓中國大陸的合作方畫地為牢，故步自封，失去更多的生意和交流機會。
港台藝人在大陸原本有比普通大陸居民更多的表達空間，至少以為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暢所欲言。除非被安全部門列入黑名單，唱片出版公司、演藝活動的主辦和主管機構通常「管內不管外」，也就是說，只要刪除其不受歡迎歌曲和鏡頭，或者要求不在活動期間不發表反政府言論，就可以合作。無論是支持「反攻大陸」的台灣歌手鄧麗君，譴責「六四」鎮壓的歌手梅艷芳，還是支持藏獨的冰島歌手比約克（Björk Guðmundsdóttir），在大陸都是採用這樣的原則對待。
陳淨心、黃安等舉報者，利用中國當局的意識形態宣傳，實際上是逼迫他們「有所作為」，進行更加嚴格的政治審查。或者，中國當局利用這些舉報者，以及他們的舉報造成的輿論影響，強化意識形態控制，迫使藝人們進行更多的自我審查。
演藝人士不是專業的政治家，有些只是庸庸碌碌的賣藝人，但是他們中很多人都是青少年心目中的偶像。但經過這樣的政治審查，還能讓中國年輕人看到的境外藝人，很可能就剩下那些或者思想整齊劃一，或者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或者為了大陸市場逢迎拍馬的人。
香港「佔中」期間，導演王晶和北京政府站在一起，和同行劃清界限。北京大閱兵當日，大量明星用過網絡表達「愛國情懷」。鍾鎮濤發文稱唱國歌激動得哽咽，而關之琳更發文直呼「祖國萬歲」。無論是發自內心還是作秀表演，相較於前輩，他們的認知能力和批判精神都大為減弱，而自我審查和迎合順從的傾向都大為增加。
儘管中國改革開放超過三十年，但是言論空間從未自由，思想文化始終受壓，後果有目共睹：偌大的一個國家，經濟、文化都全靠「山寨」，連幾首像樣的原創歌曲都寫不出來。口口聲聲愛國愛大陸的陳淨心女士和黃安先生，為什麼不想想這些「大是大非」問題呢？
也許他們真正的興趣，僅僅在於利用中國大陸政治環境，或打擊政敵，或者報復私怨，或擴大地盤。但是，他們應該了解「文革」中很多造反派的命運，言論審查可以沒有底線，所謂群眾的力量也可能惡浪滔天。在這樣的環境中，舉報者自己也難有善終。
（長平，作家，資深時政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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