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國際討論，「世界主義」並非自明。例如今年七月剛出版、探討現今政治哲學裏各種具爭議性議題的新書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Political Philosophy，第一章問的，就是在現今世界脈絡下，我們需否全是世界主義者。2013年，劍橋大學出版、從法律與政治角度思考世界主義的專書Cosmopolitanism in Context：Perspectiv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al Theory，其中一個章節就是專門思考移民是否人權一種，而該論文作者的觀點，是外來移民情理上沒有凌駕性權利，原因是本地人的意願亦同樣重要、需要重視。即使比利時學者Marco Martiniello在其著作《多元文化與民主：公民身份、多樣性與社會公正》（中譯本）主張較寬容的人口政策，但其立論重點亦非抱持「本土等於排外」這種過於簡化的立場。Martiniello這樣寫道：「民主型多元文化主義承認不同文化、族群／種族和宗教群體之間互動、交流對話的重要性，但在此之上，它也為承認和發展族群／種族、文化或宗教群體內部集體生活留了一個空間。」這些外地哲學討論議程，與香港頗不一樣───香港論者往往論斷前，少有以此較全面的視野，看待「本土身份認同」。
要妥善回應香港如今的本土意識崛起、處理「本土身份認同」的存在意義以及其衍生的道德與政策議題，首先要理解的，是為何此時此刻，「本土身份認同」會成為一個政治議題。關於這點，學者沈旭暉最近在文章《香港人進聯合國工作的夢》提了一個很引人思考的問題：「香港人本來就是最適合在國際社會生存的人之一，是什麼時候變得沉溺在『中國夢』與『本土夢』這兩極夢囈中不能自拔？」
一國之中的多元認同
這涉及國家如何構成、構成之間衍生何種內部矛盾的大問題。世界之中，少有國家是真正的單一民族國家，於此中央政府有兩個對策選項：或則是自上而下推行單一同化政策，繼而激起反抗、衍生在地不同族群為保護自身原有文化而有的「反抗性民族主義」（reactive nationalism），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亞、英國的北愛爾蘭、菲律賓的莫洛等都屬可參考案例；又或者，公開承認國內不同族群的「亞國家民族主義」（sub-state nationalism），給予他們平等的地位，推動一國之中的多元認同（multiple national identities）。政治哲學家Will Kymlicka關心的一大議題，就是如何合乎道德地處理一國之內這類「亞國家民族主義」。在這方面，加拿大是具代表性案例。這個國家由幾大族群組成，法語地帶魁北克曾兩次進行獨立公投，但加拿大亦曾通過一個動議，指「Québécois form a nation within a united Canada」。兩位研究如何在加拿大保存魁北克獨特性的學者Alain-G Gagnon與Raffaele Iacovino，他們在著作Federalism, Citizenship and Quebec: Debating Multinationalism主張，英裔主導的聯邦政府，必須承認魁北克人是擁有主權與自決能力的族群（sovereign people）、而非單純的少數族群（ethnic minority）與利益團體。
有兩點可以見到，中國並非孤例：其一，中國亦非單一民族國家。官方說法，是中國屬「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國內有56個「民族」。回望歷史，中國亦曾有過很具聯邦制味道的「聯省自治」主張，甚至有過比現今香港更鮮明的地方意識；美國學者Stephen R. Platt所著的《湖南人與現代中國》是這方面很好的參考讀物。當中提到，20世紀初護國大將軍蔡鍔，曾認為湖南並非中國，因為「中國」的邊界與人口皆可變，而湖南只是純粹的內陸文化圈。後來的毛澤東，用今天的話語說，也曾是「本土派」，甚至寫過：「湖南人沒有把湖南自建為國的決心和勇氣，湖南終究是沒辦法」。
中國第二個可與世界案例可比擬的地方，是她處理國內「亞國家民族主義」的手法。中國所選的方式，是以中央政府強勢與自上而下的「大一統」方式，同化全國各地、不如加拿大般包容多元身份。著有China’s Forgotten People: Xinjiang, Terror and the Chinese State、研究新疆恐襲的Nick Holdstock，今年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這樣講述中國政府如何進一步「政治化」新疆人身份：「我在想，是否存在針對新疆的20年或30年戰略。官方可能希望，如果繼續讓漢人在新疆定居，同時邊緣化維吾爾人身份，那麼異議就會消失……我不確定他們是否有意和心懷不滿的維吾爾群體展開對話。」
九七前後香港的一大變化，是由海洋國家宗主國，過渡到這類大陸國家；後者遠比前者熱衷高舉權力、支配地方，是以在英治時期，不論星港都能有政治空間包容「三重效忠」，即同時保留與英帝國、本土以及中國的情感連繫，現今這卻難以想像。毛主席說，「哪裏有壓迫 哪裏就有反抗」，這正是香港本土意識興起不能迴避的一個政治背景。
「本土身份」可成道德載體
愛談道德的論者不但不緊扣這類背景作討論，且也多少傾向視「本土身份」為「原罪」，而少有留意到，這身份除可作分配權力與資源的前提外，還可成為道德載體、防止民間禮樂崩壞。哲學家Charles Taylor在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Modern Identity中指「認同……提供給人們一個組織框架，使人們能夠在這個框架中決定，應當在什麼是善的、有價值的或值得稱讚的等問題上持何種主張……如果他們失去了這種承諾或認同，他們就會很迷茫；他們在許多重要的問題上也不再能理解事物對他們的意義了。」身份凝聚的關鍵，在於社會有足夠的社會資本、存有信任，令社群成員願意合作互助、表現道德關愛；但在現今港人難以影響關乎新成員各種細節的人口政策的脈絡之下，這種珍貴的社會資本、道德載體就不免會受影響。
「法西斯」一詞，在香港語境中多用於批評本土身份之存在；但1939年面世、其時英國首相丘吉爾推薦、分析法西斯興起的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卻帶給我們另類啟示：法西斯這集體主義所以興起，源於共產與資本主義所承諾的理想世界無法實現、其「有A才有B」線性機械的「理性」無法回應大眾思緒，令民眾心生虛無感與怠倦，這為法西斯興起、坐大國家權力消滅個人自由提供了機會。這對香港有兩點啟示：其一，不扣連公眾思緒的「理想」，只會令社會更走極端；其二，既然「本土身份」並非原罪、可成道德載體，那麼在香港較可為的保存真我的理想實踐，便是減少依賴政府的「民間自治」，以及勿忘「世界香港」、不以種族膚色但以價值觀定義「香港人」。
最後以《好人總是自以為是：政治與宗教如何將我們四分五裂》書介作結、作為身處亂世的提醒：「道德凝聚人心，卻也令人目盲得看不見事實。」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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