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
作者：閻小駿
出版社：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5/08/31
二零一四年十月的一個夜晚，我回到短別兩月的香港，站在金鐘政府總部外不遠處的道路上，抬頭看見一張直幡，上面寫着五個繁體字：「抗命不認命」。時值轟動全球媒體的「佔領中環」運動如火如荼之際，我身邊是或搭起帳蓬或席地而睡的年輕人，一座天橋下，幾位學生正在進行「廣場演講」，聽者時而神色凝重，時而群情激昂。有那麼一刻，人群中的悲情感讓我感到彷彿置身二十五年前。
今年6月18日，香港立法會以一場「等埋發叔」的鬧劇式表決意料之中地否決了2017政改方案。多方評論認為，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香港不會重啓政改道路。
「不認命」的「抗命」結束了，香港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說好的「五十年不變」承諾能否兌現？《香港治與亂：2047的政治想像》一書，對於回歸五十年後的香港命運給出了基於政治學分析的三種理性預測結果：
第一種局面：「在2047年之前，北京與香港之間已經重建高度的政治互信，香港社會疏離和抵制中國的集體社會心理發生根本轉變」，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國兩制」得以保存與擴展，香港實現全民普選，法治傳統得到維持，金融中心地位加旨，成為「既屬於中國、又面向世界的、高度自治的現代化自由都市。」第二種：目前的政治撕裂沒有癒合，京港政治互信水平較低，香港經濟成長與內地城市持平甚至落後，結果是「一國兩制」在2047年後名存實亡，或在2047年6月30日午夜按時結束；最後一種狀況是：在2047年之前，政治勢態進一步惡化，社運不斷激進化、暴力化，「發生如同『顏色革命 』那樣的大規模、顛覆性的社會抗議運動」，中央人民政府宣布特區進入緊急狀態，「一國兩制」提前結束。
第二和第三種局面，是許多對香港有所寄託的人情感上難以接受的結果：香港最終將淪為一座與內地並無二致的普通城市。
《香港治與亂》是一部勇氣與理性兼備之作。作者閻小駿博士執教於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主要從事當代中國政治、比較政治制度與政府改革方面的研究。為何稱其為「勇氣之作」？「佔中」對香港政治與社會的撕裂程度之深堪比台灣「藍綠之爭」，因政治價值取向不和而導致社交網絡上興起一股“de-friend”之風，「拉黑」、「友盡」比比皆是。年輕人取代泛民，成為抗爭新主力，支持抗爭一度成為年輕人中的「政治正確」，挑戰這種政治正確需面對巨大輿論壓力。傳統媒體上，過去幾年裏針對某些大陸背景居港人士的「人肉搜索式報導」、不同政見者之間耗費大量精力的筆戰回合，都令教學與研究壓力巨大的大陸背景學術界人士在公共發言中多有顧忌。但上述壓力顯然沒有阻擋閻小駿博士這樣一位出生在內地、受訓於北京大學和哈佛大學、擁有多年香港經歷的複合背景的學者講出「大家平時都不願意講、不樂意聽，但是對香港而言又不能不講、不能不聽的真話。」
此外，近年來，香港學術界人士參與政治與社會運動似成趨勢，典型的代表是「佔中三子」中的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陳健民；被「港獨」人士視為「精神教父」的陳雲也在高校任教；「佔中」期間參與運動的學術人士不勝枚舉。在這樣的背景下，學者能夠守住書桌，冷卻頭腦，回到問題的本源探尋解決之道，雖不比走上街頭來得壯懷激烈，卻也是公共關懷的一種表達方式，且因其超然的觀察角度，更添一份客觀。
《香港治與亂》全書分「香港的迷茫」、「治亂一念間」、「香港人之惑」、「誰掌管香港」、「特殊的邊陲」、「未來的香港」，以及結語「邁向2047」幾部分，由當下香港社會的迷茫、政治紛爭與社會亂象入手，從政策制定之初存在的問題及主客觀環境出發探討「一國兩制」的前途、香港特殊的歷史記憶與集體心態對當下陸港關係的影響、特區管治能力與政黨問題等多方面剖析當下亂局的政治歷史成因，並提出治理香港的對策建議與香港前途預測。
講述香港的政治學、社會學乃至文化著作多年來浩如煙海，僅略舉幾例，社會學家呂大樂《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前嶺南大學李彭廣《管治香港》、作家陳冠中《我這一代香港人》、《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等諸多作品反映了本土學者的視角，記錄香港民主運動、媒體與社會變遷的學術作品數不勝數；大陸背景的作品方面，經典如許家屯、魯平、金堯如等，反映的是回歸前中國官方的治港思路，近年來如強世功、劉兆佳等學者作品也在試圖解碼香港困局，但因作者接近決策圈的身份，難以被香港普通讀者全面接納。《香港治與亂》在現有作品基礎上，從內地與香港不同步的政治發展階段、管治水平與領導團隊能力的雙重視角出發，對現有的分析香港政治作品做出有益遞進。
例如，談到「急凍式」回歸為後來的政治發展留下隱患的原因，作者將中央政府處理香港問題的環境放在國際視野下：「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領導層所面臨的對內撥亂反正、對外應對美蘇冷戰的高度複雜工作，也使得其對香港在回歸後的管理問題無暇充分了解和思考」；「港人治港」方針的確立，其中一個因素是「香港回歸之前，內地幹部隊伍的整體文化素質仍然亟待提高，大量高級幹部來自於革命隊伍，戎馬倥傯間既沒有機會接受良好學術訓練，亦缺乏管理一個運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大都市的經驗。」
在分析陸港政治互信問題時，作者對於多年來高舉「反對」旗幟的泛民提出了終極問題：泛民「究竟是要成為治理型的反對黨還是革命型的反對黨」？這一問題關乎泛民未來的道路抉擇。
在香港人的國家認同問題上，2008年是一個轉折點，四川地震、北京奧運等宏大敘事助推港人的國家認同達到回歸後的歷史最高點，此後認同度急劇下降。新一代香港年輕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恐中情結」，這種恐懼感從現實來看，來自於受眾從媒體中認識到的中國形象：食品安全、環境污染、人權問題等轟動全港的大新聞頻頻發生。在《香港治與亂》一書中，作者在現有討論基礎上，對港人「恐中」的心結作出歷史性的分析：在宏觀的國家認同缺失之外，香港當代社會，除原居民外，就是由二十世紀中國多次戰爭與政治動蕩中逃港的難民組成，「這種集體的難民心態首先是給予對中國內地的恐懼心理，希望與中國內地保持安全距離，並永遠保持香港作為政治經濟避風港的地位」，而這種集體心理「在傳統上比較樂於見到內地不好的、落後的一面」，「以利於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復」，這種「逃難者」與「受害者」心理傳承給下一代，造成陸港關係互動中的心理障礙。
如今香港回歸中國已逾十八年，「人心回歸」之路卻崎嶇不平。經歷了佔領中環的香港社會疲態初顯，新一輪的迷茫蔓延在曾被內地無比珍視的「東方之珠」。2047年，香港的風采是否會浪漫依然？作者在全書結尾部分寫道：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放棄「冷戰」思維，更加積極地看待變化了的中國和世界，是香港政治走出困境的不二法門。
作者供職的香港大學，自孫中山時期就保有「革命傳統」，在事關中國與香港命運的重大歷史與政治事件中，港大學生的使命感與青春激情令人動容。我相信閻小駿博士的這本新書並不能完全說服他所任教的港大的全部學子，也相信若書中對於港人的恐懼、悲情感淵源着墨更多，會爭取到更多追隨者。但是用理性征服悲情恰恰是學者不同於媒體的可貴之處，既然愛國的港人可以批評大陸，那麼愛港的大陸背景學者對香港提出的建議也應當得到傾聽。心平氣和地傾聽不同聲音，是一流的國際化高校、國際化都市應有的底線胸懷。
（張倩燁，前媒體人，曾任香港綠色和平組織資深傳播官員，現任安邦諮詢馬來西亞研究中心信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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