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意識」、「香港本土」等問題，是近十多年社運的關鍵概念。檢討這十多年來的社運，應從檢討這概念開始。筆者認為應以「香港本位」取代「香港本土」，以開拓香港社會內部諒解與對話的空間。「香港本位」的想法還是初步，且篇幅有限，現只提出框架，還有不少未說清、太簡化之處，容後再深化。
先來個思想實驗。
A君熱愛香港，但認為講武力香港無論如何不是大陸對手，勉強硬來只會輸得更慘，香港只有談判一途，他是出賣香港嗎？
B君熱愛香港，但因為這邊生活水平高，於是到內地買樓養老，他是不愛香港嗎？
C君熱愛香港，但認為即使把內地看成敵人，也需要加強對其認識，所以鼓勵人多看現在中國變成怎樣，他是否搞國民教育洗腦？
D君五歲時從內地來港，現行年廿八，視香港為家，但仍懷念內地家鄉、珍惜與內地親人的關係。他是根正苗紅香港人嗎？
E夫婦自覺愛香港，女的認為愛香港最好的行動，就是幫助新手父母們教好小朋友，由家庭基建開始；男的認為寫香港史、寫書幫助學生適應大學生活，就是切切實實建設香港。這是維穩家庭嗎？
上述都真實人物，部分是筆者直接認識的，E夫婦就是我家。在今天的香港，特別是大半年前的緊張氣氛下，這些人也有可能被質疑「不愛香港」甚至「出賣香港」的。以筆者為例，我的看法是與內地硬碰的話香港必吃大虧，思考長線建設才是自救之道。我這樣的立場、我這個人，恐怕已被一些人視為叛徒、維穩。我被打成什麼無足掛齒，問題是在這裏七百多萬人中，還會有多少萬人被視為叛徒？這樣的處理是使香港更凝聚還是更分裂？更有利建設香港還是更不利？
就着這個問題，筆者想起1980年代政壇教父鍾士元。在香港前途問題初提上議程時，社會大抵都不希望被中國「收返」，一位反對「收返」的代表人物，便是時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他要求英國不要將香港交回大陸，甚至英國派來前首相當說客，也被他駁得灰頭土臉，拂袖而去。因着這個立場，他亦惹來中國政府不滿，鄧小平直指他為「殖民地孤臣孽子」。另一邊廂，鍾又推動成立現在的科技大學，期望培訓科技人材，支持更高階的工業化。如果事情停在這裏，今天本土傾向較強的朋友應會視鍾為英雄，但之後的發展是，他回歸前接受內地邀請，在炮聲隆隆的後過渡期參與內地的「另起爐灶」。
民主黨在部分人眼中的評價也經歷類似轉變。在爭取八八直選、參與九一直選的路上，一直在民主運動最前線。大轉折是2010年到中聯辦會談，並支持2012年的政改方案，之後便被不少人視為出賣香港。另一個例子是馮儉基，後過渡期中英鬧翻，馮儉基認為要對中國內地「又傾又砌」，願意參與「另起爐灶」，其他泛民不這樣看，這段期間他直被視為民主派叛徒。再另一個例子是田北俊，一路走來是建制派，參與反對彭定康政改及支持2012年的政改（如果認為這些是「罪行」的話），但近來對特首的不滿溢於言表，於是又成為被追捧對像。
對內地越罵得兇，就是夠本土？
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香港政治文化的一個有趣局面：本土與否，不是看你為香港社會做過什麼，而是看對內地的立場，對內地越罵得兇，就是夠本土；一旦展示妥協，或嘗試理解內地的情況，或是提出暫將注意力放在內部建設，也可能被視為不愛香港、服從了維穩策略。此正是筆者之前談過，在現在的氣氛下，「本土」是由「非大陸」來界定。
這種心態如何產生，非本文要處理，但這種對本土的理解是影響深遠的。本土與否，從提問開始已是難以界定，而且是一條隨着內地論述而游移的界線，誰才本土是非常「海鮮價」的事。而更大的問題是，「誰才本土」的辯論是一種排他性（exclusive）的思考模式，並非尋找社會上的最大公因數，嘗試建立一個跨越不同世代、不同界別也能接受的香港身份。
筆者認為應以「香港本位」作切入，要問的是「香港本位」還是「中國本位」。香港本位的人很多，但對於如何與中國相處，以至對香港社會應往哪裏走，就有不同看法，但即使看法不同，他們也是在香港本位的大傘之下，提出自己對香港好的看法。
可先看「中國本位」是什麼。孫中山先生便是典型中國本位人物，他曾在港求學生活，亦明言在香港的經歷促成他思想形成，香港在他而言是影響內地的基地、活動中途站，吸收西方資訊的寶庫，但中國才是他心之所繫，投注畢生精力的家鄉。又如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便是一個回應帝國主義在中國橫行的事件，屬中國本位事件。中國本位思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後仍然存在，例如戰後在港開設具左派背景的達德學院，便是以支援中共建政而設；即如新亞書院，初期的理念仍是以大中華為念。錢穆在《新亞遺鐸》就曾透露，重點是重建中國文化，辦新亞初期曾認為書院在香港與台灣沒大分別。在這種思考構式之下，香港是過渡，是中途站，香港本身不是目標，中國才最重要。
「香港本位」思考者，不會再以香港為踏腳石、為手段、為附庸，而是以香港本身作為目標。香港本位思考模式如何產生，不在此以交代，跳到結論就是說，到鍾士元這一代華人領袖，已是很清楚的香港本位。他初期認為中國收回主權不是香港的利益，但當收回已成不可逆轉，他期望進入建制，嘗試帶來好影響。司徒華早年的中國情懷很重，然而經歷香港社會的本土化，到1970年代以後，雖然中國情懷不減，但他也出現明顯的香港本位傾向。至於八十後社運動、今天的本土派，其香港本位立場就更不用說了。
尋找對話與合一的基礎
然而，即使同為香港本位，也存在着何謂對香港好的不同理解。有人認為不能對內地恭順，一步不讓；有人認為香港一定鬥不過大陸，只能與她和平共處；有人視內地如同陌路，有人視之為親戚；有人認為可利用內地解決香港的問題，策略性地與之合作才是香港的利益，有人認為一滴水也不應向大陸買。對內方面，有人認為應鼓勵生產、經濟建設先行，有人認為照顧有需要人士更為重要。人總是不同的，這再正常不過，但在「香港本位」這個大傘下，看着對方雖然不同，但都是帶着對香港好的共同願望，應有對話基礎。
對話談什麼？就是具體地探討一連串根本大政。例如說，要與中國越遠越好，那請問怎樣解決香港的各種生存問題？要接近中國以爭取好處，那便要回答怎樣處理各種負面影響？有人認為要搞大有為政府，那麼如何處理政府失效的問題？有人認為要自由市場，那麼市場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又如何處理？甚至如思考香港人應有何質素、文化政策往哪裏走，這些都是亟需探討，而很長時間放下了沒有細想的。香港現最需要的，是各個階層、不同界別、不同世代，就着這類根本大政來個全民大討論，而對話的基礎，就是大家都香港本位。
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雖說香港本位，但仍需有中國視野，因中國是個巨大而真實的存在，必須思考一種能與之和平共存，又互惠互利的方案。合理的處理方法，是與內地共同探索雙方利益重疊之處，及互助互補的空間。筆者不擔心香港本位的提法會引起港獨什麼的聯想，因為上海人也是上海本位，深圳人也是深圳本位的。
希望香港好的人應該有不少，如果這些人總在窩裏鬥，天天爭論誰才是根正苗紅香港人，這只會產生一個父子也溝通不來、同枱吃飯的朋友也溝通不來的世界。與其你一句左膠我一句港獨的終日吵鬧，不如探討在現實限制及機遇下，有什麼可行方案建設香港。少談「主義」，多談「問題」，在「香港本位」的基礎上，開出對話與合一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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