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期稍顯平靜的中國輿論場，在10月5日被兩起事件迅速激活：一是藥學家屠呦呦成為首位獲得科學類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二是以美國、日本為首的12個亞太國家的貿易談判代表達成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
TPP的達成，在中國國內形成了兩種看似相反、但深層邏輯存在某種類似性的解讀。民族主義的中國「左派」認為，TPP是美國遏制、圍堵中國的新舉措，而「右派」在反對仇外和陰謀論的同時，也有人表示，這是中國因不能繼續自由化改革、不遵守國際自由貿易規則、不與美國保持和睦關係而遭受的懲罰。更有人警告，美國另起爐灶，「不帶中國玩」，將意味着中國經濟國際化進程遭遇「滑鐵盧」，加劇當前經濟減速困境，甚至TPP將取代WTO，讓中國「入世」以來享受的全球化紅利付諸東流。
這兩種觀點的共同錯誤在於，它們都誇大了TPP協議所能釋放出來的能量。的確，作為20年來國際上簽署的最大規模、且具有全新特徵的多邊貿易協議，TPP的意義絕不應該低估。但同時，似也不宜將其高估，視其為一個能從根本上改變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事件。這是因為，TPP協議的最終內容，以及在各國得到通過的前景，仍存在着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同時，TPP對於亞太地區的多邊經貿安排現狀，暫時不會產生革命性、顛覆性的影響。
首先，TPP協議需要得到各國領導人簽署和議會的批准，而在談判期間，TPP就已在各國引發抗議。值得注意的是，TPP在美國面對着方方面面的抵制者，既有主張保護本國就業機會的工會力量，也有反對過度開放本國市場的產業界。TPP在美國的命運關鍵看明年，而明年將是大選年，敏感問題會變得更敏感。在各國，反對TPP的力量也和反全球化運動結合在了一起，這些都令協議最終能否簽署成疑。
其次，TPP的最大「賣點」之一一直是其「高標準、高規格」，如美國總統奧巴馬所宣稱的，TPP將是「歷史上標準最高、最具進步意義的貿易協定」。TPP不僅在貿易方面無所不包，對充滿爭議的農產品、紡織品、服務貿易乃至數據交易都實行自由化，而且要設定投資、環保、勞工等方面的標準。然而硬幣的另一面是，要實現高標準與高規格，就必然要求各國付出高成本、高代價，可能被視為一種「開放陷阱」，從而遭到抵制。
TPP協議雖簽訂了，但談判過程與協議細節仍不為人知，這也是TPP受詬病的原因之一。現在人們並不知道，最終版的「規格」究竟有多高，比如日本在多大程度上開放農產品市場，美國在多大程度上開放汽車市場，實行社會主義的越南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統一的國企標準，依賴加工出口的馬來西亞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嚴格的原產地規則等等。亞太並不像歐盟，存在共同的身份認同，各國究竟願意在多大程度上「上繳」經濟主權，存在很大的疑問。如果TPP最終只是一個稍微強化版的FTA，則並不會對現狀造成多大衝擊。
最後，亞太地區的自由貿易安排目前呈現一種「意大利麵碗」態勢，多種多樣的雙邊、多邊、區域性安排相互交錯，展現出開放性的演進路徑。TPP並不會對其他類型的安排產生排斥效應，只會豐富而不會打破這個「意大利麵碗」。TPP本身既是一個演化中的新事物，也將與地區其他經貿自由化安排平行存在，從而不會限制各方的博弈空間。
無疑，TPP的目標從一開始就有針對中國之意。對此，無論美國媒體還是政治家都不諱言，如奧巴馬所說的「不能讓中國書寫全球規則」。的確，TPP是奧巴馬「亞太再平衡」政策在經貿方面的表現，在一定程度上服從於美國的對外政策要求。這的確會讓中國民族主義者產生戒心。然而他們不應忘記，中國主持籌建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習近平提出並推進「一帶一路」構想，以及在2014年5月亞信峰會上稱「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也在讓美國對中國產生疑忌。中美兩國近年來的這些舉措，究竟是誰攻誰守，誰在對抗誰，確實很難剖分清楚，而衝突與合作並存，也是中美關係的常態。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兩國的政策宣示都存在巨大的「留白」。美國從未明言TPP永不接納中國，中國也表示，對TPP等亞太自由貿易安排持開放態度。在9月習近平訪美期間，美國也暗示不再抵制和杯葛亞投行。近年來，中國因自身國力增長而試圖更多介入亞太地區治理機構與遊戲規則的設置，美國也在從其全球戰略出發重塑其亞洲部署。TPP只是兩國相互試探、調整中的一個最新步驟，這場遊戲才剛剛開始，而遠未結束，亞太政經版圖的流變仍在演進之中。
目前，中國已經與亞太各國、包括TPP的參與國之間，簽署了多類型、多領域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也在順利推進，若達成，其對中美關係的意義以及對全球的示範意義，也並不低於TPP。所以TPP絕不代表中國從被國際接納走向被排斥的轉折點，更何況，加入TPP也未必不是中國的一個選項。
根本上而言，多邊貿易條約不能等同於政治結盟，自由貿易終將使所有人獲益，以經濟民族主義和零和思維去看待TPP大可不必。儘管TPP若成熟化，確實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出口，但亞太經濟走向一體化和繁榮，長遠而言仍對中國有利，只是把球踢到了中國這一邊，要求中國加快國內的市場化、法治化改革。
TPP的達成，的確代表着奧巴馬的一場政治成功，展現了美國領導力，從而在心理效應上迫使中國降低自滿心態，增強國內改革的危機感，認真對待如何增進國企效率，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環境與勞工等問題。
但是，以外部壓力促改革的效果，並不值得過高期待，尤其是在美歐整體上仍受困於金融危機、中國不必事事師法西方的心態日益膨脹的情況下。中國轉型的前景，仍然主要服從於中國的國內邏輯。而這，或許又是TPP的另一個局限性所在。
（劉波，財經媒體人、譯者，關注國際、經濟、法律、公共政策、歷史等領域，譯作有克魯格曼《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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