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上次介紹了東京大學學者平野聰《「反日」中國的近代史》如何細述中華天朝如何不想擺脫朝貢體系、上下禮智的道德化政治的模式，直到在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輸給日本這個近代國民國家，才勉強接受西方萬國平等的國際法與國際關係。而不情不願被迫進入西方近代的世界觀，之後便要重新發明各種故事（歷史敘事）與「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中華文化或者有幾千年歷史，但認爲自己是中國民族，有資格有份參與政治（或被代表參與政治）的想法，只是100年内的事情。

從清到近代中國的國家構造的故事轉變，是借用了近代日本以國族與民族的框架去理解事物。梁啓超寫的「中國史敘論」就是用了日本東洋史的一套普通中國人的故事取代皇朝史、魯迅排擊禮治以文學創造「中國普通人」的故事、胡適發明當代白話文等等現代世界的認識框架，平野都認爲是以「日本這個他者的近代國族的夢」來當成自己的夢想。

而當年武功得來的東西，變成了「核心主權領土」，問題是如何把這些人變成中華民族一分子？書中介紹了一個小故事，說當年留日的官員，還拜請東洋史泰斗内籐湖南介紹京都西本願寺的主持，原來想與達賴喇嘛建立關係！因爲輸入了近代西方與日本的民族論述，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從排滿因應政治需要變成五族共和，然後漢族還能領導其他少數民族——這時候滿、蒙、回都變成從屬漢族，以至秦懀在官方立場也不能是民族漢奸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