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客席教授Asit K. Biswas月前就香港的「毒水」風波在《南華早報》撰文，直指「香港的食水管理措施比哥斯達黎加等第三世界國家更落後」，並說「只要使用更有效益的供水方法，從大陸入口的食水亦可大幅減少」。
東江水與「命運共同體」
「東江水」所以值得議論，不只是因為現在港人依賴其食水供應，更重要的是，它已成為中港關係的一個重要符號──很多人常說，香港沒有中國大陸的東江水，就不能生存，因此進而推論中港「不能分割」、屬「命運共同體」。好些知識分子說香港社會置於中國天朝之下、愈趨強烈的「中港區隔」主張「不切實際」，大概部分理據正在於此。無獨有偶，這種從食水衍生的中港「從屬關係」思維，在北京對港的政治語言之中，亦非常常見。
學者李家翹有關東江水的研究值得更多港人重視，原因是他揭示了這種貌似「不能分割」與「親密」的中港關係想像，並非自有永有，很大程度上屬於地緣政治下的政治人為操作。誠如在其文章〈為何香港依賴東江水〉所指，「沒有九七因素，香港很可能已擁有了供水的自主權，並繼續維持它相對於中國大陸的獨立自主。不錯，在殖民時期的政治地理處境中，香港無法完全隔斷中國大陸的介入。然而，港英殖民管治者都清楚知道，水源是香港的命脈，相對於中國大陸的自主供水權，不能輕易放棄。英國治下，會讓香港完全依賴於東江水，再而把其供水權拱手委以中國共產政府嗎？答案顯然易見。」主權獨立的新加坡，縱然當下仍有高達六成食水由鄰近的馬來西亞柔佛河（Johor River）供應，但在未來兩年新加坡新的食水處理設施落成之後，其食水自給率便可提高至七成。
李家翹以廣闊的地緣政治脈絡，探視香港管治演變的研究角度，啟發了我寫下近著《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歷史所以重要，是因為它能形塑我們的世界觀──例如，我們如何理解世界需要怎樣一種政經社會文化秩序，以及這種秩序應該如何構建等。有了這種歷史觸覺，便能明白，當下好些人強調的「中港關係」想像，其實並非毫無商榷處。
與由「東江水」衍生的中港關係認知一樣，香港社會中，視我城為實現「中國」某種政治理想「工具」（means）的大中華情意結，背後亦有政治操弄的痕跡，這可見於香港學者羅永生文章〈1960-70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的歷史敘述。二戰後的香港，是冷戰場地，中共曾在香港積極統戰海外華人意識形態上的「人心回歸」，當時發行的《盤古》雜誌和《70年代》雜誌，便是重要平台。第10期《盤古》曾刊登包錯石所寫的文章〈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呼籲推動海外中國人的「回歸運動」。這類政治文宣，曾在1969年的香港大學學生刊物《學苑》，引來了題為〈我是個「香港人」〉的文章回應，說“China is but an empty shadow. Hong Kong is concrete... ”不約而同地，這幾十年前中國與香港本土之間的論爭，與近年有關六四悼念意義的爭議，詭異地大同小異。
這意味先警惕現今香港對「中港關係」某種理解背後隱含的民族情感、先清楚香港各種歷史背景、先思考如何從「星馬關係」得到更多的啟發，始能冷靜理性地凝視中港之間的邊界問題。
還原基本步的期望
現今港人的憂慮情緒，很大程度上源於1980年代的「一國兩制」所許諾的「中港區隔」──維持兩種不同的社會政治體制──沒有兌現，畢竟在80年代公布的大型民調，大部分人不願意「回歸中國」，「一國兩制」是當時安撫人心的制度安排；而在1989年六四慘案發生後，這種「中港區隔」的寄望更強烈──精英紛紛移民、手持外國護照當買個保險，甚至曾成立組織Right of Abode Delegation （R.O.A.D），計劃在澳洲租或買地、建立「新香港」。今天大眾講「中港區隔」，其實只是在中國同化壓迫下，捍衛我城珍貴價值（例如法治精神）、要求履行當年承諾、要求中方機構緊守《基本法》第22條、保留學者李歐梵口中「雜糅」多元香港的一類本能反應而已；有論者動輒將這種還原基本步的期望扣上「港獨」帽子，是有意無意遺忘香港過去的一種表現。
如果道德的意義，是追求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幸福以及文化多元，那麼套在香港，香港人更理應掌握人口政策、監管港中邊界的自主權。按哲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看法，一個理想的共同體，成員數量不能太多，且成員間需要相互熟悉了解對方，這樣才能方便解決權利糾紛、讓成員生活美滿。當今香港的一大政治問題，是不如主權在民的新加坡那樣沒有「雙非」問題，單程證審批也無從過問。與此同時，香港學校教科書，向學童灌輸「我們都是黃皮膚黑頭髮的中國人」這種真正「狹隘排外」、種下「仇恨」的民族主義思想，漠視如程沛在香港外籍人士訪問系列所示，香港作為大都會「香港人」包含不同族裔的「港式國族主義」。在這個脈絡下，陳健民撰文〈城邦自治與價值優先〉，不談香港如何像西藏新疆被中國再殖民傾向所壓的趨勢，卻大談「世界公民」與「開放本土」、批評力抗天朝而起的本土意識，這顯得極其捉錯用神。陳氏立場的一大模糊處，是事到如今信奉「世界主義」的他，如何看香港一國兩制的存在價值？
於此背景，《革新論》的「新」，在於向每位香港人建議以我城為主場、集中精力「自己香港自己救」的行動路線圖，在「中港關係制度」、「香港政改」與「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三個領域裏，擴闊大家對前路的想像。誠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在其書評所說，《香港革新論》的貢獻，就是「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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