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倘若她活在今日的香港，也許會說，這是一座璀璨的城，瀰漫着腐爛的氣味。一個城市、國家以至民族的衰敗往往由道德的敗壞開始。“The decline of a city begins with its moral decay”，這是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洞見。

香港作為文明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被侵蝕到什麼程度，可以從一宗綁架案說起。4月底，一名富家女在其飛鵝山的寓所遭擄走，幾天後收到贖金的綁匪把她釋放。她的身份很快就曝光，名字迅即在網上廣泛流傳。在個人私隱不斷貶值的互聯網時代，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媒體的專業判斷和操守：多份暢銷報章開始用受害人的名字來為這宗綁架案「冠名」。

文明社會不僅重視並努力捍衛受害人姓名保密的權利（victim’s right to anonymity）。這既是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操守，也是社會大眾接受的行為準則，英文所謂的“the decencies”。在大多數情況下，以不披露其姓名的方式保護受害人不會損害新聞自由。尊重讀者的知情權，也不等於要無休止地滿足他們的心奇心和窺秘癖。試想，倘若傳媒披露強姦案受害者的姓名，將會多麼駭人聽聞！這樣做是超越社會可以接受的最惡劣行為 （baseline）；除了要負上法律責任之外，還必然引起公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