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內地經濟持續放緩，即使中央政府連環出招，仍未能將頹勢扭轉。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7月公布的《2015年環球經濟展望》報告，維持今年4月的預測──2015年內地經濟增長只有6.8%，低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設下的經濟增長目標7%。但最令人擔心的是，IMF預測內地經濟於2016年繼續轉弱至6.3%，反映過去多年內地經濟快速增長的故事有頗大可能成為歷史。
究竟今年內地經濟增長能否達到7%水平？筆者沒有水晶球，未能給予讀者一個答案。但從官方公布的6月份製造業PMI差於預期來看，「保七」的機會不大。然而，經濟增長未能達標不是世界末日，現時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務是先阻止經濟繼續放緩，然後才對症下藥，解決這幾年持續困擾內地經濟發展的深層問題。
要解決內地經濟放緩，最有效和最快捷的方法是大幅減息，因為減息可以直接減低融資成本，減少借款人利息支出和鼓勵消費，而且也可以間接地將人民幣匯價的強勢壓下，以增強內地出口的競爭力。因此，減息對國家來說，絕對是個一石二鳥的方法。
在今年5月，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於北京大學一個論壇指出，近年內地經濟減速與體制及結構等問題沒有太大關係。首先，體制問題早已在2011年前存在。再者，結構失衡例如產能過剩、環保、基建投資回報過低只是「似是而非」的觀點，只要中央政府適當處理和社會更能了解問題的真相，以上所謂體制或結構問題是不會為內地的中長期經濟增長造成障礙。林毅夫相信這幾年的經濟放緩是周期性多於結構性和體制性的。
林毅夫提出的要點值得思考，內地經濟放緩是周期性或結構性（或制度性）絕對影響中央政府採取何種措施去支持經濟健康發展。假若讀者聚焦近年環球經濟表現，不難看見幾個主要經濟體，包括美國、歐元區和日本，均展示大量經濟問題，尤其是歐元區的債務危機總是揮之不去，致區內的經濟表現持續低迷。在這形勢下，一向倚重出口來推動內地經濟的力量已逐漸消失。
2005年的匯改也為內地出口造成困惑。2005年7月21日匯改正式宣布後，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一次過提升2%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自此，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慢慢地轉強。在2014年1月，人民幣兌美元更升至接近6算，較匯改前高了27％。
筆者翻查內地貨品出口數據，發現貨品出口佔國內GDP由2007年的62.1%，急挫至2014年的42%。看來外圍因素和匯改均對內地出口造成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但單從疲弱的出口表現來決定內地經濟放緩是周期性，筆者沒有足夠信心作出此結論。
高儲蓄率、大量固定投資、貧富懸殊
統計學文獻有一金句：「數字不會講大話」。筆者出身自計量經濟學，對數據分析相當熟行。如果大家詳細研究以下幾個內地經濟數據，不難看見內地經濟放緩絕對不是周期性這麼簡單！
首先，內地儲蓄率持續高企（見下圖）。展示在2006年至2013年內地的儲蓄率是約50%，遠遠高於其他主要經濟大國。這現象其實反映國家在社會保障上做得不夠理想，驅使低中收入家庭要透過增加儲蓄以備不時之需。
然而，高儲蓄率壓抑普羅大眾消費能力。從附圖中讀者可看到2000年家庭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是47.4%，但在2013年，這比率已跌至36%，反映愈儲蓄愈不願消費。但在同期，內地平均每年的經濟增長高達9.9%，國家收入不斷上升，但家庭最終消費支出佔GDP卻下挫，對進行結構和制度改革的中國來說，這不是諷刺嗎？
第二，在過去十多年，中央政府採用大量固定投資推動經濟動力。但這策略是難以維持一段長時間的，因為後遺症是投資浪費和資本生產力下降，而更壞的是內地經濟不可能長期消化龐大的固定投資，經濟始終會出現嚴重的生產過剩，窒礙經濟增長。
第三，國民收入增加，但收入差距（income disparity）卻明顯擴大。世界銀行於2013年8月發表一份特別研究報告“The Challenge of High Inequality in China”，指出中國社會面對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挑戰。在1990年代後期，內地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只是0.4，但2014年已上升至0.469，反映家庭收入差距惡化。基本經濟學告訴我們，收入不均對家庭最終消費支出產生負面影響，這令內地經濟增長面對不少逆風。
以上三個經濟數據與制度不善和結構失衡有密切關係，也阻礙內地經濟增長。當然其他的深層次問題包括打貪、戶籍政策、人口政策、去槓桿、地方債、開放資本帳、人民幣國際化、城鎮化等均需要小心處理，否則，只會像今年7月中央政府救市，最終要交昂貴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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