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日本著名演員安藤櫻來港擔任香港國際電影節的嘉賓，我重溫了她曾參演的《小偷家族》。電影早段，三代人在屋裡生活，相處溫馨，如同一個普通不過的家庭，惟觀眾後來愈發明白，他們之間原來並無血緣關係，而是一班各有複雜身世、傷痕纍纍，卻選擇了相依相偎的「家人」。
沒有血緣，是不是就不能夠成為家人，提供家人般的核心支持、關愛、理解和信任？如果說是枝裕和籍電影拋出了這道詰問，上世紀的女性社群，大概便是以各種真實示範來回應：能夠的啊。
這班女性之中，既有些選擇跟其他單身女性住在一起，在群體中生活（見〈港中自梳女、姑婆屋：從古到今，不婚如何找到「自主」與「家」〉），但也有些選擇了其他生活模式，包括了香港人較熟悉的：打住家工。這段歷史並不湮遠，一個個故事就在身邊。
一、一則家庭史的回溯：與契媽、姑媽、「姨媽」的「家庭」生活
訪問現已退休的嶺南大學文化研究教授陳順馨，問她關於南涌蘊貞堂的往事，她首先提及的卻是自己的家庭史，包括她家族裡的單身女性，還有女性之間的緊密情誼。
順馨先由契媽與母親的情誼說起。順馨祖籍番禺，五十年代，當順馨母親嫁到番禺的另一條村時，人生路不熟，生下兒子後丈夫又常在外打工，奶奶又忙著打麻將，其時一位跟順馨母親年紀相約、於該村長大的單身女性，亦即順馨的契媽，便會常到家裡幫忙，契媽成為了她母親那段時期的重要支援。
回望，順馨指這種婦女之間的連結在當年是相當普遍的。「因為戰後嘛，我媽1945年結婚，戰後很多男人都死了，又或者像我爸那類要外出打工，常不在家，所以很多時候都靠女性維持家庭。」順馨說那時常見單身女性「attach（依附）在一個不是她的原生家庭裏面」，既像幫忙對方家裡的事務，也像一起生活，她稱這狀態為「semi家庭式的生活」。而「上契」便是將對方納入家庭，成為擬家庭成員的其中一種方式。
順馨說：「我媽就經常都會提起這些姑婆。叫住姑婆先。」當「老姑婆」通常帶貶意，諷刺女性「嫁不出」，「姑婆」就變成一個帶親人情感的暱稱。
而且這種婦女連繫也不只停留在番禺。在不同時期，順馨一家都跟三位打住家工的單身女性各有不同的連繫，她們分別是順馨母親的三家姐、大家姐與好姐妹「英姨媽」。至近二、三十年的清明節，順馨不只會去拜祭父母，還會拜祭她們三位。
順馨指，大姑媽在鄉下經歷過「不落家」（指女性出嫁後不落夫家，婚禮後便回娘家住，是自清朝開始已見於珠三角一帶的習俗）1，來港後除了以散工的形式打住家工，沒固定僱主，便是常跟幾位結拜姐妹在一起。她們先是在調景嶺租了眷村木屋，後來再合資購入赤柱馬坑村的石屋，順馨兒時也曾去過這所赤柱的姑婆屋。大姑媽退休跟搬到了赤柱，直至她最友好的姐妹後來選擇回鄉養老，她又跟其他姑婆相處不合，順馨父親便安排了她入住安老院。
至於三姑媽來港後則是受聘於中環的一戶富貴人家，專職照顧僱主女兒，屬典型的媽姐類型。由於三姑媽沒自己的房子和社群，就視順馨一家為娘家，逢假日都會帶同物資回去。比如是由於僱主女兒比順馨四姐妹年紀稍大，三姑媽每次回家便會把少主不合身的衣服轉送她們，或讓她們按著設計來車自己的衣衫。「好靚啊個啲裙仔」，順馨形容，三姑媽「就像聖誕老人一樣」。每到農曆新年，彼時仍住在深水埗木屋、仍是小學生的順馨更會隆重其事的過海到中環跟三姑媽拜年，姑媽會派利是給她們，「好巴閉（厲害）㗎」順馨說。
是以當順馨一家為三姑媽提供了情感支援，三姑媽則是在經濟上支持了這位經濟較拮据的姐姐一家。「知道我們窮，我媽不夠錢，她就會給我媽一些錢。我媽常常都說，她很念這個三姑媽，她對我們有很大的恩。」
於是到三姑媽退休後無依，也就來了跟順馨一家同住。觀塘禾樂邨一個三百呎的公屋單位擠進了八九人，「我們就當她家人那樣照顧」。至三姑媽晚年需要更多照顧時，才轉到去安老院住。
至於同樣打住家工的英姨媽，則是跟著順馨二姨媽的好姐妹，閒時亦會常到二姨媽的家裡。又因為順馨搬到觀塘後跟二姨媽住得相近，兩家往來緊密，是以英姨媽也成為了順馨成長中不時出現的長輩，儼如半個家人。英姨媽退休後，住進了觀塘的一所佛堂，順馨母親便是該佛堂的中堅分子，兩人再多了一層教友關係。至英姨媽離世，後事同樣由順馨一家主理。
「可能同鄉啦，大家互相照顧，落到來香港，單身或者需要照顧，我們屋企都會扮演返這個照顧的角色。」順馨形容那是「鄉情」，尤其是大家都告別了家鄉來到異地，都有意識保持姐妹關係，也會互相拜年。
回首，順馨明白這些關係同樣是時勢使然。戰後，既有大量人口從內地來港，同時因為許多商人來港經商，帶來了外來資本，就出現了找人打住家工的需求和條件。是以香港當時吸納了許多單身女性，讓她們得以靠打住家工養活自己甚至家人。這班單身女性有的來港投靠親戚，有的跟好姐妹一起買屋，有的住進佛堂等宗教場所，都各跟不同家庭或社群織成了支援網絡。這處境變相造就了多個容納著更多人的「家」，一班會彼此照顧的「家人」。「這些關係好得意」，順馨說。
二、「提起媽姐，少主沒一個不哭的」
換個角度，在媽姐的工作場景裡，也能發現「家人」的蹤影。
2018至2020年，自九十年代已開始研究自梳女的性別研究學者、前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葉漢明，跟現職聖方濟各大學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的盧家詠做了一個「香港最後一代廣東媽姐」的口述歷史研究，訪問了多位平均逾八十歲的退休媽姐，還有她們當年服侍的少主，資料庫現於網上讓公眾參閱。其中很觸動她們的主題，便包括了媽姐與少主之間，超越一般僱傭關係的深厚感情。
盧家詠先釐清，其實不是所有自梳女都打住家工，也不是但凡打住家工的都是媽姐。三十年代前，廣東地區的自梳女更多在工廠繅絲，至絲綢業衰落後才南下到香港、澳門、南洋等地打住家工，亦即當住家女傭。至於戰後打住家工的香港本地女性，梳起的也不多，多是純粹為找工作。她們的僱主部份是來港定居的外國商人，也有些負責打理宿舍，至於到華人僱主家裡照顧僱主子女的，才是今天指的媽姐。她們多拜觀音，也常穿制服。
盧家詠是社工，研究照顧者政策、跨代家庭關係，讓她特別感興趣的，是媽姐所扮演的「非正式照護」（informal care）角色。盧家詠指，這種溫馨背後確實有經濟差異使然，是個全球照護鏈（global care chain）的討論──當較富有地區的婦女投入職場工作，家裡的照顧部份便無人負責，於是較貧窮地區的女性便去了填補那些空缺，昔日媽姐與今日的菲傭、印傭都一樣。
弔詭地，打住家工既讓這班較窮的女性實現經濟自主，但她們其實亦沒離開傳統以來女性被期望承擔的私人領域和「家」務，這跟更早年因著絲綢業興盛而在工廠工作的自梳女處境不同。不過也正因為投身到別的家庭，長年付出情感勞動，自己又無子女，卻又造就了一代難能可貴的「親子」感情。
據兩人研究，有的媽姐當年放假去看大戲或電影，少主也會隨行去看，直如親子時光；有少主失戀時攬著哭訴的對象是媽姐，而不是母親；有少主結婚時，在給母親敬茶後，便是隨即敬茶給媽姐，甚至先於伴侶的父母；有少主出國讀書，媽姐甚至會隨行到外國照顧。
盧家詠續指，有些媽姐會稱呼少主為「少爺小姐」，也有些喚「僱仔」（粵音gu1）。後者是僱主仔女的簡稱，但讀起來時把粵語第三聲的「僱」（gu3）變成了第一聲的「姑」（gu1），又彷彿一種由僱主變成親人情感的微妙轉換。
葉漢明則指，聘請媽姐的僱主多是富貴人家，有的家裡數千呎，甚至同時有多名工人，各專責煮食、司機、園藝、照顧孩子等家務，但由於這班母親或常出埠，或在外忙碌，孩子很多時候都是由媽姐帶大，「真是投入全身精力去照顧個孩子 」。一邊是常缺席的親生媽媽，另一邊則是擔當了真實照顧角色、如同媽媽般的姐姐，結果就變成了「媽姐」。少主則通常會在對方名字後加「姐」字為稱呼，像許鞍華執導的電影《桃姐》。
而且這些感情在媽姐退休後也常有所延續。葉漢明曾拜訪新加坡的僱主家庭，她指所有已成年的少主，一提起媽姐就會想念得流淚，直哭得她驚訝又著迷，「真係沒一個不哭」。她也見過少主在照顧他的媽姐退休回鄉後，還會定期托「寫信佬」越洋寄信給媽姐，二人透過書信維持連繫。
據兩人的香港媽姐研究，媽姐退休之後，亦有些少主會在年初一請司機接媽姐到家裡過年。有些媽姐晚年住安老院，少主來探望屬常事。有的甚至會邀請媽姐繼續留在家裡居住，又會定時給她生活費。兩人亦聽過少主為媽姐買下單位，讓她退休後居住，直至百年歸老。「太古城一帶便有很多這些單位」，盧家詠道。在沒有契約保障與退休金的年代，這些情誼有份支持過這班單身女性。
「我們一般理解這樣的attachment是家人才會有，是基於血緣的，但他們建立出來的attachment來得比家人還要深厚」，盧家詠說道。
三、涼湯，冷眼
只是溫馨並不是故事的全部。
看〈香港最後一代廣東「媽姐」：口述歷史資料庫〉，會看到男少主李先生在受訪時提及，照顧他長大的桃姐，幼年時先是在鄉下被親生父母賣掉，十三歲時再被澳門的養母送走，原因是做生意的養父被行家暗殺，養母亦被騙財至無法再照顧她。
李先生指，所以即使他們一家沒當她下人，但桃姐一直都自感卑微：「她常覺得她的親生父母不要她、不愛她，養母又沒有能力照顧她。她來時很擔心再一次被人遺棄。」到了晚年，桃姐還是不習慣跟他們同枱吃飯，都是等到僱主吃完才吃，習慣了吃放涼的餸菜。甚至到後期李先生跟她一起外出吃飯，給她熱湯，她也要待湯放涼了才渴。
而且這種卑微也並非桃姐獨有。李先生接觸過好些退休媽姐，他便發現很多女士都不喜歡被稱為「媽姐」，覺得這是個帶貶義的下人身份，此中有媽姐形象被媒體醜化的緣故。
李先生道：「因為你都能理解，在外面、在老人院有沒有各種歧視呢，一定有。如果知道你是一個傭人，有很多人介意。所以我們訪問很多老人家，婆婆是傭人的話，在老人院都不想別人知道她的身份。[...]她說，可能，這個身份是社會最卑微、最下等的一個職業。那時沒有錢，沒有技術、沒有錢的人，男士就做苦力，女士就打住家工。」
做這專題期間，我也聽過七十多歲的長輩提到，她當年原來也認識一位梳起唔嫁的同鄉阿姑，從鄉下出來到中環打住家工養家，經歷也沒那麼溫馨。長輩指，當年階級觀念分明，阿姑同樣自感地位低微，晚年回鄉後亦遭家人冷待。長輩說，當年父親帶著關愛之情勸她嫁人，便說過這樣一番話：「做女千祈唔好唔出門呀，唔好唔結婚嫁人呀，唔係第日好賤㗎咋，你睇下你睇下嗰啲『梳起女』——古鎮話就唔係講『梳起女』，係講『𢲡頭囡』（粵音：laa1 hau4 nui1），揦起啲頭髮咁樣，咪就係梳起囉——邊個有好結局㗎呢。你依家搵到返嚟就識你係阿姑咋，第日你搵唔到返嚟，識你係老鼠咋! 」
（翻譯：「做女兒的，千萬不要不結婚嫁人呀，不然日後一定地位卑賤，要不然你看看那些『梳起女』——古鎮方言就不叫『梳起』，而是叫『𢲡頭囡』，束起頭髮的意思，亦即梳起——有誰晚年過得好？別人現在尊重你只是因為你現在賺到錢，到你老來失去經濟能力，在別人眼中便跟『老鼠』無異了!」）
四、什麼是家？
做這專題期間才發現，打住家工其實是祖父母輩的常有經歷，幾乎是「總有一個喺左近」。翻過幾本五、六十年代的黑白舊相簿，也總會看到女士紮了長辮、穿白色制服的樸實身影。
在一般理解下，所謂寄人籬下，依靠其他人，雖不至無依，似乎也是個無可奈何的選擇。但如果世界向來動蕩，家庭不必然是避難所，也不是人人結婚生兒育女，困頓、孤單才是人的常態，而人也總是在限制中尋條件，不由自主同時可以選擇，那我們可不可以想像一種新的視野，一個對性別和職業的理解都更為平等、對所有付出與愛都更為珍惜的世界，在這視野當中，所有沒血緣連繫但真實地相依的關係，不會換來輕視、同情，也不會被視為例外，而就是一件值得珍惜肯定的、平凡而美好的事情？如同對方就是我們「chosen family」的成員？
家是什麼？誰是可以陪我們走過人生路的家人？在《小偷家族》裡，曾被父母家暴的女孩被警察送回到原生家庭後神色落寞，側證那個一起在家門前賞煙花、到海邊玩樂的無血緣的家，曾經如此豐盛，有愛，親情在在。但這些關係原不只在電影裡頭，還在真實的生活當中。一如我們身邊的契媽與契女、媽姐與少主、外傭姐姐與孩子、共同打拼的戰友、無可取代的親密伙伴，各式各樣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
《小偷家族》有一幕，樹木希林飾演的祖母初枝與安藤櫻飾演的信代在路上聊天，信代不無感概的說了句：「或者自己選的家人，親情更深」。初枝回覆她：「就像我揀了你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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