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傳媒十歲了，過去十年，謝謝你一路相伴，讓端得以成為你信任的媒體。我們即將推出十週年頁面，回顧這些年來，世界的變與未變。同時，十週年的一系列週邊紀念品，包括精選文章的小冊子、明信片及實體貼紙快將準備就緒。在等待的路上，歡迎你參與將會推出可視化報告的年度用戶調研，以及預覽全新上線的會員限定新聞信「走進編輯室」。現在加入會員，首年限時75折，立即解鎖更多會員專屬內容。
親愛的讀者，
今天，端傳媒十歲了。
近代許多人紀錄的十年，是社會運動與進步思潮沸沸揚揚的1960年代。學運領袖Todd Gitlin 寫了一本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一方面寫那個年代改變世界的理想，一方面也寫失控與崩壞的痛。作家Joan Didion寫過一句關於60年代的名言：「60年代在1969年8月9日戛然而止」。那天曼森（Charles Manson）指使他的追隨者闖入荷里活山上的豪宅，殺死了導演波蘭斯基年輕美麗的妻子，當時懷孕八個月的演員Sharon Tate以及她的幾位朋友。
這場謀殺血腥、荒謬，毫無政治邏輯，也沒有明確目的，卻發生在所有人以為「愛與和平」正在勝利的年代尾聲。
「60年代在1969年8月9日戛然而止」，是因為那些在反戰、性解放、反主流文化運動裡活得最起勁的人，突然被提醒：暴力不是體制的專利，迷信、狂熱與邪教也可以披著「自由」的外衣；曼森不是嬉皮士運動的產物，但他是運動的陰影。人類社會經歷的，好像都是一模一樣的循環，就像愛爾蘭詩人葉慈在一戰後寫的：The center will not hold. Things fall apart－－混亂總是像風暴般捲來，中樞崩解，事物紛紛瓦解。
世界似乎一直如此荒謬，語言無用共識崩解，是人類社會的常態，而不是例外。那麼，端作為在這樣的環境生長了十年的「樹木」，到底有甚麼意義？
對比《紐時》的173年，《衛報》的203年，甚或香港媒體如《明報》的66年，端的十年好像算不上甚麼。又或者，對比宇宙的138億年，不管我們做了甚麼，沒做甚麼，有過或沒有甚麼熱情或理想，人生有多少痛苦與掙扎，人類的上帝擲不擲骰子，宇宙太初毫不知曉，也不會有任何反應，太陽在60億年後仍會膨脹成為紅巨星，地球依舊會被膨脹的太陽吞噬。十年，連給宇宙做一場夢的時間都不夠。
但在森林裡，一棵長了十年的樹上可能棲息著上百種鳥、昆蟲、真菌、微生物，牠們以它為家、為食物來源、為繁殖場所。而且，真菌菌絲與樹根交織，樹木會透過這系統彼此傳遞水分、糖分、甚至「壓力訊號」：有蟲害來襲時，這棵樹會「通知」其他樹提早釋放防禦性化學物質。在這風雨飄搖，充滿許多不能再講﹑不堪再講的記憶的十年，端找到了一個發芽成長的空間和許多讀者，最重要的還是，它在重重限制中生了不淺的根。
如此十年，我們或許還沒長成參天巨木，但夠讓我們和身邊的林木彼此纏繞，抵擋烈風。
有許多讀者在正在進行的年度讀者調研裡跟我們說，看端是為了理解世界如何運作，了解人如何生活。所以我們還在問，在這個紛亂的，「things fall apart」的年代，人如何書寫自己的故事。十周年企劃中，我們的代孕專題帶讀者去到高加索的格魯吉亞，看人類最基本的，對繁衍後代的渴望，如何帶動了世界另一端的灰色產業，也問及代孕和生殖科技帶來的道德難題。我們的台海專題書寫人如何面對可能逼在眉睫的戰爭衝突，而大陸的虐貓群體專題，寫的不止是晦暗的大環境如何滋生出「惡」，也探討人類社會中「惡」的本質。
而思想專題「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會探討我們心底裡都在問，但卻不知從何說起的問題：現在到處都是戰爭、玻璃心、仇恨、恐懼，人類怎麼團結？這個時代講團結，所面臨的困難和質疑是什麼？如果「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空泛的政治語言，那知識份子說的「地球村」不也是個謊言嗎？加沙的人道災難無日無之，共同體的建立是不是只能靠暴力？氣候危機沒有共同體如何解決？而我貢獻的一篇，將探討人類作為動物，我們的本質是暴力的嗎？是推翻了這個共同體幻想，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希望？
說起希望。十年，也是貝多芬最後一首交響樂，音樂史上最偉大的作品「第九交響曲」（貝九）首演，和他上一首交響樂作品「貝八」首演相隔的時間。那十年間，貝多芬完全失去聽力，只能以紙筆和人溝通；他也愈來愈孤僻，說過自己「急不及待想面對死亡」，甚至寫過遺書給弟弟，表示活下來只是為了繼續寫音樂。
1824年5月7日，「貝九」於維也納的劇院公演，最後的樂章既終，全聾的貝多芬卻渾然不知劇院掌聲雷動，要人提醒才從指揮台上轉身面向觀眾。整首交響曲的開頭，像是一場從虛無中爆發出來的地震，樂音模糊不清，調性未明，像一種無法命名的痛苦，一種在世界崩壞時試圖抓住甚麼的掙扎。動人的第三樂章緩慢而抒情，是貝九裡最私密、最脆弱的片段。它像是苦難中的喘息，是對溫柔的渴望，也是對世界的深層凝視。
最後一個樂章，是我們在幼兒園就學會的「歡樂頌」。一開始，貝多芬把前三章的主題全都拉回來，但之後一把高亢堅定的人聲加入：「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ne！」－－朋友們，我們不要再重複這些聲音了！
這是一個巨大的逆轉。不是因為痛苦消減，不是因為前方有烏托邦，是因為即使走過苦難、混亂與無數懷疑，人仍可以選擇希望——不是因為它輕而易舉，也不是因為它顯然正確，而是因為它足夠真實。事實上，貝多芬在「貝九」的成功後依舊貧病孤苦，但那個超然的﹑跨越的希望，對實現自由的追求，至少和痛苦一樣真實。
最近看了揭發台師大女足抽血案的台灣女生簡奇陞的訪問。她說起自己為甚麼成為了吹哨人：「為甚麼我好像能比別人關心多其他人一點，我覺得，是因為我被好好的愛過。」被問及如何處理巨大的媒體和社會壓力，她說，「喝酒啊，」但後面又補了一句，「文字啊，我覺得文字的力量真的很大。」
這個二十三歲女生的話給了我極大的震撼。
人生處處都是枷鎖，我們沒能選擇是否出生，在哪裡出生，沒法選擇父母﹑家人，也沒法選擇自己的身體和身處的社會，但我們不是完全沒有選擇。端十年了，這不是很多人說的，是一個「奇蹟」，那是很多人日復一日作出的選擇：選擇留在這裡，繼續寫生而為人的故事，讓人在這個「不得不如此」的世界中找到歸屬。
這十年世界翻天覆地。有時我也喪氣地說：「沒希望了啊」，或者用我的母語廣東話說：「算罷啦。」但愛就是一天天的，克難地，屢敗屢試地，重重覆覆地，沉悶地無聊地，作出一樣的選擇：即便世界如此，或者正因世界如此，我們才選擇對晦暗的年代說，O Freunde, nicht diese Töne。
這就是端在這裡的最大理由。平凡而深沉。
端傳媒總編輯
陳婉容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