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寶山的蘭廳擺滿了外國新聞機構送來的花圈，屋子裏站滿了外媒駐華記者。追悼會場正中央掛着的遺像，是一個留着灰白鬍子，帶着圓圓的眼鏡，笑起來眼睛眯成兩條彎彎弧線的男人，在肅穆沉痛的氛圍裏，和藹地望着衆人。
前來弔唁的人們，一半是中國人，一半是西方面孔。大家見面、擁抱、抹眼淚。有人感嘆：「一個有東方紳士風度的人走了。」
追憶林洸耀（Benjamin Kang Lim）時，離不開他寫的獨家新聞：1997年，在鄧小平逝世前兩天，獨家報導了他病危的消息；2007年，準確預測低調主政浙滬的習近平被欽定為中共下一位領導人。
但更令人感念的，是林洸耀的為人：慷慨、真誠、關心每一個人，從資深編輯到入職第一天的實習生。每個人都談到年復一年、雷打不動地收到林洸耀的生日問候，和他為提攜後輩而分享自己稿件的署名。
林記者、林老師、老林、Ben，這些身份組成了林洸耀一生的縮影：以菲律賓華僑的身份進入西方駐華媒體，報道中國近四十年，直至路透社北京分社社長；憑藉勤勉、謙遜和通曉中國人情世故，與中共體制內精英建立信任，率先發布他人難以採訪到的獨家消息，掀開了中國神秘政治的一角。
追悼會現場的中國人、外國人、外國媒體裏的中國人，彷彿是林洸耀三個身份的具像化：中國社會里的外媒記者、西方白人主導行業裏的華裔、中國人同溫層裏的南洋華僑。他在這三個身份裏遊刃有餘，但仍受制於國際政治對立和行業內隱形的偏見，在路透社工作二十七年後黯然離開。他秉持傳統新聞專業主義的客觀，帶着善意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但隨着中國威權主義崛起、中西對抗與日俱增，他的立場在任何一方都越發顯得不合時宜。
和他一同逝去的，是曾經試圖走向開放和善治的中國，以及擁抱中國融入的世界。他在體制內的朋友逐漸遠離權力核心，他在外媒圈的朋友紛紛退休。於是，人們在感慨時代落幕之餘，轉而感嘆他和那個時代的品質：謙和、寬容、兼收幷蓄。
「他站在那裏，像空氣一樣，讓不同的風從身體裏吹過。」他曾經的實習生孫一磊說。
1 獨家
2017年，林洸耀在中共十九大召開前拿到了政治局常委名單，但路透社沒有發布這篇獨家報道。
外人無法確定編輯把稿件按下的具體原因是什麼。同事間流傳着一些猜測，比如習近平上任後，中國政治黑箱變得更加封閉，即使林洸耀也難以拿到最準確的消息；再比如，曾經和林洸耀長期共事、建立信任的編輯們陸續退休，新上任的編輯對簽發重磅獨家報道更加保守。
但無論原因是什麼，過去的七八年，林洸耀對中共高層人事與政策的獨家報道越發難以施展，而這本是他最引以為傲的成績。
1997年2月17日，在官方封鎖消息之際，林洸耀與路透社同事首發報導鄧小平病危的消息。許多年後，他在接受《人民日報》下屬媒體《環球人物》採訪時回憶，鄧小平病危期間，他和能接觸到核心政治人物的朋友們溝通好，如果鄧小平去世，就立即給他發傳呼。BP機顯示一串數字，比如「65321111」，他便知道是這位朋友發出的信號；如果是另一串數字，表明信息來自另一個朋友。當多個信源交叉驗證，他再去公共電話亭，打過去詢問一些細節，即可成稿。
在他職業生涯最重要的二十年間，因為多次發布重磅消息，成為外媒駐華記者獨家新聞領域的佼佼者。1995年，他獨家報道了中國首個因貪污腐敗落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陳希同；2005年，前總書記趙紫陽在軟禁中去世，他最先獲得消息並首發報道；2007年，胡溫政府決定接班人之際，他準確預測了習近平的崛起，並提前完整列出中共十七大的九個常委名單；2012年，獨家報道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倒台。
除了獨家信息，最能體現林洸耀報道風格的，還有他別出心裁的政治觀察。最典型的一篇，是他在2015年通過描寫習近平參加黨內左右兩派老領導的葬禮，呈現習在十九大前彌合因反腐運動而造成的黨內分裂、鞏固權力的手段。在題為《四場葬禮和一場婚禮：習近平修補政治橋樑》的報道中，林洸耀引述體制內人士稱，習近平在其父親政敵、中共保守派理論家鄧力群的遺體前三鞠躬，又在一個月後，給無甚交集、反右運動中「自劃右派」完成指標的曾彥修送上花圈。林洸耀寫道：「重要人物的葬禮在中國政治中佔有獨特的地位，並由黨精心策劃。仔細梳理出席者名單，便可得知哪些退休官員仍有影響力。」
林洸耀獲得的內幕，大多來源於體制內的「紅二代」或「紅三代」。這些人未必身居高位，但在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仍然附着於權力中心，有一定話語權，掌握不少內幕消息。
然而，林洸耀的最後一篇重磅獨家報道停留在2012年，在此之後，新的時代開啓，林洸耀的「紅二代」朋友們被推到權力中心以外，新上任的官員變得難以靠近。開放與交流的氛圍變了，取而代之的關鍵詞是是鬥爭與安全。
「九十年代，他和那些人在北京二環的四合院裏對酒當歌，大家會覺得，我跟外媒講講挺好的，和世界溝通是好事，」他在路透社的前同事翟琦說，「現在還有多少人會這樣想？和外媒記者講話能有什麼好處？」
2 做人
林洸耀常常對年輕記者說，「做記者就是做人」，有時還補充道：「在中國做記者就是做人。」
憑藉為人處事的智慧，林洸耀與體制和民間裏不同政治立場、社會地位的人成為朋友，建立起長期信任。鮑樸是林洸耀的朋友，第一次見面，是在被警察圍得水泄不通的「部長樓」裏。
「六四」天安門鎮壓後，曾推行民主化改革的官員們陸續遭到清算。1992年，前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曾任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職務，輔佐趙紫陽推動政改），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等兩罪判刑七年，成為因「六四」被逮捕和審判的最高級別官員。
宣判那天，鮑彤的兒子鮑樸，見到林洸耀穿過將單元樓「圍得跟鐵桶似的」警隊，來家裏找他母親喝茶。和鮑樸接觸的外國記者不少，但他覺得林洸耀與衆不同。「他是真想和你交朋友」，鮑樸說，「西方記者有事說事，沒事不太和你打交道，但（林洸耀）平常沒事也會和我保持聯繫。」
鮑樸欣賞林洸耀身上未經政治運動洗禮過的傳統中國人氣質：每年生日準時收到林洸耀的電話，問候他和家人的身體及生活近況，讓他代為向家裏人問好，他將此歸結為「禮」；鮑樸將其父親的文章集結出版，被林洸耀稱讚，他歸結為二人對「孝」的共識。
林洸耀有痛風，和鮑樸見面常一起去泡腳，一邊泡一邊聊天。他們聊六四、聊天安門母親、也聊生辰八字、共同朋友的近況、生活裏的瑣事。由於鮑家和趙紫陽的關係，這樣的社交可以理解為記者和消息人士的應酬，但林洸耀從來沒對鮑樸說過，「有大新聞先找我」。
日常的交往逐漸建立信任。十三年後，趙紫陽在軟禁中去世，消息從趙家傳到鮑家，鮑樸想把消息報給外媒，第一個想起的就是林洸耀，而林洸耀也成了全世界第一個報道趙紫陽逝世的記者。再次見到鮑樸時，林洸耀向他道謝，興奮地說，他打敗了法新社，比後者早發布四十五分鐘。又過了四年，趙紫陽的秘密錄音被偷運出境，最終整理成其回憶錄《改革歷程》，在海外出版。鮑樸也將這一消息最先通知給林洸耀，成為他另一篇關於趙紫陽的獨家報道。
認識林洸耀的三十二年裏，鮑樸從北京南下香港，林洸耀三十二年如一日，在他生日打電話問候，聊聊家長裏短，偶爾也詢問當下政治走向，直到林洸耀去世前一個月。鮑樸說，林洸耀憑藉一以貫之的「禮」建立起真正的友誼，讓他感到被尊重。
林洸耀和受訪者相處的首要原則，便是「先做朋友再採訪」。約見面，像朋友一樣聊天，說到有趣的事情，他就掏出小本子記下來，但不以「拿信息、挖材料」的方式交流。
除了早已脫離體制的鮑樸，外人很難知道林洸耀的其他「線人」們究竟是誰，也難以見證林洸耀如何與他們打交道。但林洸耀和同行以及同事們的相處，從側面折射出他在社交場合的影子。
林洸耀沒有「大記者」西裝革履的精英範。《環球人物》在專訪裏細緻地描繪了他「像韓劇裏不得志的大叔」的打扮：穿着一件寬大的西服，微微的啤酒肚上吊着一條同樣寬大的褲子，半舊的手機皮套掛在褲腰，保證他不會錯過任何電話。採訪林洸耀的場景也十分接地氣：茶餐廳的一角，林洸耀正低頭喝粥，抬頭見到採訪他的中國記者們，便招呼大家點餐：「你們光點一碗粥可吃不飽，能吃是福。」
中國的應酬文化離不開菸酒，林洸耀和「紅二代」們在飯桌上也難免如此。林洸耀曾為身體健康戒菸，同事們大為讚賞，但兩個月後，林洸耀又加入了辦公室裏下樓抽菸的小群體。「林老師，您怎麼沒挺住啊？」同事們打趣。但他認真地回答：和體制內的朋友吃飯，別人抽菸，他不抽，人家覺得他拘謹、沒有共同語言，就不和他聊太深；為了進一步相處，他不得不把煙重新抽回來。
和官員交往時也有一些灰色地帶。林洸耀曾向路透社中文網前主編王豐推薦過四五個實習生，這些年輕人都是林洸耀體制內朋友的孩子，有的是大學生，有的還在讀高中。一些技術官僚退休後，覺得自己算是財稅、金融領域的權威，寫了篇文章想發表，就找到林洸耀，他也會盡量幫忙。
王豐分析，這些人曾為林洸耀提供過有價值的信息，雖然最嚴格的新聞倫理禁止記者給予回饋，但這在中國的人情世故里往往行不大通。於是他投桃報李，在不違反記者行為準則的灰色地帶，予以適當的回報，將這些互惠的關係維持下去，也有助於以後的報道採訪。
對於這些「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林洸耀做順水人情，對體制內的朋友和路透社都有幫助，王豐感嘆，「他的人情世故比我們高明多了」。
關於林洸耀與人交往的藝術，最廣為流傳的，是2003年路透北京辦公室炸彈挾持事件。一位上訪者自稱身藏炸彈，闖到路透辦公室要求報道他「因被診斷為精神障礙而無法登記結婚」的「冤情」，為他「主持公道」。彼時還未擔任社長的林洸耀，出面與其談判，分兩次讓多數同事安全撤離，自己被挾持，最終成功勸說其向辦公室外的警察自首。
林洸耀喜歡讀金庸的武俠小說，對他性格的浸潤，塑造了他寬厚、敞亮的性格。「他平易近人，又能幫你擔事，就是武俠小說裏完美大俠的形象。」王豐說。
3 西方媒體
林洸耀曾對「新冠溯源」的報道頗有微詞。
疫情三年，病毒溯源一直是國際媒體經久不衰的話題，也成為中美政治攻防的工具。包括《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CNN、BBC、《德國之聲》、AXIOS等西方主流媒體，時常發布引述美國情報部門稱「新冠病毒可能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稿件。
林洸耀的實習生孫一磊回憶，林洸耀曾私下批評此類基於單方信源成稿、不去或無法去驗證證據的報道。「只體現了西方的一些說法，one-side story，但寫出來給人感覺好像是事實」，他回憶林洸耀這樣說道。
「（林洸耀）對於『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批評』是有批判性的。」孫一磊說。
西方媒體報道中國，被一些新聞從業者指出其常套用既定框架，來敘述議題、提出批判。但林洸耀不會採用這樣的報道範式。在那篇習近平參加葬禮的報道中，林洸耀沒有下定論習近平是改革派或保守派，也沒有在描寫反腐令黨內風聲鶴唳時，給習近平貼上「獨裁者」或「鐵腕統治者」的標簽。
林洸耀在2007年北京籌備奧運會期間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說：「我們的角度是反映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些事物，不做意見領袖，不受任何新聞之外的影響。」他的多位同事評價他「個人觀點比較淡」，鮮有感情色彩強烈的「好與壞」的結論，也少用理論框架去套用具體的人事物；相反，林洸耀更習慣用「考據」的方式，通過發掘具體的行為和事件，去歸納個人或龐大議題的特性。
在追悼會上，林洸耀的一位在台灣的大哥發言說，林洸耀在西方媒體裏，依據事實、中肯公正地講述中國的事情，在西方媒體對中國存在諸多誤解的情況下、在當下衝突對抗的國際政治裏，顯得尤為重要。
然而，在過去十年，一些在外媒的新聞工作者感受到，當一篇稿件不對中國政治表明立場，就會和西方社會當下的主流觀點產生較大偏差。這樣的報道，在一些外媒的編輯部裏，也越難越被掌握決策權的編輯所認可。
「（西方媒體的）領導變了，讀者變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也變了」，林洸耀在路透社的前同事翟琦說，「上上下下都不聽你的，你只有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外媒駐華報道的「黃金時代」，伴隨着2008年北京奧運會中國向世界打開的大門。奧運籌備期伊始，國務院便下達新規，外國記者在華採訪「只需徵得被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不再需要向政府申請獲批，離京採訪也不需公職人員「接待陪同」（實際上是監視）。
這一原則在奧運結束後，被新的《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延續下來，成為常態。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劉建超在記者會上說，新條例「本着改革、開放、進步的精神」而制定，並表示：「要讓中國同世界更好地相互理解、合作、融合，新聞媒體是非常重要的媒介……不要指望媒體只報道中國好的、進步的和發展的一面，也要承受他們可能報道一些你不願意被報道的問題。」
中國的開放，也呼應了西方政府對中國充滿樂觀和熱情的時代情緒。美國總統小布什出席奧運開幕式前，平衡地表達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指責和對中國開放市場的讚揚。「成長於自由交換商品的中國年輕人，終有一日會要求自由交換觀念」，他說，「中國的變革終將到來……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
「黃金時代」裏的外媒記者，描繪了龐大中國的複雜、立體與鮮活。奧運前夕，《紐約時報》發表一篇關於「中國人權在進步」的報道，採訪了不再因沒有居住證而被警察驅逐的上海賣菜小販、在博客發布警察毆打示威者視頻的官媒記者、推動殘疾人保障法律修改的公民行動團體、期望以個案推動法治進步的刑辯律師、談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共青團智庫研究員，呈現了體制鬆動的時刻以及活躍的民間抗爭。
彼時亦是中國媒體的「黃金時代」，它們也藉助西方媒體的對華解讀，來更多元地衡量這片土地。《南都週刊》曾在2013年刊發二十六頁的封面報道《外媒記者在中國》，以《紐約時報》、《紐約客》、《每日電訊》、《朝日新聞》駐華記者的四篇人物特寫為主體，刻畫了外媒記者在十八大前夕捕捉中南海政治風雲變幻，進駐烏坎直擊民主選舉，利用新興的微博把握「草根力量」。
翟琦說，在當時的背景下，林洸耀寫稿的主旋律便是，「中國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多跟我講一點吧！」
對於時政記者，在密不透風的中國政治裏，挖掘到暗流涌動，便是「有意思」的工作成就。2007年，一位退休官員，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在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呼籲中國進行北歐式「民主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引發了中共黨內的意識形態風暴。
林洸耀拿到了體制內要求對此「做鬥爭」的消息，也採訪了支持政改的草根黨員。他在題為《在中國，民主的呼聲激起了秘密風暴》的報道裏，引述了政府內部的會議記錄：「這是我國目前在政治和思想方面面臨的主要危險之一。反對民主社會主義思潮的鬥爭，是一場嚴酷的理論鬥爭和尖銳的政治鬥爭。」而在稿件的最後一段，他寫道：「許多普通黨員對謝韜的想法表示支持……預計在未來敏感的幾個月裏，還會有進一步的改革呼聲。」
林洸耀沒有評判對政改的呼籲，讀完他的報道，既不會產生「政改再也不能拖延了」的心急如焚，也不會擔心這是「我國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最大危險之一」。他僅點出了充滿了「中國特色」的悖論：如果最高層聲勢浩大地打壓這篇文章，會在十七大前的「敏感節點」造成不穩定；但若領導人毫無反應，又意味着為政改背書。因此，宣傳官員得到了「不公開批評，但可在內部會議討論」的指示。
「有意思」並不代表避重就輕。林洸耀也寫了不少中國政府眼裏「敏感」的稿件，包括藏人自焚、新疆「七五事件」等等，但他不會在文中聲援示威者，亦不會為權力辯護。「他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不是為了讚揚而讚揚，他寫的就是news」，翟琦說。
順着開放的時代潮流，林洸耀不斷告訴世界中國有意思、新奇的事物，直到潮水改變了方向。
2012年釣魚島危機點燃了中國人仇日排華的情緒，隨後是網絡作家周小平橫空出世，在寫了《夢碎美利堅》、《美國對華文化冷戰的九大絕招》後，被習近平接見並點名表揚。接下來的幾年，狂熱的民族主義逐漸佔據社會主流，並在新冠疫情期間達到頂峰。「戰狼」外交官趙立堅在記者會上諷刺西方國家抗擊疫情不力時說：「在座的外國記者，你們能夠在抗擊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着樂吧。」
中國官方的槍口也瞄準了西方媒體。從2013年起，習近平反覆強調「國際輿論鬥爭」的重要性，在判定「西方主要媒體左右着世界輿論」後，要求宣傳部門「下大氣力」搶佔國際輿論陣地。此後，《中國日報》開設了王牌節目「起底外媒工作室」，《環球時報》馬甲號「補壹刀」扒梳五十多位在西方媒體中國籍或華裔記者，稱他們「給西方反華勢力遞刀子，在同胞背後開槍」。
2020年，中美雙方互相驅逐數十位記者，這既是美國政府對華鷹派的長期謀劃，又象徵着中國政府關上了面向世界的另一扇大門。CNN前北京分社社長齊邁可（Mike Chinoy）分析，這樣的結果是，西方媒體的中國報道變得更加聚焦於中南海時政和中美衝突等宏觀大格局，對普通人和人性的刻畫則日益稀缺，報道總體逐漸愈發極端、粗糙和刻板。
中國官方和小粉紅把外界的批評當作「反華勢力搞亂中國的險惡用心」，而在另一個語境裏，西方鷹派也把對中國的善意與友好等同於「親共」。翟琦描述，少數西方駐華媒體現在的操作是，「派一個年輕記者來中國，先告訴我兩百件中國不好的事情，跟我講點這不好、那不好，咱們從頭掰一掰。」
林洸耀無法在這股浪潮裏獨善其身。他依靠內部信源的獨家報道越來越少，甚至稿件裏引述政府內部信源的數量也在降低。他的編輯、同僚和下屬，對中國報道的理解與他越發不同，令他越來越難以適應工作環境。
多位熟悉他的同事說，林洸耀在路透社的最後幾年處於「半退休」的狀態，想寫點什麼就寫一點，但沒有太多寫重磅稿件的內外條件，也左右不了整個編輯室的議程。「他可以不離開，但在這兒幹着就是難受，」翟琦說。
最終，在路透社工作二十七年後，林洸耀在2019年辭職，南下新加坡，加入《海峽時報》。
4 中國人
2024年5月21日，林洸耀因十二指腸感染在北京去世，享年65歲。
悼念如潮水般涌上外媒記者的推特時間線，稱讚他的新聞事業和為人品質。
「是林洸耀把我領進路透北京分社，是他教會我新聞業和中國報道的豐厚知識」，儲百亮（Chris Buckley，現《紐約時報》中國組首席記者）寫道，「他最大的天賦是他的品質——慷慨、真誠、關心每一個人；每一年，他比我更在意我的生日；我希望他的家人能讀到這些文字，知道他受這麼多人愛戴。」
白賓（Ben Blanchard，現路透社台北分社社長）寫道：「在（林洸耀）的指導下，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從如何與中國官員交談，到共產黨運作的複雜性……他總是對自己的知識慷慨大方，指出錯誤是也彬彬有禮。我們將深深懷念他。」
「我崇拜他，也從他身上學到了很多，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非常慷慨地分享建議和智慧」，約翰·魯維奇（John Ruwitch，現NPR國際特派記者）說，「他奇特的幽默感讓工作環境變得更好；他的批評總是溫和的，而且總是正確的；他的友誼是真誠的。我們今天失去了一位巨人。」
但與社交網絡上綿延的悼念相對應的，是媒體機構的冷淡。林洸耀服務二十七年的路透社，並未就其逝世做出任何正式回應，也未發布訃文。王豐在推特上公開呼籲：「林洸耀一生的成就，值得新聞界更高的認可，希望他供職的機構會通過頒發獎項或設立獎學金的方式，更好地表達對他的緬懷和尊敬」。
路透社仍然沒有任何反應。
彼時，亞洲出版協會（SOPA）年度新聞獎將在一個月後舉行，有中國籍委員提議給林洸耀頒發終身成就獎，同樣反應寥寥。王豐抓住這個契機，聯合幾個中國籍記者，向SOPA寫信，並在網上第二次公開號召各新聞協會以實際行動紀念林洸耀。最終，SOPA為林洸耀頒發了終身成就獎。
「很多人對路透社不滿，對整個西方媒體駐華新聞行業不滿」，王豐說，這些機構對林洸耀逝世反應冷淡，尤其路透社對此視而不見，他解釋為「裝傻」。
王豐認為，西方媒體駐華報道行業裏的系統性種族歧視，可能是林洸耀去世後各機構反應冷淡的原因之一：「領導層都是白人，而中國人、華人、亞裔，在西方駐華新聞圈內的話語權和存在感一向不高。」
十幾年前，外媒駐華報道記者絕大部分是白人男性，雖然近幾年於歐美社會成長的亞裔的比例逐步上升，但掌握話語權的管理層仍幾乎是白男。在中國和亞洲各地成長的記者，如果要突破種族和國籍的雙重桎梏，需要面對更大的阻礙。
在北京，林洸耀是外國人，但也是黑眼睛、黃皮膚、會說中文、成長在亞洲的華人。王豐提到，就待遇不平等的問題，林洸耀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能量，曾在路透中文網連續三年發表三篇文章，同時向中國政府和西方媒體喊話，要求給予中國員工平等的地位和待遇，為中國籍記者的權益鼓與呼。「這些話我聽了二十多年，但哪個外國人會公開在媒體平台說這樣的話？」王豐說，「林洸耀是唯一一個。」
中國政府為限制本國記者在外媒的發展，規定中國公民在外媒駐華機構僅可從事助理類輔助工作，不具有記者身份，持外事部門頒發的「中秘證」工作。
西方媒體的外國員工擔任核心、有話語權的「記者」（reporter）或「特派員」（correspondent）的職位，中國籍員工（常被稱為「中秘」）只能長期處於邊緣、低層級的「助理」（assistant）或「研究員」（researcher）的位置，並因為中國政府的規定，喪失了上升至外國員工同等地位的「合法性」。
中國員工「二等公民」的身份被制度化確定下來，也成為西方媒體限制中國員工職業發展的「正當」理由。當多家美國駐華媒體被中國驅逐後，許多中國籍員工一同轉移至海外，不再受外交部條例管轄，但鮮有人因此升職為正式記者。
中國員工拿着遠遠低於外國記者的薪水，沒有采訪和寫作的主導權，也不能發布單獨署名的文章。他們的名字往往只在文章最後一句出現：「某某某對本文亦有貢獻」（XYZ contributed research）——即使他們在構思選題、找受訪者、採訪、撰寫和編輯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且從語言、人脈、對社會的理解等各方面，為外國記者提供不可或缺的幫助和指導。
按規定，中國員工無法署名，但林洸耀會盡量把他們的名字放在聯合署名或「補充報道署名」（additional reporting）一欄，也會在當社長時提醒其他外國記者這樣做。「你們是年輕記者的時候，我都給你們加（署名）了，現在你們也應當去幫助像你們過去一樣的同事。」王豐回憶外國同事們轉述林洸耀的勸告。
這些補充署名，雖然不夠理想，但給予了中國員工應得的肯定，也為他們職業發展提供了幫助。王豐職業生涯初期，曾在路透社做過「新聞助理」，憑藉厚厚一沓「補充報道」署名文章，申請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新聞學碩士。
林洸耀對中國員工的幫助更體現在日常工作中，去教他們如何與公司談判，獲得更高的漲薪和內部職稱，這對很多專注寫稿、但缺少商業思維和談判經驗，也不夠有西方文化裏的「強勢」（aggressiveness）的中國員工有很大幫助。
「我們之間也吐槽外媒內部對本地僱員的（方式），」王豐說，「他在個人能力範圍內，大力提攜、支持本地年輕僱員，也有盡力righting the wrong的意圖。」
生活中，林洸耀和」北京老外圈」保持一定距離。並非融入不了，而是他待在中國人的群體裏更舒適。此處的中國人群體不是「紅二代」，也不是外交官，而是翟琦、王豐這樣的中國媒體人，以及一些老知識分子等。
林洸耀家的客廳常擠滿了他的朋友們：媒體同行、受訪者，寫書法的、打太極拳的、跳舞的，各行各業都有。客人年齡從三十歲到七十多歲，十幾個人聚在北京國貿附近的外交公寓裏，或坐或站，一起喝茶、打牌、聊天。
實習生孫一磊是這裏的常客，下班後去林老師家吃飯，一週兩三次，有時還和林洸耀的太太三個人一起蒸饅頭。大家聊聊最近的新聞和同行的報道，也閒話生活裏的家常，比如健康和養生話題。林洸耀有時會說起他們家以前的故事，他的父親在馬尼拉開了間福建菜館，講到店裏賣的閩菜、粵菜的味道，林洸耀總是很興奮很開心。
林洸耀年長孫一磊三十多歲，便以傳統中國長輩的方式給他介紹對象。「Ben對我說，晚上來我家吃個飯吧，當我打開門，還有另外一個女孩，就很尷尬。」孫一磊苦笑。這段驚喜的相親沒有後續，只是讓孫一磊感嘆：「很多中國人年紀大了，就會有給人介紹對象的衝動，他就是一個熱心、關心我生活的長輩。」
而在妻子張馨心眼裏，林洸耀則像個「天真快樂的孩子」。她在SOPA頒獎典禮上回憶，有一年生日，林洸耀開心又害羞地拉着她在大街上跳舞；當她在家裏蓬頭垢面時，林洸耀深情地望着她說，「你真美」。「Ben給了我這世上最美好的愛，讓我成為最幸福和最悲傷的女人。」她說。
如果要說林洸耀和他身邊的中國人究竟有什麼不一樣，或許是他對中國的感情。翟琦感受到，面對中國的弊病，林洸耀沒有像許多中國記者那般「痛心疾首」、「恨鐵不成鋼」的強烈情緒，也沒有那麼強的代入感。林洸耀和中國有深刻的聯結，甚至比很多中國人「更懂中國」，但仍可以抽離出來，做一個冷靜的觀察者。
這當然有林洸耀的性格原因：他對事物的觀點比較淡，不是和人針鋒相對，非得說服對方。但他的多重身份，也影響了他對中國的情感和評價。「他是一個帶着中國思路的外國人」，孫一磊說，林洸耀會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但仍然肯定國家的進步，並認為西方社會對中國存在諸多誤解。
2019年加入《海峽時報》後，林洸耀終於有機會寫大量的評論文章，公開發表自己對中國政治的立場和觀點。和西方媒體最不同的，是林洸耀多次站在中國的角度，為中國政府建言獻策，期望更開放善治的管治。今年人大閉幕不再舉辦總理記者會後，他發表了人生的最後一篇文章，認為中國有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三位總理直言並取得良好的效果的過去，應當更加自信地面對媒體和公衆。
林洸耀還寫了不少不同於主流外媒話語體系的文章。建國七十週年時，他寫道：「令末日論者和詆譭者沮喪的是，堅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迎來了七十歲生日，避免了崩潰，並一次又一次地觸底反彈。」在分析人權問題與國際政治角力的悖論時，他詰問：「將人權問題武器化，以對抗中國，究竟是美國真切行善，還是僅僅為了自我感覺良好？」在評論中美關係時，他羅列了習近平一系列激烈言論，認為中國並不畏懼愈發不穩定的國際關係，又在另一篇文章寫道：「幾十年來，中國一直仰視美國，但時代正在改變。」
林洸耀對中國政治的觀點，不僅在西方話語體系裏處於邊緣，也不被許多中國人認可。他來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做過幾次客座講師，不少中國大陸背景的同學在課後反饋，林洸耀對習近平和中國政治走向的看法太樂觀。
他對中國的感情，決定了他大半部分的人生。因為想一直待在中國做報道，林洸耀待在路透社「特派駐華記者」和「北京分社社長」的位置上二十多年，沒有像其他外國記者那樣，積累夠經驗就去下一站履新或進一步升職。
也因為他對中國的感情樂觀並帶着一絲遊離，將他和許多背井離鄉的中國人區分開，仍然將北京視作安心的居住地。鮑樸對比自己和林洸耀對北京的感情：「我一回北京就覺得很壓抑，但他不會憤怒，所以可以舒舒服服在北京住着。」
南下新加坡後，林洸耀仍然對北京心心念念。去世前一個多月，他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研討會上見到了王豐。散場後，兩人走在清華園閒聊。林洸耀說，清華那麼大，我腿腳不好，以後如果來教課了，走都走不動。王豐說，你就打個車，一路打到教室門口，上樓走到教室就行。
林洸耀終究沒能實現打車到清華園教書的願望。
更正：本文於2024年12月31日發出時，曾寫道林洸耀獨家報導了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的消息，但經後續查證，應為1997年2月17日，林洸耀與路透社同事馬珍（Jane Macartney）獨家報導了鄧小平病危的消息，故在原文作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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