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一個尋常的清晨，天色微明，一對七旬的夫婦前往台中東海大學晨運，不料，咫尺距離，一棵佇立路旁的相思樹倏地倒下，不偏不倚落在婦人身上，她的丈夫走在前頭，目睹了這一刻。見大樹倒地，一旁的民眾接連上前嘗試搬離樹木，直到救護人員到場，婦人才得以脫困。

「那棵樹幹細細的但真的重，傷患的腿腳嚴重變形。」一名網友當日在網路論壇發文，呼籲學生留意相思林，「不要小看相思樹，隨便一棵都能壓死人。」

幾日後，一名網友在社群媒體上發文，自陳這名婦人是他的姑姑，「救護人員趕到時還不敢貿然移動姑姑，姑姑的雙腿已經明顯斷裂與脊椎骨折。」12天後，婦人傷勢不見好轉，家屬放棄急救，痛訴校方並要求正視問題。

就在這起校園倒樹事件後兩個月，台北市也陸續傳出至少三起路樹倒塌事件。其中一起更發生在車水馬龍的中山北路上，一棵大型楓香樹在無風無雨的日子裡無預警倒落，壓死一名行經的六旬騎士。

這一年還沒過完一半，台灣各地接連出現路樹壓倒塌的意外，新竹的上班族女騎士、彰化執行公務的郵差，以及高雄澄清湖的散步長者，一旁日常不過的路樹，奪去了他們的性命。

樹影婆娑的林蔭大道，原為城市帶來美麗與涼意、庇蔭降溫；綠化城市地景，為人們增添休憩美景的樹木，卻成為隱藏的安全危機。

「我們在圈養森林的巨人，卻只想把它灌在一個小籠子裡。」採訪這天，高雄市森林城市協會理事長莊傑任，正在與電話另一頭的市議員討論隔天的護樹倡議行動。他說，不久前也有議員特地向他請教高雄市的行道樹問題。

究竟台灣哪裡來這麼多「害死人」的樹？

城市裡倒下了一棵樹

自幼跟著父母親近大自然，莊傑任的成長經驗與樹有著緊密關聯。大學進入美術系的他時常到野外寫生，接觸自然、文化的老樹與古蹟是自然不過的事，「這些是美好的事物，本能上便會想保護它。」莊傑任自感性的生命經驗出發，在進一步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更加了解樹對環境的正面效益。

「但人類將原本屬於大自然的樹帶來身邊，卻沒有認真思考樹木需要什麼樣的生長條件。」莊傑任認為，政府種植行道樹時，並非以50年、100年的眼光在做規劃，「四年選舉一次，你怎麼期待政府會用長遠的眼光在看待樹木？」他比喻「這像在插花，不是在種樹」。

在他眼裡，台灣的行道樹移植、維護與健檢，長期存在待改進之處。「先是土壤的寬度與深度條件，再來是苗木本身的選擇，最後是定期健檢跟正確的修剪，這些都會對樹木的安全性帶來影響。」

城市裡佈滿各類樹種，可能因為修剪不當、樹根遭亂切除、被水泥蓋住或缺水，樹根開始慢慢萎縮死亡，莊傑任提及，這些對樹產生的傷害，會展現在葉子稀疏、枯死，或樹洞爛得很大；當樹的主幹跟土壤交界處長出香菇、靈芝，也代表樹根已有腐朽的現象。莊傑任說，這些問題都需要透過樹木健檢去挑出來：「一旦傷口面積佔樹幹整體超過66%、或傷口開口超過120度、往內潰爛 ，就必須做更進階的診斷。」

出狀況的行道樹，除了透過架支撐來改善，前期能藉由修剪或改善土壤基盤矯正，「如果走到伐除這步，已經是不得不的手段了。」

不過，放眼台灣各地的樹木健檢實則標準不一，讓莊傑任很是頭痛。他認為比較好的方式，是引用國際一整套的完整標準，並在實際運作後，定期開會檢討，逐步調整、進一步找出適合台灣的作法。

這是理想。

在現實中，莊傑任直言，台灣花費許多人力、預算做工程，卻很少預算做維護；很多預算買苗木、一直換苗，卻投入很少預算去營造一個良好、適合樹生長的棲地。目光短淺、政商結構的習性與舊問題外，「公民意識不足是大問題。」

莊傑任從一個熱愛寫生的美術系學生投入護樹運動，手中的畫筆成為描摹護樹的願景。但在運動中，他經常感覺到，即便是正確的、有學術研究支持的工法，在現實中卻經常被認為是在「找麻煩」。專業知識無法影響決策，制度設計又缺乏理論支持，錯誤的觀念積非成疾，最終得由一棵棵的樹木來承受。

城市裝飾品

在城市安置象徵自然的樹木，不僅為水泥空間創造一片片綠蔭，也為市民遮去夏日烈陽，提供休憩場所。這些被安插在道路兩旁的行道樹，始自日本殖民台灣時期，被彼時的治理者視為「城市裝飾品」，工具化為執政者的門面，行道樹也是台灣被殖民史的縮影。

1920年，日本植物學者田代安定出版《台灣行道樹及市村植樹要鑑》一書，在他眼中，行道樹不僅在於美觀，更在於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台灣的位置位於關鍵要道，台灣全島的經營攸關日本殖民的對外形象，「行道樹就像遮蔽人體的衣物，防止外物的侵害，亦能增進市街的價值。」行道樹在殖民地，是物質文化建設中一個重要項目。

既然行道樹作為日本鞏固殖民時期外族統治的權力象徵，受國家政策和國家門面建設影響而種植，1901年起，日本總督府遂於台灣相繼栽植相思樹、楓香、大王椰子、樟樹等。相思樹主要以容易取得為考量，楓香則因樹型優美，秋冬會落葉而具北國風情，因而被日本殖民政府選為林蔭道路的行道樹。

也在於為滿足台灣島作為大日本帝國南疆的想像，因而引進熱帶植物大王椰子，將其廣植於主要林蔭大道，營造熱帶南島國家氛圍。樟樹則是因為可以提煉精油，所以成為重要的經濟樹種。

美援時期，國民政府大致維持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除了拓寬的道路外其餘樹種維持不變。1960年開始，台北市政府為了快速綠化街道，大量種植生長快速的「市樹」榕樹，還有茄苳、小葉欖仁、黑板樹等生長容易、快速生長的品種。隨後，具有季節變化性、擁有美麗花朵的木棉、台灣欒樹、黃花風鈴木也廣為使用。千禧年後，則著重路樹的觀賞性，如櫻花、大花紫薇這些會開花的樹種變得很常見。

晚近，隨著現代化與永續潮流，政府開始重視都市設計，路樹除了是美化、為城市增添綠意的地景外，也成為打造永續城市、花園城市願景的重要手段。此時期政府將生物多樣性納入考量，同一區域內不再種植單一樹種，行道樹補植與新植的樹種相互搭配，如光蠟樹、苦楝、大花紫薇等樹種。

不過，快速變綠蔭、急於達到城市綠化的心態卻造成反效果，台北市當初大量種植榕樹、將之定為台北市「市樹」的原因，是看中榕樹生長快速、庇蔭面積大的優點，但這樣的優點，卻也慢慢地匯聚成城市的風險陰影。

台灣第一位女性樹木醫詹鳳春解釋，日治時期政府即發現，榕樹葉片小、不易通風的特性極度不適合做行道樹種植。其淺根的特性若再加上樹穴空間不足，經過數十年生長後，樹根易四處亂竄，鑽破人行道地板、擠破水溝、步道，造成行人跌倒受傷，颱風時也容易倒塌，帶來危險。

這樣的問題不僅發生在榕樹上，菩提樹、楓香小葉欖仁等常見樹種，同樣具有淺根、板根、樹穴過淺造成竄根的狀況。

為修正60年代樹種選擇不當的問題，台北市政府已在2011年宣布，除了特定路段的榕樹予以保留外，其他路段不再種植榕樹。除了榕樹，公園處也宣布，菩提樹、木棉、黑板樹等樹種也列為不再種植樹種：菩提樹和黑板樹同屬淺根樹種，遇風較易倒伏，且黑板樹開花時會散發刺鼻氣味。當時被認為花朵美麗、點燃一波流行的木棉，則是因為木棉花的棉絮易造成市民過敏不適、落花也會污染地面，同樣也面臨停止栽種的命運。

2011年，郝龍斌政府的林蔭大道計畫雖已意識到生態城市、永續發展的重要性，開始重視使用原生樹種，不過受限於都市硬體影響，有些喬木仍是勉強種植。加上為期四年林蔭大道計畫時間短暫，在規劃多條林蔭道之後未考量後續長期的維護治理，成為下一代的維護問題。

沿著台灣行道樹的百年史，具體而微展現治理者對城市的想像。以日本殖民時期為營造帝國與南洋風情為始，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後以快速綠化為目標，廣植生長速度快的樹種；也將打造「花園城市」的林蔭景致視為政績，成為鞏固執政正當性的工具之一。不過，早年的樹種選擇失誤、樹木生長地盤有限，再加上政府缺乏以長期眼光規劃行道樹，導致現在行道樹定位仍處於曖昧不明階段。

景觀設計系畢業、曾有多年景觀設計經驗，現致力於民眾山野知識教育的劉長青就說，台灣的政治環境因素，導致政府缺乏以長遠眼光給予行道樹在城市的定位與角色，「單是規劃城市計畫便需要三到四年，但來場選舉後，便會因為政黨輪替或是地方角力等因素無法延續。」這不僅在行道路的定位上，在許多公眾政策上亦是如此。

行道樹作為城市的重要地景，除了綠化、還能夠回應日益加劇的氣候變遷、熱島效應、空氣污染議題。然而，政府與大眾對於行道樹的關心有限，在資訊傳遞層面，政府僅宣布建設了幾條林蔭大道、種了幾棵樹，但種得好不好、樹木健不健康，並不是檯面上會關注的議題。行道樹為人們擋去豔陽、吐納新鮮空氣，不過人們卻只要美麗，忽略好好照顧行道樹的生活。

「台灣的樹被搞死居多」

劉長青當初選擇就讀景觀系，是因為涵蓋田野調查、重參與式設計的多元課程規劃，吸引本來就喜歡爬山的他。相較原先考慮的室內設計領域，他認為景觀能從更大的面向，去看到空間或環境的議題。

一直到進大學念書，劉長青才發覺，小時候住家旁邊的行道樹，每到夏天出現的「斷頭」狀況，其實是嚴重的問題。雖然他隱約感覺到不太對勁，但當年並不清楚什麼叫環境問題，只覺得為什麼夏天這麼熱卻還沒有樹？後來的他才意識到，是施工人員的工法不對，這讓他一頭栽入鑽研行道樹的專業領域。

劉長青所在的科系有植物學，但課程內容並不特別聚焦行道樹的尺度。某天，校門旁的巷子進行拓寬工程，必須移走校門口的五棵老榕樹。劉長青與幾位系學會的朋友發起全校連署，欲以學生角度監督校方處理程序，包含移植方式、移植季節與後續養護，「我們還創了一個社團，每天輪班去看移植的過程，希望大家能夠重視這五棵老榕樹。」

這是劉長青第一次為樹挺身，付諸行動，「畢竟樹木比我們還早存在在這裡。」劉長青認為，是後來的人在空間上有所需求，才必須跟這些老樹「借」空間，要將其移走，也應確保他們能繼續存活。

自日本取得樹木醫生執照，回台致力於樹木救治的詹鳳春，以求學日本的經驗指出，台灣相對沒有那麼重視樹木的栽種與養護。

日本的樹木醫制度自1990年代成形，結合學術單位與公部門，專門培育救治百年老樹的人才，「台灣沒有樹木救治的分野，多數直接套用植病系的『用藥』概念。」詹鳳春認為，這是很大的錯誤。她憶及，一次在屏科大植物醫院演講結束，有名儲備醫師對她說，他從來不知道樹木不需用藥就能健康生長。詹鳳春告訴他，這是不同專業，作物、水果需要的栽種與維護方法，跟樹是有大段差異的。

不僅在校園如此，詹鳳春從公部門的教課經驗發現，實務層面的訓練同樣出現狀況。她指出，過去證照制度的運作，多由市政府出資請當地景觀工會辦理教育訓練，工會中的理事再各自召集業界或學校教師上課，學員通過考試後取得修剪證照。2018年，她受桃園市政府邀請，開設為期兩個月的訓練課程，從樹木生理到修剪知識，完整的系統性教學使課程快速額滿。然而卻有業者僅學習片面內容，日後卻將造成樹木死亡的責任怪罪到她身上。

詹鳳春記得，她曾在一次對公務員的演講中，對著台下近三百名聽眾說：「我今天不是來講技術的，各位如果沒有道德，一切都白講。」在詹鳳春心中，對樹木的病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抱持樹枯死再種的心態，就算習得技術仍是浪費。

「現在台灣的樹都是被搞死、被毒死的多，它不是真的生病，大部分都是人為因素。」像是中山北路的路樹倒塌事件，詹鳳春就直指是因為廢棄土不斷往上堆，以致樹根無法呼吸，再加上雨水在內堆積導致根部腐爛、樹木應聲倒下。

技術、人力、經費及「陳情」

除了缺乏專業知識導致錯誤的樹木養護，政府長期缺乏對行道樹的重視，更是如今路樹亂象的成因之一。

在台灣，負責城市中的行道樹管理維護，主要由市府底下的公園路燈管理處（下稱公園處）負責。不過，由於早年樹木還未長成無需修剪，公園處召聘進來的技工多半缺乏相關訓練；實際上，在成立初期，技工來源更主要透過議員、家人朋友介紹或臨時雇員進入公園處服務。

此外，除了由技工負責行道樹的維護與修剪，公園處也會發包給外部工程公司，不過各縣市政府對於外包公司的選擇標準不一：多位受訪者提及，公部門可能和特定屬意的外包廠商合作，不僅造成獨佔問題，也導致技術人員的樹木維護能力無法提升。劉長青認為，這將造成很大的阻礙，導致外面的人再怎麼努力倡議，也都無辦法改變這樣的環境。

詹鳳春解釋，樹木的養護制度分為兩條路線，一種是美國的 ISA 樹木工作者制度，另一種則是日本的樹木醫生制度。詹鳳春解釋，美國的路線源自於大開發時期，房地產發展下興建別墅的同時需要種植樹木，於是出現專門的協會，培養樹木修剪工人；日本的樹木醫生工作則不止於修剪，結合了教育，「包括土壤改良、病蟲害治療，是更全方位的。」

詹鳳春曾在紐約待過一段時間，她指出，美國多為會進入休眠週期的落葉樹種，與台灣的樹木狀況大相徑庭。在此狀況下，ISA 制度仍被引進台灣，曾參與辦理桃園市府樹木修剪訓練課程的園藝公司總經理盧文德表示，ISA 制度本身沒有問題，是台灣在欠缺樹木教育師資與落地研究的狀況下引進此制度，以極短的課程時數速成訓練，不當操作下出現問題。

台北市公園處現轄下有9.2萬棵行道樹，修剪工程除了例行性的修剪以及颱風來臨前的事前預防、天災後的維護，也包含來自民眾及民代的「陳情」。

一來，由於早年種樹時未妥善規劃地點，樹木長成後過於靠近民宅、枝葉影響採光、遮蔽店家招牌，這些都是陳情修剪的理由。然而，一旦面臨這些要求，在選票考量下，往往只得應允。

行道樹除了涉及民間角力，也面臨預算有限，導致維護不善的情形。劉長青認為，掌握樹木健康情況、對木樹做健康調查報告，才能防範於未然。不過，現行樹木健檢制度能為樹木健康與城市安全帶來多少效益，仍是問題。

台北市議員詹為元曾指出，北市公園處2021年為4萬3978株樹木做安全評估，不過其評估方式沒辦法看出內部是否腐朽；2023年中山北路倒塌的楓香樹即在此次健檢被評估為「低風險」。

「中山北路壓死人的路樹，沒能即時發現樹幹內部腐朽，部分是因為他們的 VTA（目視評估）巡查費用只有一百塊出頭。」盧文德說，當他得知這件事，氣得在社群媒體上抱不平，因為這樣的費用包括判斷這棵樹的健康狀況、處理上報的文案與照片檔案等 ; 這些程序經常是由私人統籌公司分包，層層抽成的後果，反帶來公共危機。

在人力經費的侷促下，政府距離全面掌握樹木健康狀況，還有很長的一段路。

遏止斷頭樹現象

隨著樹木生長使修剪需求提高，政府逐漸認知到技工修剪知識不足的問題，與相關技術的重要性。2014年，台北市公園處舉辦樹木修剪專業證照，規定處內修剪技工與外包廠商皆須具備園藝技師、造園景觀技術等相關工作兩年以上經驗，並通過處內舉辦的「樹木修剪技術專業訓練課程」，才能進行行道樹的維護與修剪作業。

為解決斷頭式修剪問題，同年也協同學者訂定《台北市樹木修剪作業規範》，作為該處承商及修剪技工應奉行之修剪技術指導。現行修剪教育技術資格考試分為筆試和術科考試兩階段，分為筆試測驗樹木修剪知識，以及現場模擬情境跑台測驗，學員需現場辨別哪些樹木需要修剪、那些修剪錯誤等等。

2020年，台北市、新北市與桃園市共同簽署「北北基桃樹木修剪認證合作 MOU」，證照期限三年，期滿須重新考照。台北市公園處園藝工程隊隊長林晁嘉表示，此合作備忘錄希望透過推廣正確的樹木知識，培養更多基礎作業人員。

林晁嘉說，公園處除了幫樹木做日常修剪，也會依「台北市行道樹五年期程修剪計畫」定期進行「全樹型修剪」，這些修剪作業也包含委託廠商巡查，總預算一年約一億。林晁嘉坦言，過去的經費很難涵蓋所有的維護工程，經內部檢討後今年多爭取到八千萬，以近兩億的預算在進行行道樹的修剪與巡查。近期公園處也委託農業部林業試驗所舉辦教育訓練，巡查人員在通過受訓後，才能執行樹木的健檢作業。

除了以肉眼巡查，公園處也會借助米格魯的靈敏嗅覺幫助作業。「要挖到褐根病的檢體不容易，菌絲可能在樹根最底部，採集就有難度。」林晁嘉表示，公園處對待樹木的態度慎重，巡查人員也擔心誤判以致誤殺樹木，如果沒有確定一棵樹罹病，公園處就不會進行移除作業。而其他病徵如榕樹、印度橡膠樹、菩提等樹種易出現黃葉化與小葉化狀況，則以「藥劑薰蒸」方式進行防治。

公園處統計，台北市樹木常見的病蟲害為三種類型：褐根病、荔枝椿象與樟白介殼蟲。褐根病為大多數樹種的共同感染症狀，台北市公園與行道樹共計約20萬棵，褐根病感染數為控制在2021年442株、2022年569株、2023年365株。

至於在城市備受批評的「斷頭樹」現象，在5月16日，台北市議會也二讀通過條文，將針對不當修剪行道樹加強罰則，希望遏止這類令人觸目驚心的常見工法。斷頭修剪導致樹木的傷口大、難以癒合，久而久之因為感染形成中空，遇到強風更容易倒塌。

路樹教育

從早期樹種選擇的錯誤、有限的生長空間、樹木維護與修剪的專業人才缺乏，台灣行道樹的問題猶如複雜根系般盤根錯節。

教育，是梳理這些繁雜問題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詹鳳春說自己在一次的教學經驗中發現，學生到了戶外，卻無法指認樹木名稱，令她感覺到書本教育與實務現場的落差。「學習不只是拿著紙筆，」詹鳳春回憶自己在求學時沾著滿身泥土在樹木救治現場，她認為如果沒有接觸現場，救治樹木的能力和技術終究無法提升。

「我希望將來台灣的大學，能有一個專屬樹木的科系。」深感台灣缺乏樹木人才，詹鳳春以此為期許。她不認同現行以用藥為主流的教學環境，主張應回歸自然、拒絕過度施肥和農藥。詹鳳春曾經醫治嘉義美術館前，至少被澆灌五種農藥的鳳凰木。她記得樹木身上處處是打洞灌入農藥的痕跡，該狀況下有毒的泥土已經無法成為樹木的營養來源。於是詹鳳春將土壤換新，鳳凰木的健康在日後有所好轉，開始重發毛根。

盧文德也認同「應該讓樹木教育回到學校」的想法。他認為樹木醫治最重要的，是讓具專業的老師教導學生樹木生理和土壤等相關知識，但現行樹木救治實務與主流教學環境卻存在極大落差。

過去就讀桃園農工園藝系時，當年年僅高一的盧文德在某次植物辨認測驗裡，一一認出十字花科的種子，讓老師大感驚奇。盧文德說，擁有這樣的能力，是小時候跟著祖父去「犁作」培養起的。他回憶，當時左鄰右舍會到水稻割完空出來的田區種菜，一次祖父將裝著種子的牛皮紙袋交放在他小小的手裡，路途中盧文德手心出汗，將捧著的紙袋弄破了。眼見所有種子都混在一起，祖父便在樹蔭下，一一教導他如何分類辨別。

後來，盧文德念了農專，「老師那句話『這個孩子出世，是吃這行飯的人，』影響我很深啦。」盧文德時常在個人社群上分享工作日常、推廣樹木知識，使命感也驅使他積極舉辦公司內部的教育訓練、出版關於樹木醫學的相關書籍。盧文德笑著說：「與其指望公部門，不如從民間做起。」

另一頭努力的，還有莊傑任。從都市計畫的綠地系統、行道樹的規劃到樹木的種植照護，莊傑任與森林城市協會以生態城市為目標，不僅投入制度面的倡議，也致力於教育的推廣，如推公園林蔭化、舉辦自然遊戲場論壇。行道樹方面，森林城市協會主張連續的綠植栽帶，以帶狀取代單一植穴的種植，也在與政府來回溝通中，成功將意見放進高雄市的路樹修剪作業規範。

雖然莊傑任後來發現，部分條文並沒有被放進執行作業的廠商合約裡。但一路走來他也明白，很多政治人物在處理相關議題時，面臨的折衝非常複雜。「在做環境運動的人也很不容易，有很多力量在牽制，會消耗很大量的能量。」莊傑任說，當前的教育與社會制度，其實沒有辦法給予推動環境運動的人有力的支撐。

劉長青同樣肯定培力基層、讓民眾了解樹木知識的重要性。近年從事山林體驗教育，出團帶領民眾遊歷山林之餘，劉長青也科普樹木和環境知識，他指出，「若民眾對樹木健康有知識和觀念，政府就不會亂做。」

當今許多樹修的原因來自地方民代、議員、里長等人的陳情，事實上，非必要的修剪反而會損害樹木自癒的能力，增加倒塌風險。劉長青表示，若民眾能從根本了解樹木所需的環境和相關知識，政府不需要因應民意處理，才可能打造一個讓樹與人更加和諧共處的城市。

「我常常跟樹工作，有些時候夢裡面都有樹會來找我。」詹鳳春說，她的夢裡面很少夢到人，出現的幾乎都是樹，這些樹會以各自的形體出現，告訴詹鳳春他們哪裡不舒服。神奇的是，當詹鳳春隔天到救治現場，需要處理的樹，真的如昨夜夢中如出一徹。

救治工作時常需要先與樹做溝通，最後步驟則是澆水。詹鳳春說，剛好在這個時刻，即使不遠處出大太陽，現場都會飄來一朵雲，「它飄來幫你澆一澆就走了，好幾次都這樣。我只要離開救完樹的現場，兩小時之內一定都會下雨。」詹鳳春笑著說，有時候在現場看樹，會出現一些靈異現象，可能旁人無法理解她與樹的連結，但這些事絕非怪力亂神。

詹鳳春與樹有一種心靈相通的感覺，有時她害怕太專注看一棵樹，會開始跟樹溝通。走在台北路上，樹會不斷向她傳來訊息，除了負面的求救訊號，詹鳳春笑說，也有很多逗趣的：「有時候那些樹會說，你看啊，你看我很漂亮吧！或會很自豪的說，你看我長得很壯對不對？你看我開花開得很漂亮！」

喧囂城市裡，除了車輪摩擦地面、行人腳步踩踏的聲音，還有無數來自樹的訊號。它們或以葉與風交談，或持續輸出特定頻率，等著與聽見的人們對接。直至生命最終時刻，生病或被摧殘的形體在應聲倒地之際，才躍上媒體版面，短暫得到此生未曾有過的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