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大選日，他們為什麼「投誰都不投保守黨」？

英國今日（7月4日）舉行下議院大選，改選全部650個席位，而保守黨的14年執政也很可能在今日告終。我們此前已刊出關於英國政經﹑民生政策的懶人包與梳理現況的數洞欄目，請按此閱讀「2024 英國大選」專題系列。端也推出了免費的英國大選新聞信，請按此訂閱。

在選舉前夕，我們訪問了三位英國選民。他們當中有人是學生，有人是新手媽媽，有人是鄉村農民——他們經歷﹑背景﹑年齡層各異，但都決定今日「投誰都不投保守黨」（anyone but Tory）。

Thomas，20歲，華威大學學生

這是我第一次在大選投票。我還沒決定投給誰，可能自由民主黨吧，但無論如何，我覺得人民注定失敗。

如果你在2020年前讓我投票，我應該會投保守黨，但我不是真的支持或認識他們。小時候我不懂批判思考，只是從身邊的人吸收各種保守價值，然後信以為真。

我在一個充斥保守價值的環境長大。我以前是在肯特郡（Kent）的全男文法學校上學的，還用解釋嗎？（編按：肯特郡為英國第四富有的地區；文法學校有別於公立學校，能自行挑選學生，一般成績較好）學校風氣真的很糟糕，同學時時刻刻都在說帶有種族歧視的笑話，越政治不正確，就覺得越好笑，就像改革黨領袖法拉奇（Nigel Farage）說的話。主要都是和移民和種族有關的幼稚玩笑，我不仔細說是什麼了，因為我現在一定不會說這些話。

除了學校環境，父母也在不知不覺間影響我的政治觀。例如爸爸每天看《每日郵報》（Daily Mail），所以我也看；他們常說工黨會亂浪費公帑，令國家破產，我沒怎麼研究政治，所以就相信他們。那時候，我不懂思考，不懂批評，只是覺得他人說的話都很有道理，YouTube 網紅的笑話好好笑，然後通通相信了。

至於後來為什麼改變......其實我都不太清楚。2020至2021年期間，我跟一些好友鬧翻、我交了女朋友、我開始在男女混合的預科學校上課、我在A-level修讀政治......這一切讓我丟下原有的價值觀，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其實我都不知道為何和朋友鬧翻，或者是說了一些我現在不會說的話，對他人不好吧。接著我開始拍拖，我女朋友對政治很感興趣，她叫我看更多新聞，看更多批判性文章，尤其是 Reni Eddo-Lodge 的《為什麼我不再和白種人談論種族？》（Why I'm No Longer Talking to White People About Race），這是一本很好的書。我意識到以前自己多麼愚蠢，我之所以與朋友吵架，令他人難過，是因為我沒有左翼那種對社會的關懷。我發現我要學會關心別人，關心世界。

誰知道 which comes first, the chicken or the egg？（雞先還是蛋先），我的性格和政治觀是同時改變的，因為兩者本來就密不可分。以性侵犯為例，有人會立即指責受害者在晚上外出，令自己陷於險境，但如果你善良一點，有點同理心，就會說是施害者的錯。

預科學校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是完全反對單性別教育的。我的預科學校是男女混合，環境多元開放，令我開始接觸同溫層以外的想法。普遍而言，十多歲女生的思想都比同齡男生偏左，畢竟女生總是面對父權壓迫；相反，一個文法學校的男生，會被什麼壓迫呢？

那時我參加了學校的辯論學會，結識了很多熱衷政治的朋友，常常和他們討論時事。我最記得一場與墮胎有關的辯論，當時有人說什麼如果女人不想懷孕，就應該合上她的腿，其他人都很生氣，一起反駁他。

我女友是印度裔的，所以我也特別關心與性別和種族相關的議題——哈哈，我現在比她還左。

升大學後，我就參加了學校的 Labour Society。我沒有特別支持哪個政黨，主要是看他們的政策。我本打算參加自由民主黨學會的活動，但他們規模不大，所以我就參與 Labour Society。Labour Society 是學校最大的左翼學會，雖然學會裏的人都比一般學生偏左，但他們的價值觀都不一樣。

喔對了，Labour Society 與工黨無關，應該說是支持工人運動的學會。

作為其中一名籌委，我很喜歡 Labour Society。我們的工作很忙碌，但真的能做實事幫助校園裏的人。例如我們曾要求學生會以更民主的方式營運，以及和英國大學與學院工會（UCU）爭取保障大學教職員退休金。我相信我們可以帶來改變的，只是大學學生會太廢，有權力的委員根本不願意肩負責任。

這幾年來，我的價值觀都是偏左，挺牢固的，但也有一點改變。例如我是「討論學會」（Discourse Society）的主席，常常和同學深入討論不同具爭議性的議題。有一次我們和素食學會合作，他們提出關於吃肉非常殘忍和破壞環境的觀點，成功說服了我，然後我就開始蛋奶素飲食了。

學校有不少偏左的學會，它們的會員都很關心時事。但我知道，大學大部分人都是政治冷感的。

資本主義就是這樣，令人很忙很累，榨乾我們的時間和精力。人必須為了生活而工作，大學就逼迫大學生尤其是理科系的整天讀書，他們每天花十小時讀書，兩小時煮飯、社交和做運動，怎麼再花兩小時示威或佔領學校大樓呢？畢業後也一樣，朝九晚五地工作，下班就照顧小孩。不只是年輕一代政治冷感，所有人都是這樣。

而且人都只是喜歡社運成功後的結果，沒有人願意站出來。我參與爭取大學教職員退休金時，我只是站在那，增加人數，派派傳單。示威大部分時候都很無聊，誰願意做？

我和學會成員在學校做了那麼多，兩年了，都沒什麼改變，所以我挺悲觀的。當你看見沒有人和你一起努力，真的很難堅持下去。

對於大選，我也沒什麼希望。

以前我支持工黨，不過因為歷史上它是最大的左傾政黨。但如今工黨中間到不行，它的政綱和保守黨所差無幾，根本不能幫助國家，反而自由民主黨更加左傾。最左的是綠黨，但似乎他們覺得自己一定不會執政，所以理想化地拋出很多政策，我覺得國家沒有那麼多錢推行。相較之下，自由民主黨比較實際。

可能我會策略性投票吧。保守黨頗大機會在我的選區勝出，工黨以往做得不錯，但現在的工黨候選人根本不在這區居住，還不回覆我的電郵。所以我不太想投給他。唉，我還沒決定投給誰，可能自由民主黨吧。

我只是希望執政黨確保沒人挨餓，沒人要露宿街頭。

如今我也會和父母討論時事，不過我們永遠無法達成共識。有時這讓我壓力挺大，但不要緊，我能學會建立更強的論點，我的辯論技巧還能進步呢。

Anita，50多歲，農民，父親為保守黨長期支持者

我們家族的農場在德文郡（Devon），全英格蘭最美，最純淨的地區之一。我的祖父母是農民，我的父母也是農民，而我和丈夫在二十多年前讀完書後，也回到了德文郡，繼承了家裏的農場。對我們來說，務農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生活方式，是與土地的聯繫，也是對社區的承諾。這種生活方式不是每逢假日去行一下山的城市人可以想像的。

在2010年代中期吧，保守黨上台幾年之後，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就是我們珍而重之的這種生活方式，正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威脅。

我的父親一向是保守黨支持者，我的祖輩、鄰居、小時候認識的所有朋友，基本上都是保守黨的支持者。這是英國農村根深蒂固的傳統，因為傳統上，保守黨是最能代表鄉村利益的政黨。我們生活在英國人所謂的「rural wall」裏頭，這個牆絕對比北方的「紅牆」（red wall）要更穩固得多。保守黨說的話，農民確實覺得特別入耳：他們說要保留傳統家庭價值，反對有太多外來人口入侵英國。但其實在我們這裏，外來人口不止不是問題，還是我們能夠一直生存的基石，只是很多人並不了解。

我和丈夫都不是保守黨的支持者，我不認為他們能反映我作為農民的理念。父親一直以來都只投保守黨，我從來都避免和他談起政治，一來我以往不認為政治有那麼重要，二來要一個老人改變他相信了幾十年的方式，實在太強人所難了。

但今年，我第一次跟父親談了這個話題。我跟他明言，自己不希望他再投保守黨，因為我們的農場，甚至我們的整個社區，最終可能被他們的政策毀掉。

那一晚，我們坐在廚房的餐桌旁。我提到了補貼削減的問題。當英國還是歐盟成員時，歐洲共同農業政策（CAP）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的財政支持，這些補貼幫助我們為未來計劃，投資新設備，保持農場運轉。但脫歐後，保守黨政府承諾的新系統推行緩慢，讓許多農民在財務上面對太多價格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無法為下一季做預算。簡單點來說，以往我們是受到一定保護的，不會說因為一季收成不好而三餐不繼，但現在我們會了。而且我們也沒錢換設備。例如我認識的另一個農場主，就因為無法為他的牛場購買新的擠奶機器，導致生產效率降低，現在差不多做不下去了。

父親聽我說著，但我能看出他眼中的懷疑。保守黨一直以來都是商業和經濟穩定的代表，不是嗎？然而，脫歐後的新貿易協定卻講述了不同的故事。這些協定讓更便宜的進口商品湧入市場，而這些商品來自標準較低的國家。我們的英國產品，按照嚴格的規定精心種植，突然要與低成本和道德標準較低的商品競爭，讓我非常心痛。

然後是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移民限制使我們幾乎無法找到依賴已久的季節性工人。這些主要來自歐盟的工人多年來一直是我們勞動力的支柱。現在，作物在田裏腐爛，經濟損失越來越大。我們試著靠自己，也在英國本土請人來幫忙，但很老實說，農場的活不是人人願意幹的。機械化是一個選擇，但投資巨大，而且並非所有農場工作都適用這種解決方案。例如，我們鄉裏的另一位農民，因為請不到工人，無法及時收割草莓，損失了整整一季的收入。

環保法規又有另一層複雜性。不要誤會，我完全支持可持續性。我們需要保護土地，以留給子孫後代。但這些政策的推出方式讓人覺得混亂不堪。我們被要求實施新的做法，卻沒有足夠的財政支持或明確的指導。我們願意盡一份力，但我們需要實際可行的步驟以及不會危及生計的資金。但我們真的甚麼都沒有，只覺得無從適從，只有壓力，但沒得到半點好處。

在這些挑戰之中，對鄉村基礎設施投資不足更像是傷口上撒鹽。交通網絡和電訊愈來愈差，道路沒錢維修，我們拿甚麼去繼續現代化，拿甚麼去跟別人競爭？試想想，你連上網都不穩定，怎可能在這個年代經營一個現代化農場？這是一場持續的鬥爭，影響著從市場訪問到新農業技術使用的方方面面。

有一天晚上，我試著向父親傳達這一切。我談到自由民主黨如何提供新的視角，如何為更有針對性的財政支持和不損害本地農民利益的公平貿易協定而努力。我提到了他們在環保政策上的堅定立場，這與我們需要採取的可持續做法一致。自由民主黨在支持鄉村問題上的記錄良好，推動更好的醫療服務。相比保守黨，他們更了解我們面臨的問題。

我告訴他自由民主黨對本地經濟的重視。通過推廣本地食品生產和消費，他們為我們這樣的農民創造更多市場。自由民主黨的靈活性和政策響應能力可能改變遊戲規則，提供針對農業社區具體需求的解決方案。

儘管我努力說服父親，但改變他的想法並不容易。他認為保守黨是傳統價值觀和經濟穩定的捍衛者。然而，現實卻講述了不同的故事。保守黨的政策正在為農民創造一個充滿財務不確定性、勞動力短缺和法規負擔的敵對環境。這是一個艱難的平衡，我試圖尊重他的觀點，同時強調他的投票有更廣泛的影響。

這片土地養活了我們家族數代人，但對下一代來說會是什麼樣子呢？他們會繼承一個繁榮的農場，還是一個只能在破產邊緣掙扎的爛攤子？我們現在做出的選擇至關重要。

自由民主黨或許不是鄉村選民的傳統選擇，但也許是時候重新思考傳統的真正意義。這是堅守不再為我們服務的舊方式，還是適應和尋找確保我們生活方式繼續和繁榮的新路徑？我希望有一天，我的父親和我們社區的其他人能看到，支持真正有利於農民的政策，無論政黨忠誠度如何，才是最好的方式來尊重我們的傳統並保障我們的未來。改變從來不容易，尤其是在一個充滿歷史和習慣的社區。但隨著世界的變化，我們的觀點也必須隨之演變。如果我們想要保留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願意接受新思想，並倡導真正支持和維持農業部門的政策。

Chiara，35歲，心理醫生與新手媽媽

最近，我和丈夫帶著我們10個月大的女兒，剛從 Milton Keynes 搬到倫敦，再次成為了這座城市的居民。

我們剛在倫敦東南部買了一棟房子。雖然第一次成為業主讓人興奮，但同時也帶來了無盡的壓力。倫敦的房價幾乎讓我們喘不過氣來，加上利率攀升，每月的房貸支出成為我們最大的負擔。我是心理醫生，丈夫在社福界工作，我們倆都從英國最好的大學畢業，都有碩士學位，收入都在中位數以上——但我們結婚7年多來，房價的飆升遠遠超過了工資的增長，所以我們花費了多年積蓄，才敢在去年底、女兒出生後不久買下這棟房子。即使是擁有穩定工作的我們，也得精打細算；我身邊有很多朋友根本不敢在倫敦置業，只能搬到更遠的地方，或者一直租房子。

在懷孕以前，我在半公營機構工作當了超過7年的心理醫生，所以深知經濟緊縮對普通家庭的影響。這些年來，特別是在公營醫療系統中，我親眼目睹了資源的匱乏和工作環境的惡化。你會發現自己的工作負擔愈來愈重，不該我做的事情現在也得我來做了；然後我要負責的病人愈來愈多，留給每位病人的時間愈來愈少。醫療預算的縮減，影響的不止是 NHS 等候時間，還有社區服務的每一個環節，最後的結果，就是我們壓力愈來愈大，但需要服務的人得到的服務卻愈來愈少。每一次說起這個，我都在想，還有比不斷緊縮更愚蠢的政策嗎？為甚麼明知道 nothing works 但依然不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在公共服務上？

在日常工作中，我需要處理大量的病人；而由於資源有限，我們無法給每個病人提供充分的關注和治療。長期下來，確實很容易感到無奈、挫敗，覺得自己的工作毫無價值。頻繁的加班和不穩定的工作時間也讓我的身心疲憊不堪，有時覺得對家人、朋友都有內疚感，因為我既沒時間陪伴他們，但也沒足夠時間留給自己的病人。

後來我和丈夫希望趁還年輕嘗試懷孕，擴大我們的家庭，所以我下定決心離開了自己非常熱愛的、半公營機構的工作。我在生產後回到職場，但投入了私營機構。我想像不到，如果自己像以前那樣工作，到底一周有多少時間能見到女兒？有了孩子之後，我的重心的確變了一點，這是很現實的。

現在丈夫還是在社福界工作，他的壓力也很大。很老實說，我和他應該總有一個人要轉入私營機構，我們才會有比較像樣的家庭生活。我不認為這是正常的。英國以前一直是以提供全面公營服務為榮的國家，但現在搞成這樣，是誰的錯？

我認為是保守黨，但我的父母卻完全不認同。

我的父母是堅定的保守黨支持者，他們深信保守黨的政策能夠保護這個國家，特別是在移民問題上。有時我覺得這是世代的問題。我的父母成長在60年代，那是英國戰後重建的時代。他們經歷了童年的物資短缺和社會動盪，對於穩定和安全有著強烈的渴望。他們認為保守黨的政策在經濟和國防上都能給予保障，特別是在移民問題上，他們堅信保守黨的強硬立場能保護英國的邊境和文化完整。尤其是我爸，他因為還在軍隊服役過，對於「愛國」有著很深的情結。我也「愛國」，但我們對於國家的想像似乎太不同了。

有個很好笑的事情，就是父母最近大概在甚麼小報上，看到說英國愈來愈多的土耳其理髮店是「文化入侵」的一種，應該嚴厲打擊。我實在不知該笑還是該哭，忍不住跟他們說，如果真的有文化入侵，大概也是我們入侵別人的更多。不過我丈夫有一次半開玩笑地帶我爸去了一家土耳其理髮店，他試過之後對理髮師的手藝讚不絕口，似乎忘了自己的「文化入侵論」。

但我也知道很難說服他們。他們深信「small boats」（難民小船）問題是英國的首要問題，難民湧入會威脅到我們的生活，擠佔公共資源，增加社會負擔，甚至可能帶來安全隱患。這跟我的生活經驗實在差太遠了。我在工作中接觸過許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這讓我更能理解和同情那些尋求庇護的難民。他們逃離戰亂和貧困，只希望在這裏找到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很多難民都經歷了極大的痛苦和創傷，他們需要的是幫助和支持，而不是排斥和歧視。

而且，即便是從一個最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英國有大量的工種本來就是在依賴難民和移民人口。尤其在醫療界，很多移民在做本土英國人不願意做的工作，例如老人的長期照護。

無論是在醫療、教育還是環境保護上，保守黨的政策都缺乏長遠考慮。疫情期間，我們醫療系統的脆弱暴露無遺，資源分配不均讓我們這些前線工作者深感無力。教育經費的削減也讓我擔心孩子未來的教育質量。但每一次我跟父母說起這個話題，他們都不以為然。有時候我媽好像被我說服了一點點，可是我回自己家之後，她又再從電視或小報中看到各種抹黑難民的消息——我能說服她多少次呢？

作為一個母親，我希望孩子能在一個包容、公正的社會中成長。所以這次選舉，我希望能夠用選票拉下一個無視普通民眾需求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