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不中不美」可能嗎？新冷戰下「華人左翼」的困境與可能性

2024年2月出版的台灣《思想》雜誌第49期提出了「華人左翼思辨」的話題。編者、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王智明提到選題思路時，專門指出這期專題討論「華⼈左翼的命題能否在兩岸三地與華⼈社群的歷史發展和變化中提煉出思想的意義與⾏動的可能」。他論述到，近年來的兩岸關係演進、香港的「反修例」和中美衝突背景下，「華人左翼」的想像變得艱難，「國家作為政治⾏動與政治歸屬的載體，仍然對左翼⾏動發揮著引領的作⽤。因此，華⼈『左翼』的思考就不能不考慮到華⼈政體的多元存在以及彼此之間的競合關係。」

在這期專題中，有兩篇王智明看來思路差異不大，卻「在當前的政治光譜中處於對⽴的位置」的文章——分別是陽明大學⼈社院院長傅大為的《國際左翼與反戰》，和中央研究院⺠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劉文與自由作家丘琦欣合寫的《離散華裔左翼與中國民族主義情結》。其中，傅大為是2023年台灣爭議一時的「反戰聲明」的倡導者之一，主張台灣應同時拒絕中美，不支持「明顯會被解讀為挑釁行為的軍事合作」。而劉、丘則在文中得出和傅大為明顯不同的結論，主張用「左獨」理念批判漢人文化霸權，思考「如何製造符合台灣獨特性的左翼獨派論述，⽽不是複製西⽅的反美帝論述」。

在台灣脈絡或者說兩岸統獨脈絡中，這兩篇文章很容易被解讀為「親中」或「反中」的對壘，或像激起洶湧輿論爭議那樣，在中國大陸一方高舉戰爭威脅施壓的背景下，成為台灣內部「投降綏靖」和「捍衛主權」之間的論辯。但一旦陷入這樣的論爭，幾名作者對左翼運動、思潮的思考理解，與文中展現出的台灣/華人左翼思潮的狀況與流露出的困境，就錯失了得到更深化討論的機會，那將是頗為遺憾之事。

本文試圖在總結上述困境的基礎上，為這方面的討論增加一些可資著力之處。

美國、中國，誰影響誰？

筆者想強調的是一個相反的邏輯順序：是國際左翼首先得出了「美國問題更重要」的判斷，才使得他們將中國視為反美資源的提供者和反美議程的實踐者。

在《離散》一文中，劉、丘兩位作者批判了一種在美國獲得了左翼圈層認可的「離散華裔左翼」論述。在兩位作者看來，由中國改革開放後誕生的、以汪暉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左派」思潮，在21世紀中國日漸展露出資本主義體系下的霸權意識後，成為了幫助中國政府將大中華民族主義合法化或正義化的工具，從而影響西方，尤其是美國左翼的論述。

這種對美國左翼或者國際左翼的「中國幻想」的批判，這些年已經很多。平心而論，美國左派是否成為中國國家宣傳的工具？又或說，美國左派是否在某些方面不假思索為中國政府背書？這一情況當然存在。但和諸多中國自由派、香港社會運動人士對國際左翼的「左膠」批判類似，在談到「國際左翼」和中國的關係時，許多討論和批判很快就跌入了「中國中心主義」和「美國中心主義」對壘的中間失語地帶。

近年來，作為華人和不同國家左翼學者/運動人士聊天時，筆者時常有這樣一種體會：中東、東南亞、拉丁美洲的左翼人士，往往呈現出相當「親中」的姿態，即他們會為中國政府的許多政策辯護。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辯護在語法上有一個曲折的二段論，那就是當聊到中國的邊疆民族問題、內部的人權問題、黨/政府施政的問題和未來風險時，這些國際人士往往會先認真肯定問題的存在：「這些事情我都知道」，然而又會給出一個會被譏諷為「whataboutism」的轉折——「但難道你要指望美國嗎？美國政府難道做得不是更差嗎？」他們的此番辯護在語法上不同於中國政府。又不像很多華人期待的那樣，把抨擊中國的錯誤做法當作主要工作。

筆者想指出，這種辯護的前提轉寰到一個更基本的判斷：中國還是美國，才是世界資本主義問題的核心？而他們的答案是美國。關鍵問題在於，被批判為「親中」的許多國際左翼論述，其根本的政治關注點並不在於中國，而在於反美。

和一些香港或台灣的左翼論述不同，筆者想強調的是一個相反的邏輯順序：是國際左翼首先得出了「美國問題更重要」的判斷，才使得他們將中國視為反美資源的提供者和反美議程的實踐者，這樣他們才願意去復述一部分的中國政府宣傳或中國新左派理論，而非他們那麼輕易就受到了中國論述的影響。

這其中的邏輯順序是重要的。因為其背後反映出類似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的馬基雅維利式（Machiavellian）戰略選擇問題：什麼才是當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把自己代入到許多國際左翼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政經脈絡下，我們就會意識到，「第三世界」左翼的反美乃至「親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用一個或許不恰當的比方來說，當國際左翼批判台灣人對「親美」沒有反思時，台灣知識分子也會回擊說：「不親美的話，誰能夠保證台灣的安全和自主呢？」類似地，對諸如非洲、中東、東南亞和東歐等地的左翼來說，考慮到美國在歷史上對軍人獨裁、反共屠殺的支持，和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下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在價格、貿易和人力資源上的汲取，左翼天然反美，是歷史事實和政經結構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親中」倒未必是發自真心，很多時候也許更多是現實政治下尋求大國平衡和拓展資源的理性選擇。

因而，如果把對左翼眼中現實世界的主要矛盾稱為他們的「中心」的話，那麼我們實際上可以認為，國際左翼往往都是「美國中心主義者」，而對中國政府持批判態度的華人左翼則是「中國中心主義者」。耐人尋味的是，正是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中心之間的關係，和中港台、海外華人社會在兩個「中心」之間的特殊性，賦予了華人左翼一種格外困難和尷尬的位置：

這種位置的背景，是「華語世界」在全球資本主義中間的獨特位置決定的。

耐人尋味的是，正是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資本主義中心之間的關係，和中港台、海外華人社會在兩個「中心」之間的特殊性，賦予了華人左翼一種格外困難和尷尬的位置。

二戰後的國際左翼有一整套關於全球資本主義中心和邊緣關係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來論述新興獨立的民族國家和資本主義的關係。這套理論以意大利學者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和埃及學者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為代表。他們認為，新興的獨立民族國家如果要在堅持獨立自主的基礎上，模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模式實現現代化，是不可能的，這既是因為歷史上核心發達國家的崛起依賴於當時全球不平等下的奴隸貿易和對殖民地資源、人力、市場的攫取，也因為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下市場、技術和資本都由核心國家壟斷，新興國家只能夠依附於這一核心體系——戰後便是美國主導的全球體系——才能生存。他們舉出亞洲四小龍的例子，指出香港、台灣、南韓、新加坡這四個經濟體在戰後從「亞非拉」第三世界崛起的經驗幾乎是絕無僅有，而其基礎便是以美國體系下的「買辦」地位發展依附性質的出口加工業。

從而，「依附理論」的學者們格外強調經濟主權——他們甚至認為經濟上的自主能力遠遠比政治上的獨立主權重要，因為全球體系下經濟上的對外依賴和不平等，很容易使國家成為資本帝國的玩物和犧牲品。也正因如此，「依附理論」一系的學者往往對能夠維持經濟自主性的威權政體抱有同情。

許多陷入債務危機，要依靠 IMF 借貸度日，從而更深陷入債務（當然，債權人列表中如今加入了中國）的全球第三世界國家經驗，在海峽兩岸也許是不容易想像的：台灣近年來在全球產業和貿易體系中日漸攀升靠近中心（這點將在後文展開論述）；而中國大陸則作為超級大國和新興霸權，實現了在美國與國際金融體系面前擁有較大議價權和對抗能力的經濟主權。因此，居住在兩岸華語世界的大多數論述者，對「反美」議程背後的全球經驗和脈絡，常常是陌生的。

從而，對中國政府持有批判態度的華人左翼，現實中很難像其他國家的左翼乃至美國本土左翼那樣，產生對美國帝國體系形成的壓迫感或宰制感的強烈憎惡、反感。以劉、丘二人的文章為例，兩人雖然提到要批判美國的帝國霸權，但這一批判也幾乎只剩下抽象的概念外殼。

反過來，以反美為目標的國際左翼，也很難想像存在著「美國問題」之外的一個「中國問題」。這裡說的，不僅僅是國際左翼很難想像港、台左翼所討論的中國民族主義問題和戰爭風險，也在於他們很難共情中國內部提出的左翼問題——戶口制度造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第二代民族政策」下的強制同化和對少數民族權利的打壓與人權剝奪、性別權利問題等等。他們未必不承認這些問題的存在，卻不認為這些問題在全球問題中是重要的——換而言之，因為中國的某種「強主權國家」屬性，國際左翼無法，也不存在將「中國問題」和「美國問題」結合起來的興趣與現實感。

受壓迫矩陣，反映出「不中不美」論述的困境？

筆者認為這裏隱藏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用來比照的是一系列的族群身分。

劉、丘兩位學者，也在文章中提到「左獨」和中國的關係，兩人寫道：「在一個離散華裔、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以及台灣人都受到政治壓迫的時代，『左獨』的政治和離散左翼的交集，即在於提供這些運動批判漢人文化霸權的思想資源，擴張世界左翼對於『華人左翼』的理解，以超越單一絕對的民族主義。」

筆者認為這裏隱藏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何用來比照的是一系列的族群身分——「香港人、西藏人、新疆人」？為何沒有提出中國女性、勞工和性少數？為何沒有回族？為何沒有哈薩克族、彝族或雲南少數民族？為何沒有東北下崗工人？是這些人不需要面對政治壓迫或漢人文化霸權嗎？還是說，在「左獨」的視野裡，中國大陸具有「左翼」可能性的，僅僅是那些可能獲得主權或者高度自治的群體？

在筆者看來，將事實上擁有主權國家國民身分的台灣人放在這一列表中，表示和其他群體一樣「都受到政治壓迫」，一方面並不是恰當和嚴謹的類比，另一方面也仍然把視角集中於「大中華」（儘管是逆向的「大中華」）。如果我們要認真思考中國內部的異質性和進步力量的話，這也許並非合適的路徑。僅僅是族群問題，我們就理應詢問：未來「大中華」的族群平等和族群間正義的動力，是來自反帝國的民族-國家運動嗎？還是來自習時代改變民族政策後對此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維護或懷舊？又或是來自於強制同化的制度下新出現的公民民族主義身分，進而導向的身分政治和平等運動？中國大陸之外的「華人左翼」論述恐怕有必要認真討論這些細節的區別和對未來的想像，在這一過程中通過具體的分析彰顯「左翼」的成分，否則，「左」的論述恐怕缺乏足夠說服力，僅僅顯得是「獨」的修飾定語。

冒昧歸納的話，筆者猜測兩位作者試圖提出的，是一種關於中國「新帝國主義」的論述。面對統獨問題上的武力威脅，台灣人當然有資格從自身視角出發，認為中國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從而在主要矛盾的分析上堅持一種「中國中心主義」。可是，儘管此處的問題意識由面對中國出發，其分析的方式卻和「美國中心主義者」一樣——把中國孤立拿出，作為一個特別的國度、特別的問題和特別的威脅，從而結論中的中國雖然是「反派」，但將其視為「反派」的原因不是因為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中擁有結構性的位置，而是「中國的民族主義或擴張主義非常可怕」。若結論和分析框架都是後者，那麼「左」的分析就其實無足輕重了。

而這一結論雖然和傅大為式的「中國很好，不要激怒中國」截然不同，卻有著類似的對中國的忽視——把中國視為安靜本分的鄰居或恐怖的擴張主義者，這兩種論述在兩岸關係之外有多少可以成立，又和全球左翼關注的資本主義下的不平等和霸權問題有怎樣的聯繫？

儘管劉、丘兩位學者多少已經提出了這一問題：「這樣傾中的左翼論述的⼀⼤問題是，除了帶有對於中國政府當代的權⼒運作模式與1960年代相等的誤判，他們也拒絕將當代中國放在全球資本主義的脈絡下分析，⽽僅僅是將中國的運作邏輯視為是世界資本主義的『意外』。」但兩人所提出的這一問題，難道只是「傾中的左翼論述」的問題嗎？筆者認為「華人左翼」的困境，便是視野太容易固定在中國問題或美國問題的視點之中。

其實，在中美走向新冷戰，科技競爭和全球地緣政治因此加速變化、崩解的現實中，美國統治世界和中國統治世界，目前看來都愈發不是可完整實現的選項。上世紀末，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曾經預見美國中心的世界體系崩潰後，一種更混亂、更封建的世界系統的出現。這種新的全球體系，和韋斯特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ystem）下的民族-國家體系有何異同？在新的浮現出的體系中，作為「帝國」的美國和中國的位置是什麼，非帝國的民族國家的政治主權和經濟主權問題，又會和全球資本主義的存續怎樣互動？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重視這種對未來的分析。甚至可以說，不光是「華人左翼」，全球左翼的困境和尷尬，也和進行中的這種變化有所關聯。

世界體系變遷，台灣政經地位需更新討論

台灣所面對的明顯差別是：雖然國際政治上台灣的國家地位未有定數，但在經濟上卻前所未有地加強了非洲後殖民國家們夢寐以求卻不得的「經濟主權」。

中國中心和美國中心的兩種視角，都無法完整折射當今世界體系的變化。筆者想就此指出的是，從1968年全球的反抗運動開始、在蘇聯解體後成為某種主流的歐美左翼運動論述，如今也呈現出了失語和頹勢。

筆者認為其中最重要的是，無論是「左統」還是「左獨」，都沒有展現出足夠的「左」的一面，對台灣近年來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變化，缺乏用政治經濟學加以分析。無論是傅還是劉、丘，都有一部「不親中也不親美」的論述，但筆者感到遺憾的是，這些論述雖頗似冷戰期間第三世界國家「不結盟運動」，卻沒有相應的政治經濟分析去支撐。

反而，我們在常見的台派和台灣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論述中，能夠見到更為「左翼」的政治經濟分析。如台灣社會學界長期研究政商關係時提出的「台商模式」對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上的「過度鑲嵌」問題（鄭志鵬、林宗弘），又如吳介民等人提出警告指台灣經濟對中國「單向依賴」。這些論述中反而可以看到「依附理論」的影子，也在民進黨執政時代多少得到了國家級別的產業和貿易政策的共鳴。

實際上，我們不妨將台灣和今天世界帝國的關係，對比以冷戰中新興獨立的後殖民民族國家和世界市場的關係。「依附理論」大致可以理解為，在世界工業體系中，存在著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邊緣國家只能依賴中心國家的技術、市場，在整個工業體系中只能獲取總利潤的最低的一部分，甚至還要在債務上依賴中心，無法獨自實現工業化和經濟主權，從而也就不可能真的擁有政治主權。這一論述所舉出的經典例子，包括了加納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和坦桑尼亞的尼雷爾（Julius Nyerere）所實驗的非洲社會主義經濟的破滅——前者中止於政變，後者抵抗 IMF 失敗無力回天。

台灣所面對的明顯差別是：雖然國際政治上台灣的國家地位未有定數，但在經濟上卻前所未有地加強了非洲後殖民國家們夢寐以求卻不得的「經濟主權」，從1980年代至今，台灣已經明顯出現了從世界體系的「半邊緣」身分向中心趨進的勢頭。如果說2000年代的台灣代工廠佔蘋果公司供應鏈的利潤、代表著台灣以外包製造為主的產業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話，那麼2020年代台積電在蘋果供應鏈中的位置（佔成本比重可達到超過15%）和「護國神山」的稱謂，已經可以多少說明，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議價權和重要性正在因為產業升級而擁有「質變」的潛力。這種經濟和產業影響力正在成為經濟主權的核心——正如印度學者在討論台海危機時已經會強調，台海不能出現戰爭，是因為台灣的供應鏈地位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至關重要。

事實上，如果對比恩克魯瑪和尼雷爾對「國家獨立」的理解，台灣相對於全球帝國的經濟主權能力幾乎是少有他者可比。連蔡英文也試圖提出，中國大陸對台灣晶片和高科技產業的依賴已經遠超台灣傳統產業對中國的依賴。事到如今，台灣的經濟狀況和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已經使得「單向依賴」和「過度鑲嵌」的理論顯得有些不合時宜。

反而左翼這時候可以提問：大量引入外勞工人，國民的多個基本再生產環節（醫療、養老）中都存在著大量的外勞的今天，台灣在全球資本體系中的位置又是什麼？會不會已經是帝國的核心部分了？左翼對這一位置的反應應該是什麼？「新南向」僅僅限於一個民族主義或者「抗中」議程嗎？站在左翼立場討論一條「既不中國也不美國」的路線的話，那麼這些變化背景就應該是思考的基礎，而非被排除在外的不相干的干擾項目。

左翼經典論述失語，華人左翼可以提出什麼？

筆者相信，歷史感和現實感這兩種思考方式，是左翼思想能夠給人啟發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和公平、正義、自由、解放這些原則相連結。

筆者傾向於認為，對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疏遠，和美國學院左翼的「後冷戰時代」身分有一定的關聯。而華人世界的學院左翼，除了在中國大陸接受正統黨國馬克思主義教育、在東南亞和共產主義國際運動有關又或是台灣的「左統」與香港的「老左」外，其他都可以算是冷戰後在歐美社會脈絡下生長出來的左翼運動的論述的接受者和消費者。

後冷戰時代左翼的鮮明底色，來自蘇聯作為20世紀最重要左翼實驗的失敗。從振奮人心的十月革命到變成「社會帝國主義」和極權國家，最終解體的蘇聯，自此很難被後世的左翼視為同路人或前輩，但也因此，後冷戰時代的左翼蛻變為某種改良主義運動或社會改革運動。而蘇聯所代表的、基於政治經濟學和階級分析的左翼運動/烏托邦建設，則因為其帶有的「危險」和「歷史失敗」的屬性，而成為新一代左派所極力避免，乃至有所忌諱談起的歷史。傅大為文章中的這句判斷其實頗為玩味地體現出了他所置身的左翼運動的脈絡：「國際左翼的強項，不在傳統學術左派的大理論建構與複雜的分析方法，而在更具現實感的時勢與當代歷史分析，綜合各種文獻與證據，能夠快速與社運結合的戰鬥性論述。」

但社運模式在21世紀「歷史終結已經終結」的狀態下還能否繼續扮演重要角色？我們目前沒有定論，但看起來，後冷戰時代社運左翼的存在危機，已經紛至沓來：在各種地緣政治危機面前，民族國家的邊界在不斷強化，重視國家機器的主權能力的論述在很多地方成為主流，視社會運動為「遞刀子」或「削弱國家」的聲音時而有之。而有核國家參與的大規模戰爭等新局面，已經讓社會運動所能夠達成的目標顯得越來越渺小。

中美對峙格局的形成或許還將加速這一危機的爆發：冷戰時期的毛主義中國仍然是「不美國也不蘇聯」的第三種號召力，而且排開許多爭議，它仍然啟發了從歐洲到拉丁美洲的許多左翼社會運動。但當前的中美對峙下，「不美國也不中國」的號召力是什麼？它會是一種左翼思想嗎？它存在著一個在中國美國之外的中心嗎？

筆者相信，歷史感和現實感這兩種思考方式，是左翼思想能夠給人啟發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也和公平、正義、自由、解放這些原則相連結；而超越歷史感和超越現實感則是幾個世紀以來左翼思潮給人以吸引力和希望的要求：超越歷史感意味著不束縛於歷史的禁忌和慣性，不成為歷史想像的僕人和信徒；超越現實感意味著在現實中提出可行的未來想像。

對「華人左翼」而言，如要貢獻對當今世界有益的思考和變革資源的話，如上的這些方向怕是既會讓人痛苦，卻也難以迴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