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站崗：為中國經濟下行買單的人

「下不來了」

一張坐滿20人的大圓桌前，C位大老闆突然咳嗽一聲。服務員會意，把20個酒杯擺上轉盤，依次斟滿酒。

大老闆轉身望向王正坤：「把這些喝完，我帶你去賺大錢。」

飯局最開始王正坤就打聽到：大老闆「上面有人」，通吃珠三角，手裡捏著好幾個稀土生意。還沒上菜，大老闆就嚷著要找人一起乾票大的。那時，王正坤正和左手鄰座的人加微信，一聽這話，立馬來了精神。王正坤清了清嗓子，吆喝服務員多加幾個硬菜，末了把信用卡往紅布酒桌上一拍：「都別動，今天這桌我買定了。」

那晚，王正坤喝光了20杯白酒。

喝大了是什麼感覺？王正坤說，就像被架在天與地之間，意識恍惚，但清醒認識到自己做對了一件事——以白酒為籌碼，鏈接更多資源。

「每次想到這裡，你就再也下不來了。」他說。

這種「下不來」的感覺，和他2021年買了豪宅的感覺一模一樣。「地鐵上蓋，無敵山景」，209平米，四間臥室，他邀請兩家老人都來住。總房價1200萬（人民幣，下同），月供10萬。

決定貸款年限的前一晚，王正坤抽了一夜悶煙。他想到自己都50歲了，如果貸款30年得80歲才能還完，「那時我死沒死都不知道呢！」他盤了盤夫妻倆的工資加存款，咬牙簽下月供10萬。

王正坤投入全部身家買房的2021年，狂飆二十餘年的中國房地產神話已抵達最終章。

從2000年到2020年，中國房地產業增加值由4141億元翻升至7.5萬億，房地產業佔 GDP 比例由4.13%增至7.34%——佔比超5%即可被視為支柱產業。到2021年，賣地帶來的收入佔地方政府總收入的比重達42.5%。

地產熱的B面是城市房價的狂飆突進。上海市房屋均價從2000年的3500元/㎡躍升至2021年的4萬元/㎡，21年間漲了22倍。

房價遠超普通中國人的收入水平。在買房壓力最大的城市——深圳，2020年房屋均價7.5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則為6.25萬，房價收入比高達48.1——也就是說，深圳人不吃不喝48年才能買一套房。

成倍攀升的樓價吸引人們以負債的方式進入樓市。調查顯示，中國43.4%的城鎮家庭背負房貸；而據第7次人口普查，中國約有2.43億戶城鎮家庭，由此推算，有1.05億戶城鎮家庭背負房貸。

在深圳做了十多年地產中介的何明升就是其中之一。他見證了當地房價從均價2萬/㎡漲到6.5萬/㎡，行情最好時，何明升一個月的傭金接近三萬。

2019年年初，他拿出90%積蓄，給父母和自己在廣東清遠分別投資了一套房，總貸款150萬，月供1萬出頭。

清遠位於廣東中北部、距深圳200公里。2019年發佈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清遠的定位從「廣州後花園」晉升為「大灣區後花園」。何明升看好大灣區的紅利，他說自己最崇拜巴菲特，把「為未來投資」奉為人生信條。

包括他和王正坤在內的中國人曾經篤信，房價會一直這樣漲上去。

但2020年，政府收緊對房地產業的監管，房企融資難度增大，加上疫情、封控衝擊，大量房企出現資金鍊斷裂的危機。

那一年，何明升帶去看房的人比過去少了70%。

暴雷潮接踵而至。2022年起，恆大、碧桂園在內的30多家大型房企暴雷，總負債超過90萬億——當年中國GDP總量為120萬億。

多處房產延遲交付、淪為爛尾樓，僅恆大一家留下的爛尾樓就達到162萬套，涉及600萬業主。

何明升買的房也爛尾了，開發商以資金鍊斷裂為由拖了四年。他購入時兩套房總價240萬，如今降價60萬都無人問津。作為房產中介，他的月收入也降到一萬元以下，還房貸都不夠。

面對低迷的樓市和不斷暴雷的地產公司，中國各省市在2023年出台超過670條支持樓市發展的政策，比如降低首付比例、放鬆外地人購房門檻等，政策環境已接近2014年最寬松階段。

但收效甚微。

2023年，中國商品住宅銷售額下降6%，新房交易量創下八年新低。房地產開發投資比上年下跌9.6%，全國土地成交面積同比下降20%。中原地產研究部主管劉淵對媒體表示：由於人口和經濟增長放緩，中國房地產市場進入下行週期已成為行業共識。

入住豪宅的頭兩個月，王正坤家的房價就降了30萬。家裡的四位老人平日買菜路過地產中介，就進去問一嘴，每次問的價都比前一次低。有時大家一起在客廳看電視劇，主角聊到大城市的房價時，幾個老人不約而同地嘆氣，搖頭說這房真不值。

王正坤則嘲笑自己是「高位站崗」——這個詞最初源自股市用語，指股民在高價時買進，並隨著股價下跌被套牢。

近年，高位站崗一詞的適用範圍不斷擴大。除了房地產業從高位跌落，中國經濟在一些重要指標上亦露出疲態：2023年，中國吸引外資金額同比下降8%；出口總額同比下跌4.6%——為2016以來首次；除了9月以外，2023年4月以後的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一直低於50的榮枯線。

經濟下行的漩渦正在「套牢」越來越多人。買房者被房貸套牢、投資者被債務套牢、打工者被基本的溫飽套牢、體制內的人被虛幻的穩定套牢……如果說中國過去20年的經濟增長給了他們站上高位的勇氣，那麼如今，他們中的大多數不得不用畢生積蓄、命運和理想，為中國經濟下行買單。

全民高位站崗

月供10萬的王正坤體會到什麼叫「禍不單行」。

2023年7月，中國對醫療系統展開反腐調查，多家醫院、藥企被查。醫療器械行業是「重災區」之一。A股124家醫療器械上市公司的淨利潤降幅超過一半，由2022年前三季度的766億跌至223億。

在醫療器械行業做了十多年銷售的王正坤每月收入至少損失兩萬。為了還房貸，他不得不辭去工作，奔向一個又一個酒局。

和王正坤一樣遭遇行業「傾覆」的人還有很多。

一名教培從業者在2021年底教培行業遭「團滅」時被裁。過去兩年，他在家自學德語，希望開闢小語種教育這個新賽道。但長期居家且收入不定，他和妻子三天一大吵、每天一小鬧。過去兩年，他一共收到六次鄰居投訴，其中三次，物業直接派保安上門。

一個在疫情前赴麗江開民宿的小老闆說，本想去雲南「風花雪月地賺錢」，沒想到「血本無歸地失聯」——為了避免丟臉，他騙父母說要去國外開拓，註銷了微信、微博和QQ，用僅剩的存款在川藏地區窮游。

在廣州海珠區的中大輕紡城，湖南人李月娥覺得自己正被「架在火上烤」。

2021年初，全國疫情趨緩，各地都在積極宣傳「經濟復蘇」，李月娥向親友借了30萬，隻身來到廣州，在輕紡城盤下店鋪，月租2.5萬，四個員工，專做外貿服裝。中大輕紡城被稱為「中國服裝加工王國」，擁有63個專業市場、2.3萬間商鋪，直接從業人員10萬人以上，關聯產業人群超過200萬人。

生意好的時候，李月娥一個月能賺「大幾萬」。

直到2022年11月，輕紡城出現陽性病例，廣州宣佈封城。李月娥的生意徹底停擺，一些關係鐵的東南亞客戶問她怎麼不發貨了，她說等半個月就恢復正常。客戶說：不好意思，半個月我們等不了，那我找別人了。

無奈之下，李月娥轉戰國內市場，利潤跳水70%左右。「也就賺個盒飯錢。」

生意並沒有在解封後好轉：外貿訂單縮減到個位數，而國內不是李月娥深耕的市場，短期積累的客戶資源比不上那些長期「卷」在國內市場的同行。大環境也不景氣，中國服裝行業至今未擺脫疫情以來的下滑趨勢。2023年1-11月，服裝行業工業增加值同比下降8.3%。

憑借過去兩年存的一點錢，李月娥勉強支撐著店鋪。

每一個掙扎著要離開泥潭的行業，都留下大量被裁掉的人。除了傳統製造業，互聯網和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產業也未能幸免於難。2023年上半年，中國科技企業累計裁員人數超2萬人；新能源汽車領域的頭部企業蔚來，在2023年底被曝裁員10%，個別部門裁員比例達50%。

真實的裁員數據，恐怕遠比上述報道更可怕。

失業當天，在杭州做程序員的程浩傑在小紅書註冊了賬號，寫道：「程序員一枚，今天被失業。致代碼，致青春。」配圖是自己的辦公桌，電腦屏幕上是還沒編完的代碼。

這個帖子在一夜之間收穫一萬多個贊。超過500條評論里，被跟帖最多的一句是：「同失業」。

這些失業者成為中國經濟下行中第一批被套牢的人。當整個行業在裁員、收縮預算時，他們很難在原行業找到薪資、崗位都匹配的工作。

程浩傑沒能找到程序員的工作，只好在杭州送外賣。過去幾年，大量像他一樣的失業者湧入門檻更低的快遞、外賣、網約車市場。2021年到2022年，美團外賣淨增騎手97萬人，創下增幅新高。僅2023年上半年，每日新增的網約車司機數相比2022年增長了近五倍。有報告顯示，中國網約車平台註冊司機總數已超過一億。

大量湧入的人力進一步攤薄從業者的收益。

一位跑了五年外賣的35歲騎手以前一個月最多賺過兩萬元，如今已連續五個月收入不到7000元。

一位因「年紀大」找不到工作的36歲男士，去年底去開網約車，10月入賬9500元，11月8000元，到了12月，就只有6500元了。

2024年元旦，他出門跑單前給妻子上交上月的全部收入6500元。妻子晃晃手機，衝他半開玩笑地說：這只是其中一部分，對吧？

他苦笑道：當然，不然咋過呢。

同樣在高位站崗的，還有那些捧著鐵飯碗的人。程樂在西安一所普通大學工作，她所在的部門負責基建，過去稅後到手能有9000多，去年下半年開始持續降薪，上個月，她到手工資變成7000左右。

在東北做公務員的郝宇宙比程樂的處境更嚴峻。2023年10月起，他所在的宣傳科以財政困難為由，拖欠了包括他在內八名員工的工資。拖欠第一個月時，領導說「下個月會發」，到了第二個月，則變成「上面也沒錢了，你愛乾不乾吧」。

撐起地方財政收入半邊天的房地產陷入低迷，也讓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愈加惡化。就在2024年初，中國國務院罕見叫停天津、內蒙、吉林、重慶、貴州等12個省市的基礎建設項目，以控制債務風險。去年也有不少網友貼出天津市政府部門、天津公交集團18000多名員工被欠薪數月的帖子。

公務員的鐵飯碗似乎也要端不住了。2024年初，微博上流傳的文件《廈門市市級機構改革實施方案》顯示，黨群機關行政編制將統一按照3%的比例精減（公安、司法等部門除外）。此前，江蘇也推出編制人員停薪留職的政策，允許公職人員到企業任職或創辦企業。

地方政府開始裁員、欠薪，和政府做生意的機構自然也「吃不飽」。

建築設計師許之良接下某國資地產公司的項目，對方此前承諾分兩期給他所在的公司放款，但首期150萬付完之後，遲遲未能結清剩下的150萬尾款。

許之良只好自掏腰包支付九個員工的工資和武漢市中心每月三萬的辦公室租金，但依然填不上各項日常開支的窟窿。加上他之前為了開公司向親戚借的120萬，粗算下來，這一單業務非但沒錢賺，還欠了近兩百萬元的債。

但他依然相信——政府只是暫時遇到了困難，再熬一熬，就能看見曙光了。

解套的成本

王正坤認一個死理：認識的人越多，來錢就越快。

通過結識大老闆這樣的飯局人物，王正坤過去兩年做過不少生意：配件、稀土、新能源汽車……運氣好時，他能通過做中間商賺個七、八十萬。

但以前通過幾個局、幾杯酒就能拿到的生意，現在變得愈發稀少，飯局的「性價比」一路走低。最差的一次，他一個月只賺了一萬塊。

王正坤不得不輾轉於更多飯局，妻子抱怨他成天不著家，有時連發十幾條60秒的微信語音。王正坤很少理會，僅有幾次回了六個字：應酬，理解一下。

有次全家人準備吃晚飯，等了半小時不見他人影。丈母娘打電話給王正坤，才知道他又有飯局。放下電話，丈母娘嘆口氣：人又看不見，房價又下跌，這往後還怎麼過？

一晚，渾身酒氣的王正坤被勒令睡沙發。凌晨四點，他被噩夢驚醒，冒了一頭冷汗，想到這個月的貸款還沒著落，又掏出手機，在搜索引擎里輸入：什麼生意最賺錢。

對大多數高位站崗的人來說，現實根本沒有給他們「退出」這一選項，因為解套的成本太昂貴了。

背負房貸的王正坤、何明升們，無法像恆大一樣破產清盤。一旦他們因為還不上房貸而斷供，房屋會被銀行收回、甚至被法院拍賣。由於房價下跌和拍賣折扣等原因，他們的房子不可能以原價賣出，等於既丟了房又損失了錢。此外，斷供還會損害買房者的信用記錄，影響他以後申請貸款、信用卡和保險等。

如果房子被拍賣後仍資不抵債、且沒有其他財產可以償清欠債，購房者有可能成為「老賴」——即失信被執行人，不可以出境，不可以搭乘飛機和高鐵。更嚴重的是，成為失信被執行人會讓原本就艱難的求職變得更加困難，甚至連子女考大學、考公務員都有可能受影響。

2023年中國法拍房數量同比增長43%，達38.8萬套。中國失信被執行人的總數也從2020年的574萬增至2023年的852萬。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就算逃離了原本的套，外面的世界也並不會好過。

每個睡不著的深夜，李月娥都會想到：如果不做服裝，自己還能做什麼？做什麼還能賺到錢？她沒有答案。

被拖欠工資的東北公務員郝宇宙也沒有答案。公務員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他常常告誡7歲的女兒：開公司隨時會倒閉，要做公務員，公務員永遠不會沒工作。但他也說不准，像自己這樣一個季度都沒收到工資的公務員，還算不算「有工作」。

每個人都有不得不站崗的苦衷。

年過五十、在廣告設計行業有二十年經驗的王德龍，三年前和朋友合伙創業，疫情期間經歷了「訂單斷檔」，他索性註銷公司，申領失業保險。但禍不單行，妻子近期也被所在的旅遊公司「優化」了。

此前，因為擔心公立學校「學不到東西」，王德龍讓兒子入讀了收費高昂的私立學校，為此他不得不在今年加入十幾個廣告業的「接單群」。

市場的萎縮從王德龍的收入中直觀展現出來。過去他接一個項目能賺到兩三個月生活費，運氣好還能存一小筆錢。現在一個項目總價可能只有幾千甚至幾百塊。而且，你不接，照樣有人排著隊等著接。

這讓王德龍不得不開啓「走量接單模式」。他做過電商平台薅羊毛「團長」，給MCN機構做過網紅、藝人統籌，還接過一些活動、沙龍、論壇的在地執行。

為了激勵自己接單，他把兒子一學期六萬的學費作為計量單位。如果這個月只賺了三千，他會鞭策自己：「才賺了1/20的錢，還不能停下來啊！」

被政府拖欠150萬的許之良也加入零工大軍。去年12月，不堪負荷的他解散團隊、註銷了公司。如今，建築公司的朋友偶爾會「漏一點」零活給他做，但每月六、七千的收入，遠遠填不上兩百萬的債務窟窿。

團隊解散那天，許之良和員工一起吃了散伙飯。飯後有人提議去KTV「吼他一嗓子」，許之良搖搖頭說，「別了，有這錢，你還不如折現給我。」

去年底，困守在服裝業的李月娥給財務代理公司打了個電話，希望對方能暫緩收取全年的財務代賬費：7500元。

財務公司秒回：不行。

在西安開設財務公司的張力介紹，像李月娥這樣因為開店、開公司不順，申請向財務公司遲交幾千塊代理費的個案，這兩年多如牛毛。

他以自己代理的一家玩具公司舉例：疫情前，這家公司流水每月至少十多萬元，到2023年，它全年的流水才三十多萬。過去一年，張力看過太多營業流水從八位數跌到四位數的公司。

被拒絕延期交費的李月娥，當晚躺在出租屋的沙發床上輾轉反側。夜裡11點半，她起身從抽屜里翻出一支鋼筆，把白天算賬的表格倒翻一面，提筆在空白處寫到：X總你好，我是XX公司的李月娥……

內容無外乎「開店賠本，生意難做」，或者「訂單太少，熬不下去」。但李月娥寫了整整兩張紙——她高中作文都沒寫過這麼多字，然後她拿起手機對著這兩頁紙拍了好幾遍，挑了其中最清晰的兩張，傳給財務代理的負責人。

五分鐘後，對方回復：李總，就七千塊的事，至於嗎？

至於。真的至於。李月娥回道。

「不是我累了，是我不信了」

批量接單的前廣告人王德龍在備忘錄里存了一句話，每天複製粘貼、發給通訊錄里的好友：「兄弟，好久沒聯繫啦。最近忙不忙？有沒有生意可以一起玩啊！明天有空沒，要不見個面聊聊？」

絕大多數時候，他得到的回復是：「好啊，咱們改天約吧，明天太忙。」

王德龍很生氣：都是當年主動湊上來的朋友，怎麼現在聊到要見面就推三阻四？

有次他和失業在家的妻子吵架。妻子質問他一天天的都在乾嘛，他生氣回懟：我在找人聊了，你到底懂不懂，生意不都是這麼聊出來的嗎？

妻子聽完大怒，抄起手邊的插花玻璃瓶，砸碎在地板上：天天找人聊找人聊，你看人家理你嗎？過去搭理你是瞅著你的平台，現在你光桿司令一個，有誰會理你！

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在經濟上行期間積累的人脈、資源和稱號，在下行市場里不名一文。

越來越多人明白了，他們賭上全副身家卻落得高位站崗的命運，並非因為他們力不能逮，而是時運不濟。

這個時運，可能是一個渴望離開縣城、去城市賺大錢的女性始料未及的一次封城；可能是一個夢里都在期待通過編程實現階層躍遷的男孩，不得不騎上電動車，穿梭在尾氣和煙塵里送外賣；可能是一個曾經深信甚至迷戀鐵飯碗的女青年，發現工資和績效越來越少，考核和會議越來越多。

身份、家境、戶口，在經濟上行期間的財富分配上扮演著重要角色；到了下行期間，這些原本困住經濟弱勢群體的枷鎖，也變得更加沈重。

在自家樓下米粉店點餐時，地產中介何明升會陷入沈思：到底要不要加一個荷包蛋？有次正思考著，一個認識的中介發來微信：樓市不好，要不要割肉賣房？何明升撓撓頭，決定不加蛋。撓完他發現，手裡沾了幾根剛掉的頭髮。一看，還都是灰白的。

購房清空了他在深圳工作十多年的儲蓄。農村的父母提出拿積蓄幫助還貸，何明升沒同意。他甚至沒告訴父母房價下跌了。父母不太識字，很少上網，偶爾問一嘴房子漲了多少，何明升都回道：現在經濟不像原來好，只漲一點點啦。

他經常性失眠。同事見他總在電腦前打瞌睡，送了他一個U型護頸枕——讓他可以仰起頭，靠著睡。

程浩傑覺得，自己應該是一路向上、在職場如魚得水的程浩傑，而如今這個送外賣的人，並不是他。

作為安徽農村走出的第一個碩士生，他曾被村長當著村民的面授予榮譽彩旗，是老家鄰居口中「在杭州定居」的「全村之星」。

每次和農村的父母視頻，程浩傑都對外賣員的工作只字不提，照舊告訴父母，自己在杭州工作穩定，冷不丁還說又升職加薪了。

有次被客戶投訴送餐太慢，他在後台看見那條不留情面的差評。那晚回到出租屋，他從抽屜里拿出一直帶在身邊的高中數學競賽獎牌，一邊摸獎牌，一邊擦眼淚。在杭州，他沒有一個同學和朋友，找不到一個人可以聊天。

一些曾經的信仰坍塌了。

房產中介何明升厭倦了成功學。如今，行情越不好，公司安排的培訓和講座越多。有次講師在會議室的白板上寫下：「讀懂房地產，築夢成功學」。當晚何明升回到家，把幾本成功學的書甩在回南天發霉的地板上：什麼房地產，什麼成功學，都是狗屁，全是騙人的。

上個月，他把這些書掛上閒魚，還把微信朋友圈的背景圖——一張卡耐基的頭像換掉，改成自己去年去大理旅遊時坐在麥田裡的背影。何明升說，我不要什麼卡耐基來指導我，我想自己靜靜。

一個從事監督報道十多年的媒體人，如今決定把主要精力放在電商賣貨上。中國輿論空間不斷收緊，他逐漸意識到一個過去看不穿的真理：編稿不如編故事，賣字不如賣球鞋。如今，只要在講座上聽到「新聞理想」四個字，他就會以上廁所為由離席，在朋友圈瘋狂轉發賣球鞋的廣告。

一個自媒體博主2023年的收入比2019年下滑了70%，她不得不把四人團隊解散，並無限調低自己接廣告的門檻。上個月，她在後台翻了半天，找到那個曾經被她以「理念不合」為由拒絕的避孕套品牌：我現在能合作了，你看還能投放嗎？

一位在成都因為高位買房、負債200多萬元的全職媽媽，過去每天花至少三小時瞭解樓市動態。如今，她取關所有新聞客戶端的地產板塊，卸載了全部地產購房app。她說，不是我累了，是我不信了。

2023年，即使最樂觀的人，也開始「不信」了。

在西安某大學待了15年的程樂，從小就被父母教育：醫生、警察、老師是永遠不會消亡的職業，因為再不濟，政府總不會不管你。

但如今，說服自己熬了15年的那套邏輯越來越經不起推敲了——

程樂曾經這樣說服自己：我現在工資5000，體制外的朋友工資一萬，但朋友的工資可能只能拿到60歲，我在60歲以後還能持續拿這麼多錢，按之前教育系統的薪酬制度，退休後我的工資可能還會往上漲。

「所以我非但不虧，還比他們更穩定，對嗎？」程樂說。

現在，她覺得一切都難以回歸正軌。她自問：眼下出生率這麼低，未來進入教育行業的人數肯定是斷崖式下降。2023年中國出生人口902萬，低於2022年的956萬，這是該數字連續第七年下降。

「以後的以後，還有年輕人為我們的養老買單嗎？」

「出路」

又一次飯局回家後，王正坤做了一個夢。

夢里他圍著一個大轉盤不停地轉，轉盤里不斷甩出五顏六色的水花，入口凌冽清甜。後來他請人解夢，對方告訴他，說明你生意要發達了。王正坤開心得不行。

他最近打算轉換跑道：承包加油站。他說，管好電和油，生活永不愁。

2024年元旦，深圳房產中介何明升準備重新開始——他準備在社交平台做一個「中介的一天」系列節目。地產業不好做，那就試試自媒體和直播。

年過五十、到處搶單的自由職業者王德龍，在2023年聖誕那天給前領導發了條祝福信息。雖然領導只回了冷冰冰的四個字「你也一樣」，但王德龍已經明晰了自己2024年的職業方向：抱緊平台大腿，打死也不松開。

被拖欠四個月薪水的東北公務員郝宇宙還在「等錢來」。他說，未來自己要站好兩班崗——第一班崗，是守住體制內鐵飯碗；第二班崗，是死也不能在家人面前露怯。

被妻子催促「上交工資」後，郝宇宙向發小借了一萬塊，給妻子轉了七千。妻子笑說，你們怎麼漲工資了，過去都是不到七千，這次還湊個整數。

在廣州做服裝生意的李月娥還沒有完全灰心，她想著——現在離開是虧，晚一點離開可能虧更多，也可能像疫情前一樣「有得賺」。

李月娥提起2021年春天——她剛來廣州，在紡織城裡賺到第一桶金，那時電視和新聞裡閃爍的詞讓她對未來格外樂觀：復蘇，強勁，回暖，喜迎。

曾和李月娥一樣期待春天的，還有曾經的程序員、如今的外賣騎手程浩傑。剛做程序員時，他給自己定過一個小目標：瘋狂寫代碼，存夠一百萬，然後去大理隱居。

但直到現在他都沒去過大理。程浩傑打定主意，再苦再難也要堅持每月存個三四千。他不打算結婚，更不想要小孩。等老了，就用這點存下的錢給自己養老送終。

程浩傑再三強調，「我死後肯定不葬在老家，我只葬在杭州。」

依然等不到尾款的建築設計師許之良，籌劃起如何度過年關。近兩百萬的外債讓他不得不在過年時「破例」——不給父母包紅包。

他相信，2024年上半年就能收到那筆剛夠償還債務的尾款，等拿到錢，就給父母包個大紅包。

在學校苦捱的程樂沒有許之良這麼樂觀。這是大學畢業之後，她第一次認真考慮是否要離開那個曾經認為極其穩定的體制。她告訴8歲的兒子：你不要這麼辛苦，你不要進到體制這個「籠子」里。長大以後，你最好要有選擇權，你也不需要生小孩，不需要刻意進入婚姻。

她說，反正有一天，地球都會毀滅的。

王正坤、何明昇、程浩傑、李月娥、郝宇宙、程樂、王德龍、許之良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