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不止是性騷擾：知識分子的濾鏡下，同樣赤裸的性狩獵

自2018年#METOO在中國出現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性敢於站出來講述自己遭遇性騷擾、性侵犯的經歷。儘管她們大多都能獲得女性網友的支持，但質疑乃至反對#METOO的聲音始終沒有消失。尤其是針對言語性騷擾這類在大衆看來可能邊界更加模糊的行為，指控者往往會被指責小題大做，而如果這位女性還與被指控者有過情感關係，那就更讓反對者有了可攻擊的靶子。

在經歷了幾年的反性騷擾互聯網風潮之後，我們卻仍不得不悲哀地承認，導致性騷擾頻發的這個系統是如此牢固、難以撼動，受害者們一個接一個地站出來、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夠不夠完美」的審判，卻鮮有加害者得到了什麼實質性的懲罰。種種性別暴力行為的表象之下的實質，其實是一個基於父權制而形成的性別狩獵場。

難以察覺私域權力關係的男性

十二月初，一位女性在社交網絡發布長文，指控中國大陸陳姓學者對衆多女性，包括未成年學生進行言語性騷擾，並利用自己在學界的聲望和「女權男」形象獲取性資源。隨後更多女性證實此事，而同時，陳姓學者也很快發布了一篇文章作為回應。他將自己被指控的行為歸結為「言語失當」，稱這次被指控給自己造成了極大的「存在主義危機」，而最終的結論是「今後儘量少和女性接觸」。

這樣的回應可以說十分典型，此前其他被指控性騷擾者的說辭往往也大同小異。他們往往先是將自己行為弱化為「言行不當導致的誤會」，然後模糊自己與受害者的關係（情侶關係，或追求者與被追求者），再表達自己的生活因為被指控而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在這一套遮掩之下的道歉，只顯得虛與委蛇。

顯然，包括陳姓學者在內的大部分男性在受到性騷擾指控之後都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反思。這也與目前能夠出現在互聯網上的性騷擾指控類型有關：施害者與被害者之間往往存在着權力不平等的社會關係，比如老師與學生、上司與下屬、網絡名人與其關注者。這種情境下的性騷擾不像「地鐵癡漢」那麼明顯而直白，作為受害者的女性也時常會迫於人際關係壓力而不敢明確表達拒絕，這就更讓施害者可以去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作為社會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男性總是難以理解女性的恐懼，他們也無需去理解——父權系統已經創造了種種話語來刻板化並污名化女性的思維方式，「無法理解女性」對男性來說是一件無需負責的事情，所以面對性騷擾指控，他們也可以坦然地因為「不理解」而覺得一切只是「誤會」，只要「遠離女性」就萬事大吉。

而在女權主義已在中文互聯網形成思潮的今天，也出現了越來越多「女權男被指控性騷擾」的弔詭現象，諷刺之處在於，被這些男性騷擾的女性往往是因為其對女權主義的支持而產生好感併產生聯繫。類似事件的不斷發生使許多女性女權主義者對「女權男」失去信任，放棄了「男性同盟」存在的可能性。作為順性別異性戀男性，彷彿只要在網絡上表達對女性或女權主義的支持就能獲得關注與稱讚，即使表達支持這件事本身完全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也沒有任何門檻。男性作為社會的「第一性」本就更擅長利用自己在權力結構中的優勢地位來為自己謀利，我們當然不能否定每一個為女性發聲的男性，但我們同樣需要承認，他們可能比大部分女性女權博主擁有更多流量紅利。

到現在，「女權男」這一身份幾乎已經和「騙炮」掛鉤。當曾經撰文論述#METOO正確性的陳某自己也成為了類似#METOO事件中的當事人，他也會強調自己「從未自稱女權主義者，不是女權主義者也可以支持#METOO」。也許他所說也並非是徹底的謊言，面對性暴力相關的新聞事件，男性也可能會出於樸素的正義感而感到憤怒，但不可否認的是，男性很難體會到如女性一般強烈且切身的恐懼，這是他們在系統中所處位置導致的必然結果。即便一位男性真的對性別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有着深刻反思，依舊很難徹底拋棄自己的既得利益，因為他終究無法從系統中脫身。

同樣，當女性在生活中面臨結構性的不平等時，男性也常常由於無法對具體的事件感同身受而將其與個體選擇相混淆，尤其當涉及性這樣的私人領域。儘管那句著名的「一切都與性有關，唯有性與權力有關」已經被重複了無數次，仍會有男性無法意識到自己作為權力上位者在私人領域同樣可能會對女性形成壓迫。

性騷擾背後的狩獵場

在衆多性騷擾事件中，發生在文化領域的性騷擾指控似乎總能獲得更多關注。相比職場之類等級關係明確森嚴的環境，文化領域在大衆眼中似乎顯得更加開放、進步，但這只是意味着其中的權力不平等更加隱形而已。

在所有創造性產業中，男性都佔據着主導權，不僅如此，他們還自覺或不自覺地為其產業構建了「適當」的女性形象，這也就意味着，女性的主動參與實際上仍然在被男性所定義、所掌控。她們一旦踏足其中，就會不可避免的陷入男性凝視的漩渦，成為慾望投射的客體，為了讓自己的才華被看見，更不得不要去學會那一套男性所制定的規則來獲取他人認可。在這些男性眼中，女性並不是一個擁有獨立主體性的人，而是一個可以被性狩獵的對象——即便這個女性遠比他們更有才華。

正如朱迪·巴特勒在她最著名的那本《性別麻煩》中所說，性別角色使女性所面對的場景、共同體歸屬更加複雜，因為「性別化」只針對於女性，男性從來不會因為性別被特殊看待，他們從來都是這個體系中「普遍的人」。

性騷擾頻發正是基於這樣一個狩獵系統：無論是什麼場合或者行業，身處其中的女性在許多男性眼裏，都首先是一個可以被狩獵的性對象，然後才是一個同事、一個有共同愛好的人。就算這個系統中沒有實質的性騷擾行為發生，女性被狩獵仍然是無處不在的——很多時候，狩獵與被狩獵雙方都會將這種行為理解為「追求」，彷彿只要披上了愛情的外衣，一切都可以變得正確。但說到底，我們的身份都是由父權制塑造的，其觀念與規訓已經滲透到了我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愛情中同樣可能會有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存在，更何況，性狩獵中不一定會有愛情。

在許多女性從小接受到的教育裏，性是羞恥的、不可言說的，與異性的交往必須「從一而終」，否則就是不道德；不少男性卻可以坦然炫耀自己睡過多少人，可以肆意講黃色笑話，還會被認為是「真性情」。這樣的性別觀念差異本身已經造成了結構上的不平等。再加上，在東亞家庭中長大的年輕女性普遍缺乏關愛並渴望被愛，於是可能很容易將男性的狩獵意圖誤以為是愛——就像房思琪必須說服自己是愛李國華的，只有「愛」可以讓人忘記壓迫與暴力帶來的傷痛。

但事實上，在狩獵者眼中，被狩獵的女性只是一個性對象，所有女性以為的特殊對待、無法替代都只是謊言。頻繁提及性話題的言語性騷擾其實正是狩獵的一環，類似於一種服從性測試——如果對方沒有直接表達出對此反感，那就意味着自己可以更進一步。這樣的性狩獵不僅僅是個體的「渣男行為」那麼簡單，而是父權制賦予男性的作惡特權，是男性共同體對女性的消費與剝削。

先於傷害存在的壓迫

而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常常引發爭論的問題：#METOO與性解放是否矛盾？是否會導致談性色變？

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在談論性解放時，主體一定是女性而非男性，因為男性根本無需性解放——社會對他們在性方面已經足夠寬容了。性解放這一概念最早被提出，目的就是鼓勵更多女性可以正視自己的慾望，而不要被男性統治施加給女性的貞操道德所綁架。顯然，這與反對性騷擾和性狩獵完全無關，因為這兩者的主體都是男性。女性可以自由地享受性，同樣也可以自由地拒絕性。

至於性騷擾和調情的邊界，這一問題早在上個世紀反性騷擾運動出現之初就已經有過爭論，其重點仍然在於權力。調情是一種雙方平等、相互尊重的溝通，性騷擾則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施暴，前者可以被喊停，後者卻不能。

從另一方面來看，在「性騷擾」這一名詞出現之前，所有類似的行為都被稱作調情。這也就意味着，女性沒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絕來自男性的冒犯舉動，因為那「只是成年人之間的調情而已」。社會學者亞倫·強森在其著作《性別打結》中將父權制度的特點概括為男性支配、男性認同與男性中心，這便意味着，所有對兩性關係的描述本身就是以男性視角出發、從利於男性的角度來命名的：性騷擾只是「調情」，家庭暴力只是「夫妻糾紛」，控制狂只是「佔有慾太強」。在女權主義者們終於奪回自主定義女性經驗的權利，再去重新將兩個詞彙聯繫起來，實際上是一種倒退的偷換概念。

甚至可以說，「調情」本身就是性狩獵系統的產物——在女性主動表達對異性的好感不再是社會禁忌之前，人們都默認這一行為是男性作為主動方發出的，這本身就是一種狩獵者的特權。當然，這不意味着所有具體的調情行為都應當被否定，每個特定的場景都有着不同的權力結構與關係，但關鍵在於，我們所處的社會中的一切都建立在對父權制的認同之上，這一秩序構成了我們生活的基礎，因此根本不存在絕對私人的權力真空。即使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當然，不是每個女性都會感受到同樣程度的痛苦，也不是每個男性都獲得了同樣程度的特權。但生活在父權社會中，性別特權與暴力關聯着每一個人，並不是只有在這套體系中受到傷害或因此而獲利的人才是受害者或獲利人，壓迫已經先於傷害而存在。

正是由於這一點常常被忽視，幾乎每個站出來檢舉性騷擾犯的女性都需要不斷自證受害，她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用男性能理解的語言去解釋，為什麼這樣的行為是性騷擾、為什麼性騷擾是不正確的、為什麼自己無法第一時間反抗，甚至無法第一時間意識到這就是性騷擾。性別中的權力關係本就是不平等的，而性別問題又是權力問題的一部分。在剝削弱者的強者裏，男性的比例遠遠高於女性，更不用說二元性別體系之外的LGBTQ+群體，ta們所處的位置太過邊緣，以至於發出的聲音都難以被聽見，而對於擠壓ta們生存空間有着最大責任的自然也是佔據話語權最多的男性群體。甚至，由於男性群體過於習慣自己佔據主導權、處於話語高低的現狀，他們都很難意識到自己對他人造成了壓迫。

處在權威位置的男性塑造並反映了為男性服務的社會文化，實現了父權的再生產，而女性在這整個過程中都是缺席的，她們只是狩獵場中可以被男性任意「佔有」的獵物。如果不看到性騷擾背後的一整個性別壓迫系統的存在，我們便無法去完整地談論性騷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