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台灣大選白熱化，明年1月13日，台灣將選出新一屆總統、副總統以及113席的立法委員。在此次大選中，先有藍白合的在野整合協議，而後破局，然而在過程中，包含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民眾黨柯文哲，甚至是原欲採取獨立參選的郭台銘等，多次前往台灣多縣市拜會地方派系要角，也出現地方派系「多方押寶」的現象。
例如，上半年多次公開力挺郭台銘的彰化縣議長謝典林，在8月初宣布退出國民黨，此前，他曾連續二日陪同郭台銘與柯文哲拜廟。謝典林的胞姊謝衣鳳，為現任國民黨副秘書長、現任立委，並在本屆大選中爭取連任，其對手為前北農總經理吳音寧。其母鄭汝芬曾任國民黨立委，謝家為彰化地區具有深厚政治實力的地方派系，此次大選，謝家亦被認為是「多方押寶」。
即使，在總統的層級上，地方派系的影響力相對有限，但從區域、不分區立委，以及縣市鄉鎮市首長、縣市議員依然難脫派系的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地方派系」原是中性詞彙，只要有政治，就會有派系。然而當地方派系成為壟斷地方政治資源的團體，並透過恩庇侍從體系進行利益交換，其所衝擊的，更是台灣民主社會的根基。尤其，在地方派系與中國統戰系統結合下，亦成為台灣當代地方政治的難題。要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局，作者提出「找回中介階層」作為行動策略；此前，我們得先從台灣的日本殖民時期開始，認識地方派系的起源以及演變。
在台灣的選舉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詞，就是「地方派系」。除了總統大選受地方派系影響較小之外外，從分區、不分區立委、縣市鄉鎮市首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的選舉，都跟地方派系有很大的關係。為了避免造成理解上的誤會，本文會用偏向歷史及理論的方式來解析。
過去我曾任彰化縣溪州鄉公所機要秘書近三年，今年也合著出版《台灣地方政治讀本》一書，對於基層政治有些微的心得。在此，本文將以台灣濁水溪流域兩岸的地方政治現象，來解析選舉與派系的關係，並跟讀者們討論，如何突破這個桎梏。
首先，先探討地方派系的定義：在人類社會當中，「拉幫結派」是正常的現象，任何團體裡面都會有次團體，而次團體的結合運作，也都是仰賴人情義理之間的交換關係，所以「地方派系」原本是一個中性的詞彙：只要有政治，就會有派系。
而地方派系之所以要強調「地方」，是因為台灣在1960年代以前，還是個以農業為經濟主力的社會，都市化程度不高，交通運輸也不發達。在這樣的情形下，整個社會就近似於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談到的「差序格局」。費孝通的觀察是：「（農村）在團體格局裡個人間的聯繫靠著一個共同的架子；先有了這架子，每個人結上這架子，而互相發生關聯。」簡單來說，就是人情義理先於現代國家法治、私領域的關係遠大於公共事務。
在人情義理至上的鄉村社會，形成了一種「道德經濟」，特別是台灣這樣的移民及小農經濟的社會，因為勞力密集，幾乎所有工作需要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交換協助，所以最終萬事萬物都有一套不成文的道德秩序，都可以用地緣血緣、人情義理來衡量。
而這個概念，在19世紀的台灣農村算是通則。到了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人雖然已經被動接受了「國家」及「公共事務」在私領域之上的現代觀念，但還是有許多台灣總督府無法控制到的、十分細微的日常政治部分，還是必須仰賴傳統的道德經濟系統來處理。
所以，總督府除了透過強勢的警察制度來控制台灣社會之外，還需要「地方頭人」，也就是各地的地主仕紳來協助治理，因此許多地主仕紳就被賦予「保正」、「甲長」等職務，類似於現在的村里長。地主仕紳除了收取租金、出任公職之外，還必須擔任「公親」的角色，負責解決各種家族問題、人情糾紛。這樣的文化，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逐漸變成了地方民意代表請託、關說的「選民服務」。這也形成了台灣地方派系的基本格局。
戰後地主仕紳的沒落
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時代作為政府及佃農中介的地主階級，讓國民黨政府更方便於實行極權的社會控制。
但是，光是道德經濟的觀點，並不足以解釋：在民主化、現代化之後，地方派系為什麼還是這麼強勢？這就要另外從二戰後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國民黨恩庇侍從體系」，以及農產業衰落來說明。
日本時代，台灣的農村土地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地主手上（以及各地的製糖會社），地主掌握了農村的經濟，同時也掌握了地方話語權。1949年，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前夕，全台農民將近六成是佃農與半自耕農（佃農就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半自耕農是即使有土地，但還是要租地來種田養家活口的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