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崙：濁水溪以南沒有藍綠，台灣如何突破地方派系的網羅？

【編者按】2024台灣大選白熱化，明年1月13日，台灣將選出新一屆總統、副總統以及113席的立法委員。在此次大選中，先有藍白合的在野整合協議，而後破局，然而在過程中，包含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民眾黨柯文哲，甚至是原欲採取獨立參選的郭台銘等，多次前往台灣多縣市拜會地方派系要角，也出現地方派系「多方押寶」的現象。

例如，上半年多次公開力挺郭台銘的彰化縣議長謝典林，在8月初宣布退出國民黨，此前，他曾連續二日陪同郭台銘與柯文哲拜廟。謝典林的胞姊謝衣鳳，為現任國民黨副秘書長、現任立委，並在本屆大選中爭取連任，其對手為前北農總經理吳音寧。其母鄭汝芬曾任國民黨立委，謝家為彰化地區具有深厚政治實力的地方派系，此次大選，謝家亦被認為是「多方押寶」。

即使，在總統的層級上，地方派系的影響力相對有限，但從區域、不分區立委，以及縣市鄉鎮市首長、縣市議員依然難脫派系的影響。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地方派系」原是中性詞彙，只要有政治，就會有派系。然而當地方派系成為壟斷地方政治資源的團體，並透過恩庇侍從體系進行利益交換，其所衝擊的，更是台灣民主社會的根基。尤其，在地方派系與中國統戰系統結合下，亦成為台灣當代地方政治的難題。要如何突破這樣的困局，作者提出「找回中介階層」作為行動策略；此前，我們得先從台灣的日本殖民時期開始，認識地方派系的起源以及演變。

在台灣的選舉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詞，就是「地方派系」。除了總統大選受地方派系影響較小之外外，從分區、不分區立委、縣市鄉鎮市首長、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的選舉，都跟地方派系有很大的關係。為了避免造成理解上的誤會，本文會用偏向歷史及理論的方式來解析。

過去我曾任彰化縣溪州鄉公所機要秘書近三年，今年也合著出版《台灣地方政治讀本》一書，對於基層政治有些微的心得。在此，本文將以台灣濁水溪流域兩岸的地方政治現象，來解析選舉與派系的關係，並跟讀者們討論，如何突破這個桎梏。

首先，先探討地方派系的定義：在人類社會當中，「拉幫結派」是正常的現象，任何團體裡面都會有次團體，而次團體的結合運作，也都是仰賴人情義理之間的交換關係，所以「地方派系」原本是一個中性的詞彙：只要有政治，就會有派系。

而地方派系之所以要強調「地方」，是因為台灣在1960年代以前，還是個以農業為經濟主力的社會，都市化程度不高，交通運輸也不發達。在這樣的情形下，整個社會就近似於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談到的「差序格局」。費孝通的觀察是：「（農村）在團體格局裡個人間的聯繫靠著一個共同的架子；先有了這架子，每個人結上這架子，而互相發生關聯。」簡單來說，就是人情義理先於現代國家法治、私領域的關係遠大於公共事務。

在人情義理至上的鄉村社會，形成了一種「道德經濟」，特別是台灣這樣的移民及小農經濟的社會，因為勞力密集，幾乎所有工作需要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交換協助，所以最終萬事萬物都有一套不成文的道德秩序，都可以用地緣血緣、人情義理來衡量。

而這個概念，在19世紀的台灣農村算是通則。到了日本殖民時代，台灣人雖然已經被動接受了「國家」及「公共事務」在私領域之上的現代觀念，但還是有許多台灣總督府無法控制到的、十分細微的日常政治部分，還是必須仰賴傳統的道德經濟系統來處理。

所以，總督府除了透過強勢的警察制度來控制台灣社會之外，還需要「地方頭人」，也就是各地的地主仕紳來協助治理，因此許多地主仕紳就被賦予「保正」、「甲長」等職務，類似於現在的村里長。地主仕紳除了收取租金、出任公職之外，還必須擔任「公親」的角色，負責解決各種家族問題、人情糾紛。這樣的文化，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逐漸變成了地方民意代表請託、關說的「選民服務」。這也形成了台灣地方派系的基本格局。

戰後地主仕紳的沒落

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時代作為政府及佃農中介的地主階級，讓國民黨政府更方便於實行極權的社會控制。

但是，光是道德經濟的觀點，並不足以解釋：在民主化、現代化之後，地方派系為什麼還是這麼強勢？這就要另外從二戰後的二二八、白色恐怖、「國民黨恩庇侍從體系」，以及農產業衰落來說明。

日本時代，台灣的農村土地大多集中在大、中型地主手上（以及各地的製糖會社），地主掌握了農村的經濟，同時也掌握了地方話語權。1949年，台灣進行土地改革前夕，全台農民將近六成是佃農與半自耕農（佃農就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半自耕農是即使有土地，但還是要租地來種田養家活口的農民）。

而當時的地主階級，以及醫生、教師等中產階級，集合成新興的社會菁英網路——總督府優先培養殖民地的醫療及教育專業人才，因此直到今日，醫生、教師在老一輩人眼中，威望還是很高，還是會有人用日語稱呼他們為「先生（せんせい）」。

1920年代帶來台灣文化及政治啟蒙思想的「台灣文化協會」，就是由這一批菁英所組成。例如，文協的精神領袖林獻堂是中部數一數二的大地主，而北部的蔣渭水是醫生、台南的蔡培火、簡吉（農運領袖）原本的職業是老師、彰化的賴和、李應章也都是醫生。大抵上台灣在1920年到1940年代，社會上的中流砥柱不出這群人。

但是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灣有大批社會菁英慘遭國民黨屠殺；許多年輕人不滿國民黨暴政，私下支持中國共產黨，進而引發1949年後，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大清洗，異議人士幾乎被掃除一空，戰前誕生的一批現代知識菁英，多數就此隱遁、噤聲。

另外在1949年前後，在國共內戰的背景之下，國民黨政府全面實施「土地改革」，透過土地改革，將地主土地大量釋放給佃農，帶來幾個重大影響，徹底改變了戰後台灣的經濟、政治生態：

第一，地主階級的消失。經過土地重分配後，地主一夕之間失去了大量收租的土地，等於失去了對於農村的掌控權。雖然國民黨有將四大公營公司的股票配給地主（註1），但多數地主並不熟悉工商業經營，所以多數地主依舊在經濟上損失慘重，政治話語權也一落千丈。

再者，自耕農變多。土地改革之後自耕農突破六成，幾乎每戶農家都可以分配到一塊小小的土地。如此一來，每個農民都掌握了一小塊零細土地，讓這些小農戶士氣大振，不但提高了生產效率，也消除了戰後農村的不安及動亂。

不過雖然小農們擺脫地主控制，卻很難集合起來議價或決定市場產銷。而此時政府透過農會制度（國家高度控制的農民團體）以及糧食制度（國家以不平等、強制的方式向農民「換取」大量糧食），完全控制了農業經濟。

以及，農民遭政府剝削。土地改革之後，佃農擁有了土地，成為「微型地主」（擁有土地不足一公頃，難以透過農業養家餬口）。因此雖然農民士氣大振，但政府同時以「隨賦徵購」、「肥料換穀」等制度向農民徵收稻穀，導致農村雖然生產力提高，但農民仍舊貧窮。直到1960年代末期，加工出口區設立後，大量勞動力流向城市邊緣，農村大量青壯人口消失，傳統的社群秩序也隨之衰頹。（註2）

總而言之，土地改革排除了原先在日本時代作為政府及佃農中介的地主階級，讓國民黨政府再也不必透過地主，就能直接掌控所有的農戶，更方便於實行極權的社會控制。並且利用政治上、經濟上的高壓手段來剝削農民，將勞動力擠壓到工廠去，雖然造就「經濟奇蹟」，但農村卻與日衰頹（無論在經濟上或者文化上）。相對地，傳統地方仕紳的影響力就更加式微。

李應鏜及仕紳們的故事

「遇到這種土匪政府，祖先財產要怎麼保得住？」

上述歷史背景可能比較抽象，接下來舉一個西螺仕紳李應鏜的故事，可以作為經典的案例：

台灣的濁水溪中段（註3）由於河面寬闊，非常難以造橋，所以日本人在興建南北向的鐵路縱貫線的時候，只能從東側的二水繞過去，這也影響到了西螺及北斗日後的經濟發展。在日本時代，濁水溪兩岸仕紳不斷請求政府興建大橋，但由於工程浩大、所費不貲，所以日本人在1930年代末期初步興建了橋墩之後，就因為東亞戰爭下經費短缺而停工。

西螺當地有一名仕紳李應鏜（註4），在1948年至1951年擔任西螺鎮長。當時他在鎮長任內，不斷請求政府恢復大橋工程，解決當地南來北往的交通問題，不過當時政府財政窘迫，無力負擔造橋經費。後來李應鏜直接寫信給「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ECA）請求美援，獲得美國應允資助，蔣中正也同意興建（註6）。西螺大橋終於在1953年1月完工通車，為當時歐亞大陸最長的公路大橋。

完成這一項偉業的李應鏜，就是日本時代典型受過現代化教育、學養兼備、且對鄉里充滿責任感的仕紳。不過根據李應鏜的女兒李雅容所寫的《西螺大橋：我的父親李應鏜》一書。二戰爭結束後，家族陸續遭到徵購大戶餘糧（強制跟地主徵收稻米）、土地改革等經濟壓迫，導致家中原有100多甲（1甲大約等於1公頃）的土地，被徵收到只剩1.5甲，使得李家陷入經濟上的困難。

李雅容說，李家土地被政府收走後，只換來實物債券及四大公司的股票（1股10元）。實物債券就是可以每年領到稻穀，但沒什麼價值。李應鏜是經濟系畢業，認為股票是重要的資產所以沒有出售，但除了台泥之外，其他公司的股價直落，李應鏜過世之後，股價剩下原先的一半，大約5元左右。李雅容形容當時狀況：

等到父親領回了一堆形同廢紙的實物土地債券和股票，阿嬤當場昏倒。經過急救醒來後，嚎啕大哭，老淚縱橫：「遇到這種土匪政府，祖先財產要怎麼保得住？」（台語）

除了經濟上的壓迫外，李應鏜也面臨了政治迫害。西螺地方人士因為在二二八事件時參與了攻擊虎尾機場的行動，許多青年仕紳被逮捕。李應鏜冒著生命危險與軍方溝通（嘉義仕紳陳澄波，因為與軍方談判而慘遭槍殺），營救出不少鄉親。但經過二二八之後，原先的西螺鎮長廖萬來因餘悸猶存，不願再參與公眾事務，所以後來鄉民代表們就強推李應鏜接任鎮長。

1951年，白色恐怖最肅殺的時期，李應鏜因為不願意把鎮長宿舍出借給軍官，遂遭誣陷，被指控與廖文毅共謀（註5），遭保安司令部逮捕監禁，西螺也有十餘人遭到牽連。其妻陳勸四處奔走，包括向李應鏜的舊識，台灣省議長黃朝琴、省副議長李萬居、蔣緯國（蔣中正養子）等人求情，終於讓李應鏜交保返家。但李應鏜身心俱疲，後來向子女失望地說到：「離開台灣，越遠越好！」

在經濟上與政治上雙重的壓迫之下，像是李應鏜這樣的地主仕紳階級，對於國民黨統治十分失望，許多人要不就是隱居遁避（例如林獻堂遠走東京）；要不就是退出政壇，認真經商；要不然就是繼續擔任公職，但不再從事任何政治及社會運動。因此在黨國威權體制之下，原本的地主仕紳階級逐漸退出地方的公共領域，直到1980年代之後，傳統地方菁英的影響力幾乎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恩庇侍從體系」下，與國民黨合作的土豪劣紳。李雅容透過父親的視角，描述了這個戲劇性的過程：

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貪污、腐敗，無法收服人心，更無法獲得地方仕紳支持。於是開始在各地培植角頭勢力，以對抗仕紳階級。當時西螺有一江湖人士林X權，就是國民黨大力栽培的代表人物。

傳統仕紳式微，西螺政壇就遭到角頭黑幫染指。例如韓國瑜的岳父、西螺出身的前雲林縣議員李日貴，就是因挖採濁水溪砂石而崛起；而國民黨籍的西螺鎮民代表會主席林馬義也是黑道角頭，長期組織幫派、魚肉鄉民，終於在2012年遭警方逮捕。這些案例可能都是雲林地方派系的冰山一角。

西螺鎮不是孤例，濁水溪的北岸，彰化二林的「林派」（註7）開山大老林爐，雖然在地方上極有影響力，但根據其子林仲垚回憶，國民黨情治人員天天到他家泡茶，監控林爐，因此林仲垚對政治十分恐懼，所以後來轉到銀行界服務。

彰化北斗也有殷實的林氏家族（連戰的姻親家族，林伯奏娶了連橫長女連夏甸）。家族成員也非常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例如林伯廷曾經參加過台灣文化協會；林伯餘曾任四屆台中州協議員、北斗區長；林文騰曾擔任北斗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總務部長等等。但是戰後基於上述政治與經濟因素，北斗林家轉向商場或低調從政。

而北斗鄰近的地區溪州鄉，因為台糖總公司從1955年至1970年遷移至本地，搬來了諸多高階的糖廠人員，帶動了地方經濟發展，溪州街上出現了許多電影院、餐館及旅社，乃至地下經濟。溪州人謝言信就在這樣的榮景下，從「街頭」起家，經營起瓦斯業及其他地下經濟產業，進而在1980年代選上省議員、成為一方之霸。

其家族第二代，如媳婦鄭汝芬當選國民黨籍區域立委、孫子謝典林成為彰化議會議長（30歲就當上議長）、孫女謝衣鳳繼承鄭汝芬位置成為現任立委，並在此屆大選與前北農總經理吳音寧競選連任。家族還經營地方的有線電視系統（壟斷的）、瓦斯業、房產業、地下經濟等事業，甚至還跨足教育，承包了北斗的社區大學。

戰後整個政治經濟發展過程讓土豪謝言信崛起，謝家取代了北斗仕紳、通吃黑白兩道，成為彰化南部最大的地方勢力。

地方派系的人情交換與尋租

政治人物可以將公共利益、公共財調換成「私人關係」，並且將此利益私下回饋給自己樁腳，樁腳再以金錢或社群動員作為回報。

在都市、直轄市長大的年輕人，或許很難理解地方派系的金權手段。但直言之，只要在政治經濟發展上有很多模糊地帶，地方派系就能透過「尋租」（rent-seeking）的方式，創造出「超額利潤」。例如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所寫的《金權城市》一書，就是描述80、90年代台北汐止地區，因為都市計畫變更而出現的超額利潤，進而產生各種政商、黑金勾結炒作土地的現象。

黑道會透過暴力，去佔領具有超額利潤的事業，這很好理解。但白道（政治人物）呢？政治人物可以將公共利益、公共財調換成「私人關係」，例如民代透過關說、施壓改變公共政策，並且將此利益私下回饋給自己樁腳，樁腳再以金錢或社群動員作為回報。

濁水溪因為水流湍急，容易淤積，所以以前濁水溪河床的砂石是「天然黃金」，是品質相當良好的營造業原料。許多「有勢力」的角頭，都會在河床兩岸挖取砂石來牟利，前述韓國瑜岳父就是一例。而中下游的彰化縣在全面禁止採砂之後，上游的南投縣仍然因為有清淤防洪的需求，還是有大量業者在採砂，縣府規定砂石業者要繳交回饋金，作為縣內學生免費營養午餐的經費來源。所以南投的砂石業者，對於縣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前國民黨籍縣長林明溱，其機要秘書就是由砂石業相關人士所擔任。

再舉個彰化溪州鄉的案例。當時有一個民進黨籍的村長，他家裡的生意因為勞資糾紛，不斷遭到彰化縣政府勞工處稽查。村長不堪其擾，就來找鄉長、秘書陳情，但基於法治原則，首長也不能阻止公務員依法行政。後來村長很不滿民進黨的「效率」，就去找國民黨的縣議長、謝家第三代的謝典林陳情，結果沒多久就「處理」好了。過不久，村長就在選舉當中，倒戈到國民黨陣營去了。

這還是個很小的案子，溪州鄉還有更多荒謬的故事。例如說在90年代，國民黨籍的溪州鄉長為了處理垃圾問題，在濁水溪河堤內（河床上）蓋了一座垃圾掩埋場。這座垃圾掩埋場由鄉公所經營，除了鄉內垃圾之外，也會收外地的廢棄物，並收取處理費。

當時一車車的卡車載著不明來源的廢棄物進到掩埋場，管理員在過磅區收現金，且沒有列入公所帳目中。外人只知道當時鄉公所變得非常有錢，鄉長還幫每個員工訂製了西裝外套。後來住在附近的居民發覺很多運來的垃圾是不合法的事業廢棄物，發動抗爭，強迫鄉公所關閉掩埋場，但鄉公所並沒有被調查、也沒有公務員受到懲罰。

當時收受不明廢棄物來營利的鄉長呂炉山，屬於謝家的派系，後來一路高昇，當到彰化縣農田水利會會長。

從此掩埋場就這樣棄置、沒有經過正常的處理、復育程序，在濁水溪河床留下了一個超大型的「垃圾天坑」。每一次颱風，垃圾場的污水就很有可能溢流出去，但是否會造成環境污染，沒有單位有能力、有意願處理。而2008年左右，當時立委，謝家的鄭汝芬提出復育計畫，但當地居民不放心讓謝家處理，所以反對計畫，就停擺至今。2017年的時候，垃圾場還發生大火，燃燒了超過一個禮拜，黑煙臭味飄散了半個彰化。

後來民進黨籍的鄉長黃盛祿，為了徹底解決掩埋場問題，就想到將六公頃垃圾掩埋場整理成太陽能發電場。一來可以發展再生能源，二來可以透過售電的利潤來整治垃圾場。不過鄉公所邀請了許多光電廠商來研究，許多專業大廠因為考量地點條件不良而打退堂鼓。最後終於有一間光電廠商願意承包，他們私底下打電話給鄉長：「讓我們做，我們給你五百萬。」鄉長聽了嚇了一跳，趕緊拒絕廠商，從此之後他就不願意再提光電場的計畫。

後來鄉長跟我表達他對現況的不滿：「鄉長要撈錢真容易啊。你看其他鄉鎮都在改LED路燈，每根鄉長都抽成，全鄉上千盞路燈他可以賺多少？」

不只是政治人物自己賺錢，一般地方派系，也會讓這些利益「雨露均霑」，例如透過圍標工程，指定特定廠商得標，讓底下黨羽也可以分到好處。這就是佔有公共資源，把利益變成私相授受的過程。不只是檯面上的地方派系成員可以分得好處，一般民眾也可以因為得到各種公共財的回饋，進而支持特定政治人物。

例如溪州鄉水尾村因為有焚化爐，每年回饋金可以分到一千多萬，親國民黨的村長就透過分配回饋金的權力，壟斷了地方的話語權。例如他可以透過回饋金，招待鄉親出外旅遊來換取支持。而村裡比較親民進黨的「社區發展協會」並不同意村長的做法，經常與村長派爭執，每次開村民大會時，更是劍拔弩張到需要警察在現場坐鎮。這座人口才一千多人的小村莊，村裡就分成兩個水火不容的地方派系。

或許會有人疑惑，這些利益要如何轉換成選票？政治人物雖然有籠絡選民、賄選行為，選民可以收錢但不投票給他啊？

地方派系因為長期把持公共事務，對於鄉里的人情網絡、社群結構非常熟悉（甚至比你都還熟悉）。派系的基層人員，如村里長、宮廟委員、基層公務員，因為經常在社區走動工作，協調大小事務，所以對於家戶狀況都非常清楚。地方派系會透過這些基層人員去清點人頭，哪一戶有幾票、政治立場為何？他們都可以摸得相當精準。

比方他們知道A戶是對手的鐵票，就不會向A戶買票；他們會向沒有立場的B戶買；或者自己人的C戶買票（確保C戶選票一定會投給自己）。而且買完票都會有秘密清冊，會依此派人在投票所周圍「點名」，確保每個投開票都會開出買來的票數。

例如溪州某位長者跟我分享：今年8月北斗鎮長補選的前一個禮拜，有地方樁腳跟他聊天，說「清點」地差不多了，你們民進黨的候選人能拿到2XXX票。結果投票結果出來之後，長者嚇了一跳，因為最終票數跟樁腳計算的幾乎一致。

地方派系將公共財轉換成人情義理，鄉民再透過選票回饋給政治人物，數十年發展下來已經是堅固的網羅，牢牢掌握著地方政治，選舉反而成為一種「合法化」、漂白的管道。

而近十多年來，由於中國崛起，國台辦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都滲透到農村地區當中。許多統戰活動都以經濟、文化交流之名，透過地方派系、宮廟組織來運作。因此地方派系與中國統戰系統的結合，又形成當代地方政治難解的困境之一。

把中介階層找回來

真正的關鍵是地方中介階層的衰退。

因為地方派系都是用人情交換的方式在控制選舉，所以層級越高的選舉，對於地方派系就越難掌握。例如總統及縣市首長選舉，因為選區太廣、利益太雜、人頭太多，而且會有很多人返鄉投票，這些都是派系無法掌握的變因。所以像是溪州鄉，鄉長、議員、代表、村長等基層公職，多數都會由國民黨包辦，但在總統選舉方面，民進黨蔡英文就可以拿到六成以上選票（2020年蔡英文於溪州鄉得到62％選票）。

在外地的年輕人，因為平常沒有跟地方派系往來的人情基礎，地方派系也沒辦法清點到他們的人頭，所以返鄉投票的人一多，選舉結果就很可能「翻盤」，這也是2014年地方選舉民進黨可以獲勝的原因之一。

不過，不可能每次選舉都遇到像2014年三一八運動、2019年香港反修例抗爭那樣的契機，地方政治要徹底改變被土豪劣紳掌控的命運，就是要把「消失的中介階層」找回來。

何謂消失的中介階層？就是農村的菁英階層在戰後逐漸式微後，加上都市化、工業化的因素，農村的青壯年人口流失，目前台灣農業從業人口平均年齡是64.4歲（2022年農業普查）。年輕人認為農村是沒有前途的地方，所以城鄉之間就變成了一條「單行道」，農村子弟只有出去、不再回來。而返鄉、留在鄉下的青年，反過來被認為是「沒出息」、是失敗者。例如林生祥在〈風神125〉這首歌謠裡面唱到：失意的年輕人騎著機車返回故鄉美濃，一路上祈求土地公把路燈都切掉，不想讓鄉親看到他歸鄉的模樣。

而台灣中部地區，由於台中大都會的快速發展，附近的彰化、南投、苗栗年輕人若是對故鄉環境感到不滿，不需要花心力去跟地方派系對抗周旋，只需要移居到大都會就好。這就造成地方政治的惡性循環：地方公共服務品質劣化後、年輕人更不願意留在地方，造成地方更加劣化，居民就越需要政治人物的特別「關照」，最後讓派系更加掌控公共事務。

公共資源越是匱乏的地方，就越有這樣的現象。所以很多鄉民會嘲諷「苗栗國」、「南投國」，就是因為這樣的惡性循環。

所以，真正的關鍵是地方中介階層的衰退。而這些中介階層並不只是政治人物或者是地方創生的社區工作者，原本地方所有公共事務，都需要優秀的人才、年輕的新血去推動，無論是鄉公所、農會、學校、社區發展協會、民間信仰組織、乃至各種工商機構的服務人員，都算是中介階層。

大多數關心農業的人都有共識，如果要增加農業的產值，農村一定要走向「六級產業化」，就是農村在發展一級產業（農林漁牧）之外，還要加上二級產業（工業）以及三級產業（服務業）。例如二林地區是很有名的葡萄產區（一級），那麼加入釀酒的酒莊（二級），並且引入旅遊、品酒的服務（三級），就能大幅提昇農村的產值。但要發展二、三級產業，勢必須要很多優秀的人才，進行技術改良、推廣行銷等工作，就是所謂的「把中介階層找回來」。

這些觀點並不是空談，已經有很多人在嘗試，找一條「返鄉」的道路，把中介階層嫁接回到地方去。

例如苗栗苑裡的劉育育，原本她是一名到台北讀書的年輕人，因為接觸到社會運動後，返鄉參與「反風機運動」（風力發電機距離民宅太近，居民發動的抗爭）。在運動過程中，劉育育及伙伴林秀芃等人，意識到他不是一兩場社會運動就能改變地方結構，於是他們選擇留下來推動社區營造，開辦「掀海風」書店、辦活動、保存文化資產、推動社區關懷等工作。

劉育育及伙伴們持續在推動苑裡市場保存及重建（市場雖然是歷史建築，但於2018年遭大火焚燬），過程中他們與許多居民討論、辦了許多活動，他們以市場為核心，重構了苑裡生活與文化的想像。於是劉育育於2022年參與鎮長選舉，竟然出乎眾人意料之外，以55％的得票率打敗了代表傳統勢力、打算連任的鎮長劉秋東（劉於2023年6月因鎮長任內涉嫌貪污遭到收押）。

2022年地方大選，保守勢力大勝。劉育育的當選可說是地方政治上最大的突破，象徵沒有勢力、沒有背景的年輕人，透過踏實的地方公共服務，與鎮民一起對話、工作，還是有機會可以戰勝強大的地方派系。

不過，也是有令人遺憾的案例，在同樣地方大選中，年僅30歲的雲林縣議員廖郁賢連任失敗。廖郁賢出身農家，在2014年三一八運動之後投入政治工作，2018年代表政黨「時代力量」參選雲林縣議員（註8），在沒有派系支持下，竟獲得6,179票當選，成為雲林縣最年輕的女性議員。

廖郁賢當選之後，才知道原來雲林「張家」（前縣長張榮味家族及其派系）的勢力如此龐大，從縣長、議會、農會、各地組織都是張家人馬，一名年輕的議員如何能跟盤根錯節的派系網路對抗？她卸任後寫〈雲林，派系就是王道〉一文，提到：「今天的雲林縣，從議會到縣府各局處室，都已統一在縣長意志之下，未來對於預算的把關，恐怕也只是象徵性的程序。」

而她在另一篇〈只有地方派系能參與的球賽〉點出困境：

青年參政者的困境，尤其又不是派系推出的傀儡時，是很難以進入這些組織地方角力的，筆者任期間，最常遇到的是被問「你怎麼又來了」，看到別人那些贈送金錢或禮物、辦桌綁樁或造勢，部署資金比政見會與文宣有用。

廖郁賢雖然落選，但還是持續在地方深耕。她在斗六成立「圓仔花獨立書店」，招募有相同願景的青年，一起來為家鄉服務。並且不斷透過 Podcast、網路媒體發聲，希望能把雲林的地方消息傳播出去。或許經過廖郁賢及伙伴們長期耕耘，雲林人還是能找到破口，未來還是有翻轉家鄉的可能。

地方派系在台灣是幾十年演變的政治現象，要說是台灣「民主之瘤」也不為過。但我最後舉的兩個例子，就是希望讀者們不要灰心，台灣各地還是不斷有青年志士在地方奮鬥、對抗派系。

或許未來隨著台灣民主化、法治化的進程，地方派系有機會在幾十年後，逐漸被被「新陳代謝」掉。只是目前人數還不夠多、地方的公共領域事務還是需要更多優秀人才一起推動。

註1： 即台灣水泥、台灣紙業、台灣工礦與台灣農林公司，這些公司都是國民黨政府從日本時代的會社「接收」並整合而來。原本是公營公司，土改時出讓股票來補償地主，成為民營公司。

註2：值得一提的，傳統社群秩序衰頹並不一定是壞事。比方說在性別平權方面，都市生活及核心家庭的興起，年輕人得以逃離地緣與家族的桎梏，改變了傳統重男輕女等傳統文化。

註3：台灣第一長河濁水溪發源於中央山脈，由於山高水急，所以會挾帶大量的泥沙，因此沖積出了非常肥沃的濁水溪平原，範圍大致上是南彰化到北雲林這一帶，過去是非常富饒的稻米之鄉。連結濁水溪南北兩的城鎮，西螺與北斗，由於貿易的關係，自清代以來就相當地繁榮。

註4：李應鏜（1909-1959），西螺人。畢業於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學經濟系，返台後經商，擔任過台南州米穀信用販賣利用組合組合長等職務。戰後先後擔任過台南縣參議員（當時西螺隸屬台南縣），以及西螺鎮鎮長，為西螺大橋建設最大推手。但遺憾的是，李應鏜先生因為四處為地方公共事務奔走，加上瘧疾宿疾，因此大橋通車後六年就逝世了。

註5：廖文毅出身於西螺的大地主家庭，家道殷實。1935年廖文毅獲得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工博士，在當時是數一數二的高學歷知識份子。但廖文毅戰後開始從事台獨運動，到海外成立台獨組織，1956年於東京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並就任大統領。戰前廖文毅曾經和哥哥廖文奎一起在西螺經營「大承信託株式會社」，並請李應鏜擔任常務董事。也因為這層關係，白色恐怖時期李應鏜被視為廖文毅同黨而遭逮捕監禁。

註6：原本台灣省政府認為大橋太貴、需要太多鋼鐵，不打算動工。但李應鏜透過朋友蔣緯國協助，直接向蔣中正陳情。蔣中正終於同意興建。

註7：黨國威權時期，國民黨黨內的地方派系，經常分成多派，例如彰化有紅派、白派；高雄有黑派、白派、紅派等等。不過1979年美麗島事件到民進黨創立之後，地方選舉從原本的國民黨黨內派系鬥爭，逐漸轉變為藍綠之間的對抗。

註8：廖郁賢於2022年退出時代力量。後改加入民進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