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裏?這是端傳媒「白紙週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起床是一件艱難的事。
回到家鄉後,艾歌每天在床上躺十幾個小時,「醒來吃飯就已經耗費了所有力氣」。
起床,意味著面對新的一天,面對不能理解自己為何參與白紙的父母,以及他們假裝出來的「一切正常」——好像艾歌在北京街頭被捕、回到家鄉,不過是過年回家吃個飯而已。
身處成都的李青不再去曾經熱衷的書店討論、觀影等公共活動。魷魚也在2月離開成都,到處遊山玩水,她很少上網看新聞,只想接觸具體的人。「我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幸福,什麼也不知道真的會幸福嗎?」
羊艮離開了獲釋後被孤立的兼職單位,這一年,她喜歡一個人到深夜的黃浦江邊走動,走很久很久。解封後每個人都在流動,她卻感到凝滯和迷茫。
白紙運動帶來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留在牆內的人,陷入了巨大的失語。
第一次
他們還記得一年前。
11月27日,在上海抗議現場的羊艮一邊被警察驅趕,一邊不斷拉回被警察抓住的人,在一次試圖救下被警察抬起四肢的女孩時,她不慎被抓。
警察打羊艮的頭、踹她的後背,將她和女孩一同推上小巴。在小巴上,她們被扇耳光、搶手機。「警察搶手機的同時又讓我們閉嘴,甚至不可以哭。」羊艮記得,身旁的女生因為害怕一直在哭,警察就扇她耳光、扯她頭髮,讓她不要哭。
「那輛車上好像是完全的黑暗,無法求助任何人。」羊艮說。她在派出所經歷了威脅式審訊、睡眠剝奪、寫悔過書等,直至29日才離開。事後,羊艮在醫院診斷出輕微腦震盪。
![](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d847baa719b0434997dded64d9f12396.jpg?imageView2/1/w/1080/h/730/format/jpg)
同一晚,在成都望平街,23歲的魷魚騎車經過路邊停靠的幾十輛警車,聽到兩個身穿夾克、40多歲的便衣,在用一種很戲謔的口吻交流彼此打了多少人。
「感覺白紙當天像是沈浸式戲劇,有戲在上演,但不覺得這是真實的,」魷魚說,「就像你一直知道警察有暴行,但你沒有親眼見過。」
她記得遊行隊伍中有很多牽著寵物的年輕人,一個牽著狗的男生一直走在遊行隊伍的前面,他被警察暴力拖走時,狗在一旁不停地叫。
離開那個現場後,魷魚才發現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在見證暴力前,李青遇到過一些溫暖的片刻。也是在成都白紙現場,有人演講、有人為烏魯木齊大火的死難者擺放蠟燭和鮮花。一些基督徒也在場,他們是秋雨教會的人,圍成一個圈為眾人祈禱。「好像在比較危難的時候,人類還是可以散發互相守護的光輝。」
在北京亮馬河,柏莉看到人群中一個爸爸抱著4、5歲的小孩,孩子問,他們在排隊做核酸嗎?爸爸說,不是,他們都是不想做核酸的人。
那晚,柏莉的朋友一直待到凌晨兩三點。朋友說,那是她第一次站在街上。
他們每個人都為站在街上付出了沈重代價。
封控解除了,但針對白紙親歷者的封控才剛剛開始
獲釋的朋友們在聊天群組裏打趣被關押的經歷,聊看守所的廁所長什麼樣、有什麼好笑的書、警察講了什麼話。艾歌沈默著,「我很難想象他們在看守所裏經歷了什麼」,但每個人都表現出不需要被安撫的樣子。
要如何討論白紙?用什麼樣的態度討論?討論的意義又是什麼?
艾歌說,真正經歷白紙的人,你沒有辦法和他去討論。魷魚也說,不知道要討論什麼。
沒有被捕的人、被捕後獲釋的人,都背負著「倖存者」的愧疚。「知道有人比自己更慘、比自己承受更多,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埋怨這一切。」艾歌說,「我說得太多,就好像給別人展示傷口,很羞恥。」
艾歌20多歲,在北京工作,因幫助參與白紙被捕的朋友尋找法律支援,在街頭被抓走,遭連夜審訊後獲釋。艾歌回到家鄉,母親辭掉工作在家陪她,父親在體制內的工作也因她的事受到影響。
![2023年夏末立秋前的黃浦江邊。攝影:羊艮](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77a39766f25349ef8122d1d6d94ce9ff.jpg?imageView2/1/w/1080/h/814/format/jpg)
獲釋者們深知不能在微信裏聯繫以前的任何一個朋友;被警察沒收又歸還的手機、電腦似乎隨時在蒐集新的「罪證」;人們輾轉得知其他人的近況,知道他被釋放——這樣就夠了,不必再說什麼。很多人就此斷聯。
白紙讓他們看到彼此,但隨之而來的抓捕、審問、關押,又讓每個人回到隔絕狀態。封控解除了,但針對親歷者的封控才剛剛開始。
「白紙那幾天我什麼事情都幹不了,不敢相信這一切是真的,但結束的方式反而讓我覺得這一切是真的。」艾歌說。
羊艮曾幻想白紙會是「不錯的、勇敢的開頭」,但後來發現,不僅看不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這個開頭的代價都無比高昂。在白紙剛剛過去的三、四個月裏,遭遇過警察毆打的羊艮,在路邊或地鐵看到警察就會犯怵,每每警車經過就一陣緊張,但表面又要佯裝沒事。
去派出所拿自己被沒收查驗的手機那日,羊艮遇到了另一位也去拿手機的男生,站在他身旁的女領導向派出所詢問事件定性,以此來決定還在試用期的男生是否能被錄用。
二次創傷潛藏在白紙後的日常生活裏。解封後的感染高峰期,成都的出租車司機向魷魚的朋友埋怨道:「就因為你們年輕人鬧,大家才陽了。」羊艮在微博中提及因聲援白紙被軟封殺的演員春夏時,有人評論到:「確實不要忘記,是那些學生讓放開才害大家感染。」
魷魚有次和朋友喝酒。朋友說:「我簡直不能理解怎麼有人做出白紙這樣不顧後果的事,你去街上能推翻什麼,自以為很反叛!」那是魷魚唯一一次和別人聊白紙,她哭了很久。
這樣的時刻,他們也會問自己,意義是什麼?
「政府給我一種不了了之的感覺,不允許大家討論封控的各種話題,好像那些(逝者)名字不存在,好像事情沒有發生過。」羊艮感到困惑,「因為放開了,大家好像就也沒有一個新的理由再去聚集到一起,發出訴求。」
艾歌有同樣感受。封控結束後,一些朋友們似乎回到了正常生活,該吃吃、該喝喝,拍漂亮照片發在朋友圈。「原來你們生活中糟糕的事情只是因為封控而已嗎?」她安慰自己,可能他們也沒有真正走出來,只是表面上開心,「但我連表面上開心都做不到,我的生活斷裂了,但別人的生活在繼續。」艾歌說。
「我有種被拋下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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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與不變
氣氛比從前更冷了。
端傳媒了解到,各地白紙被捕者近日陸續接到當地社區或警方的電話,禁止他們在週年時期有所活動。白紙週年前夕,上海烏魯木齊中路附近的警力在夜間巡邏也變得頻密。
過去這一年,上海市中心和地鐵站增加了更多警車和警察, 頻繁到羊艮漸漸習以為常。很多朋友離開上海、甚至離開中國,書店「關閉的關閉,結業的結業」。羊艮覺得,疫情放開後人流動了起來,但一些東西又好像停滯了,「在這個環境裏,找不到一個新的突破口去努力。」
她還在繼續表達,在社交媒體轉發社會新聞,卻三番五次接到警察電話,「讓我刪帖,找我談話,或者是威脅我」,羊艮說,拼命查違禁詞、一遍遍改成縮寫,還是發不出去,是很挫敗的感受。
如今,她看到公共事件想說些什麼,卻不知可以發在哪裏、哪裏是安全的,話語在腦子裏過了一遍,卻再也沒有力氣寫下來。
同樣受困於網絡審查的還有身在廣州的寶榮,她因轉發白紙相關內容失去微信帳號,在自己的公眾號上寫作,發一篇被刪一篇。寶榮說,一位內容創作者曾想發起活動到香港散步,為此三番五次改公眾號標題,從最初的「和《香港散步學》的作者一起city walk」,一直改成「和那個那個的作者一起city walk」才成功發出。
白紙後,柏莉看到警察或社區工作人員會有生理性反胃。她今年29歲,在北京做了數年記者,疫情期間,柏莉用了十幾年的微博帳號被炸號,她關注的女權、法律博主亦接二連三消失。
在李青看來,白紙似乎沒有對成都的公共生活增加額外的壓力。
「不管在白紙運動前還是後,成都整體有一種微妙的張力。」李青20出頭,參加了去年在成都的白紙運動。他解釋道,近幾年來成都吸引了很多離開北上廣的公民行動者,他們給公共生活帶來新的可能性。隨著這種可能性可見度的增加,活動也被有關部門關注,審查壓力越來越大。另一方面,公共生活的蓬勃,也有房地產、藝術館等商業機構或政府背景的活動,甚至在實體書店不斷關門歇業的時候,成都還在不斷開新的書店。
「看著頻率和密度增加了,但性質有區別。」李青說。
2023年10月底,萬聖節「百鬼夜行」的場面讓上海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襯衫上貼滿白紙的女生,手持巨型棉棒的「大白」,拿著「學醫救不了中國人」標語的「魯迅」,掛著「打倒程蝶衣」牌子的「程蝶衣」。年輕人用變裝表達諷刺和憤怒,一些評論說:「徬彿看到一年前」。
羊艮卻覺得難過:「大家的表達普遍是陰陽怪氣,這種表達背後是一種創傷。 你沒有辦法自由地正常地講述,只能用隱晦的、譏諷的。」
29日的現場,羊艮遇到警察開始交通管制、疏散人群——如一年前一樣,對路人說著「只出不進」。被封路圍起來的空間,有個名為「FOUND 158」的酒吧,酒吧每年的萬聖節活動都會吸引人群。當羊艮穿過管制走進去,卻發現酒吧燈條上滾動著:「158無萬聖節活動」。
「這怎麼樣都算不上是一個正常的環境。」羊艮說。
![11月初,寶榮在香港中環。圖:受訪者提供](https://d32kak7w9u5ewj.cloudfront.net/media/image/2023/11/eb5670581cf54e32bbd7514a7250406b.jpg?imageView2/1/w/1080/h/1432/format/jpg)
離開
不少白紙親歷者都提到「離開」這個選項。
「我不想離開,但我沒有辦法不離開、還不在心理上被摧毀掉。」艾歌說。
留學不一定是最好的選擇,卻是當下能夠自救的唯一途徑。眾多受訪的親歷者都展示出灰心、迷茫和無力感,甚至無法用言語來表達創傷。他們想要優先關注自己,想要去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想要留在海外。魷魚說,同溫層的朋友們以前討論留學,看重的是排名、好專業,如今看重哪個項目更容易留在國外。
柏莉在白紙後離開北京,赴海外快速「轉碼」。她所在的城市政治氛圍稀薄,柏莉日常忙碌於學業,像一條「老狗」一般放鬆生活。她提起一位曾經非常赤誠、熱血的行動者,前幾年他搬到美國,過上安穩的生活,結婚生子,轉學生物和醫學。
「我現在能理解了,因為(過去的)感情太強烈了。」柏莉說。
遠離政治和新聞,也成為魷魚和李青的選擇。「一些幼稚的責任感都被消磨掉了,也不太想回憶那段時間。現在自我審查尺度又收緊了一些。」李青說。艾歌也說,自己現在關心政治,缺少了曾經的熱情,只是出於責任感:「我已經做了一些事情,那就要繼續做下去」。
來到海外後,艾歌嘗試和身邊的外國朋友討論白紙,對方聽完會說:「I’m really sorry for that」。艾歌不知要怎麼回應。她覺得出國以後遇到的人,無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講這件事都很隔閡。她也關注白紙運動在海外的發展,「海外延續很重要,但另一方面很諷刺,這是關於中國的運動,你卻不能在中國談論它,它也不會對中國有影響力。」
正在申請留學的魷魚也出現了類似的灰心:「國際上的發聲傳不到牆內,就算傳到牆內,又能給誰聽到、誰願意聽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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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柏莉印象很深,那晚去亮馬橋,她只對室友說去見些朋友,不想給室友惹來麻煩。那夜柏莉做了被捕準備,裹上厚毛衣、穿上最厚的鞋——這樣或許在派出所也能睡一覺。事後,在社區網格員的帶領下,警察來到家中,在室友面前將柏莉帶走。錯愕之後,室友很快著手幫助柏莉處理後續事宜、聯絡朋友。室友還去了解傳喚時間,若柏莉沒出來,室友打算做好早餐去派出所等她。
「白紙是漩渦中很小的水流,但那天晚上做出選擇的人在我心裏很重。」柏莉說。她記得一位學政治的朋友說,六四留下的東西不是撼動了政治體制,而是隱密的社群資源和價值觀相近的人。「(白紙)就是一個考驗,有些關係和價值經受住考驗了。」
只不過,生活在中國大陸的親歷者們,面臨嚴苛的審查和監視,無法建立社群、亦很難抱團取暖。白紙運動在牆內的「不可言說」,也剝奪了反思、療傷的可能性。
「離開這裡,便能獲得自由與平和嗎?」羊艮沒有答案。
身在海外的艾歌說,無論讀書還是結識新朋友,她都快樂不起來。
「我的精神狀態、身心狀態都不是一個可以重建生活的狀態,斷裂已經發生了,沒辦法修復。」艾歌提到寫韓國學運的小說《鯖魚》,後記講到,那些看上去被毀掉人生的人,其實永遠停在了年輕的時候。
不久前,艾歌路過一場聲援巴勒斯坦的遊行,聽到人群大喊口號、看到警車的車燈晃過眼前時,她渾身顫抖。
「我想回去(中國),但我不知道我還能不能回去。」艾歌說。
為什麼想回去?
電話那頭傳來了啜泣聲。
應受訪者要求,艾歌、魷魚、羊艮、柏莉、寶榮、李青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