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市郊騷亂：過大的警權與絕望的少數族裔

「這裡是美國嗎？」

三十多歲的阿卜杜勒（Abdul）戴着鴨舌帽和外科口罩，拉着一個綠色垃圾桶來到巴黎郊外南特省（Nanterre prefecture）的一條街道中央，在那裏放置路障和廢棄的建築材料。幾分鐘後，他和其他年輕人一起點燃了路障。他在幫助弱勢群體的協會工作，但當天他從法國南部城市馬賽趕來，參加下午早些時候為奈克爾（Nahel Merzouk）組織的悼念遊行。這還是他第一次設路障。「再過些時間，你的聲音就被遺忘了，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使用暴力。奈克爾的死很打擊我，我哭了很久。他被殺是因為他是阿拉伯人。類似的死亡太多了。沒錯，我們燒了垃圾桶，但我很愛我的國家，我是法國人，我想讓人們聽到我的聲音，我想讓正義盡快得到伸張。」

幾百米外，警察正大量使用催淚彈，驅散平靜進行的遊行隊伍。這場悼念奈克爾的遊行，有來自巴黎郊區多個城鎮的6000人參加。

在阿卜杜勒設置的燃燒路障旁，22歲的艾亞（Aya）手持標語牌，上面寫着「為奈克爾（Nahel）伸張正義」。她正試圖阻止示威者將辦公室作為攻擊目標。「我理解這種仇恨，已經很多年沒有人認真對待我們了，因為生活在底層草根社區（法語：les quartiers populaires；指貧窮﹑低收入，多為少數族裔居住的社區）的人們一直被侮辱。死的總是同樣的人。我們受夠了。這裡是美國嗎？一個17歲的孩子因為拒絕服從警察的命令而被無故殺害。我很憤怒，我討厭這樣。我們能做什麼？但這真的有用嗎？在他們（警察）看來，我們還是外國人。」

幾分鐘後，阿卜杜勒消失了。在着火路障附近的一座橋上，頭戴鋼盔、面罩、身穿防彈馬甲的警察高聲呼喊。其中幾名警察配備了LDB（防禦性子彈發射器），這是法國警察在示威活動中廣泛使用的非致命性武器。警察在南特的街上追捕年輕人，而這一地區通常只有距離拉德芳斯商業區僅幾分鐘路程的大公司員工才會使用。 這些LDB的使用備受爭議，特別是因為在2017年所謂的「黃背心」運動中，許多人因面部被擊中而失去眼睛。

這一切的起源是一名17歲少年之死。奈克爾的母親是阿爾及利亞人，他在南特的畢加索住宅群（Pablo Picasso à Nanterre）長大。這個住宅群有18棟39層高的高樓，居民人數約14000。畢加索住宅群因為高聳，也被稱為「雲塔」（les tours nuages）－－但這個詩意的名號掩蓋不了它真實的面貌。在這一區，有接近22％的年輕人失業，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7個百分點；還有近50%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即每月生活費不足1000歐元。然而，這個區距離著名的遊客區﹑名店林立的香榭麗舍大道只有10公里。

6月27日星期二，在畢加索住宅群附近，奈克爾在一次路檢中被一名警察近距離射殺。兩名上班途中的年輕女生拍下了他被殺害的過程。她們在推特上發布的短片立即在社交網絡上廣傳。片中顯示，兩名法國警察騎著摩托車，站在一輛黃色奔馳車的司機位旁邊。 其中一名警察說：「我要一槍打爆你的頭」。另一名警察也附和。第一名警察掏出半自動槍，瞄準了離司機幾厘米遠的地方。之後一顆致命的子彈射穿了奈克爾的左臂和胸部，他的奔馳車繼續前行，在幾十米外撞上了一根電線杆。幾分鐘後拍攝的另一段視頻顯示，奈克爾倒在地上，周圍的消防員正在試圖搶救他。同日上午9點16分他被宣布死亡。車上還有另外兩名乘客：其中一名未成年乘客被捕，另一名乘客僥倖逃脫。

到了深夜，媒體紛紛報道了這一消息，但只有警方的說法。上午10點48分，在主要新聞頻道BFMTV的圖片下方，出現如下標題：「南特：一人因拒捕死亡」。主播們也重覆著同一資訊：「今天早上8點16分，一輛奔馳車拒捕，一名警察上前阻止時，奔馳車司機衝向他，警察開了一槍。」他們也指出這名年輕司機有多次前科。但幾分鐘後，兩名年輕女子在Twitter上發布了在現場拍到的錄像，這些畫面與警方的說法完全相反。槍手立即被警方拘留。他被拘留了48小時後被還押候審，並被指控犯有過失殺人罪。而奈克爾家庭的律師也發表聲明，指奈克爾沒有案底，警方捏造年輕人犯罪記錄，會保留採取法律行動的權利。

錄影瘋傳後，國家警察總稽查局（IGPN）也介入調查。該部門隸屬於內政部，負責調查法國警察。在一份初步報告中，IGPN證實了一名警察在路邊檢查時說的一句話：「你的腦袋會挨子彈的。」第二天，內政部長達爾馬寧（Gérald Darmanin）向參議員們發表講話，以非常鄭重的語氣向他們保證：「將對明顯（......）不遵守國家警察部隊的法律和培訓的警察進行制裁」。

自2017年馬克龍上任以來，其政府的部長們從未如此堅定地反對警察暴力。但這不足以平息底層社區的憤怒。當天晚上，南特畢加索街區陷入一片火海。汽車被燒燬，街道傢俱被毀壞，倉庫被點燃。當晚，巴黎其他貧困少數社區也發生了暴力事件。而當然－－這已經不是巴黎市郊第一次發生騷亂。自2000年以來，每幾年就會發生一次因法國少數族裔被不公對待而爆發的反種族主義示威，只是近幾年，隨著法國愈加擴大的警權，這些衝突愈來愈激烈。

失控的警權

自馬克龍於2017年上台執政以來，無論是社會運動還是公民團體（如環保主義者）組織的集會，還是最輕微的示威活動，警方的回應愈來愈強硬。對於愈來愈不受控的警權，馬克龍總是使用同樣的理由：「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秩序。」

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數十萬法國人走上街頭，要求改善生活條件。他們自稱為「黃背心」。在數週內，他們每週六都會聚集在一起表達訴求。示威活動遭到了警方的嚴厲鎮壓，內政部估計11人死亡，2495人受傷。但馬克龍政府的部長們已經在毫不猶豫地為警察的勇氣辯護。」不要談論『鎮壓』或『警暴』，這些詞是不可接受的」，2019年3月，馬克龍對一名質疑他的學生說。

從那時起，法國當局的立場就沒有改變過，儘管法國因其警察部隊的暴力而多次受到人權組織的批評。再者，雖然在黃背心運動期間，有數百宗警察使用過度武力（包括使用LDB子彈令示威者永久傷殘）的案件上訴至國家警察總稽查局（IGPN），但實際上最後有刑事檢控的少之又少。相比歐洲其他國家的警隊，法國警察近年的裝備升級，已經遠遠超越了歐洲一般的標準。例如英國﹑德國的警隊都沒有配備LDB子彈，但近年法國警隊經常在沒有足夠警告下使用能永久致殘的LDB。

而「和平示威」也愈來愈不可能。現時的法國警察會濫捕和平遊行的示威者，將許多人拉回去警局扣留幾個小時再放出來，即使本來就沒有扣留這些人的法律依據。
在警權問題，馬克龍現在與主要極右翼政黨的立場愈趨一致。2017年，國民聯盟主席勒龐（Marine Le Pen）宣稱：「原則上我支持警察​​，除非法院證明（......）可能存在違法行為。」而這幾年崛起得很快的極右派澤穆爾（Eric Zemmour）也將問題歸咎於有色人種移民，指由於法國引進了大量移民，這些騷亂可能會演變成內戰。

而面對強硬的警察，示威者，不論背景或年齡，也明顯變得更加激進，在每次遊行中都高喊「每個人都恨警察」。在奈克爾死後的幾天裏，每天晚上都有數百名年輕人走上街頭，這不僅僅發生在巴黎周邊的大城市。叛亂蔓延到了其他通常較為安靜的城市，如第戎、亞眠和魯昂。起初，每次的情況都一樣：街道設施被毀，然後被用來設置路障和簡易檢查站，以控制城鎮的出入口。

在某些城鎮，象徵權力的建築物成為襲擊目標。據內政部統計，共有273處警察辦公場所遭到襲擊。105座市政廳也遭到縱火或破壞。據國家教育部長Pap Ndiaye稱，二百多所學校遭到了破壞，「共和國最生動的象徵」遭到了襲擊，這些行為「令人深感遺憾並應受到譴責」。160名警察在與年輕人的衝突中受傷。

為了制止暴力事件的爆發，總統馬克龍在奈克爾逝世的第二天發出呼籲：「我們需要各地保持冷靜，因為我們不需要一場大火，一場可能惡化的局勢。」但這一呼籲沒有得到回應，似乎沒有什麼能夠阻止貧窮社區年輕人的反抗。19歲的示威者阿里（Mohamed Ali）跟我們說，「首先必須讓警察冷靜下來，如果警察冷靜下來，就不會再發生暴力事件了。」阿里和奈克爾一樣，住在有「雲塔」之稱的南特畢加索社區。「發生在奈克爾身上的事情，可能發生在草根社區的任何人身上。它可能發生在我身上，也可能發生在我的朋友身上。警方的路檢每天都會擦槍走火。我從未見過有人因為名字叫Luc而被警察殺害（註：Luc是一個很普通的法國白人名字）。我認為大多數警察都是種族主義者。」

2005年，在郊區發生的上一次大規模騷亂中，母親們聚集在一起試圖平息事態，但這一次，許多婦女理解並在某些情況下支持她們孩子的反應。我們在在南特街頭遇上卡里瑪（Karima），她大聲說：「我們的孩子被殺害，卻沒有人關心。」站在她旁邊的薩拉（Sarah）點頭表示同意：「我現在很擔心我15歲的兒子。你認為在法國這樣的國家，我們害怕警察殺害我們的孩子，是正常的嗎？」

「迅速、堅決和系統的司法對策」

為了恢復秩序，馬克龍最終將戰場留給了內政部長熱拉爾-達爾馬寧（Gérald Darmanin）。因此，6月30日晚，45000名警察和憲兵被動員到法國各地，他向他們傳達了一個信息：「接下來的幾個小時將是決定性的，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們在遵守法律和職業道德方面的堅定承諾」。達爾馬寧還要求BRI（Brigade de Recherche et d'Intervention）和GIGN（Groupe d'intervention de la Gendarmerie nationale）等只在發生襲擊等特殊危機時才會介入的精英部隊介入。6月30日晚，BRI的裝甲車首次駛上法國多個城鎮的街道。車內是配備重型武器的警察。

最終，在這6個夜晚的騷亂中，超過3500人被捕。其中，31%是未成年人。

繼內政部長之後，司法部部長、前律師莫雷蒂（Eric Dupont Moretti）也在呼籲他的軍隊採取強硬措施。作為緊急事項，他向地方法官發出通知，要求他們採取「迅速、堅決和系統的司法對策」，並特別請他們保留 「叛亂、參加以準備暴力或破壞為目的的團體﹑以及攜帶武器參加示威遊行」等罪名。

在法國，檢察官可以決定通過立即出庭的方式，在警方拘留結束後立即審判因某些罪行被捕的人。最近幾周，全國各地有數千名男女在被捕後根據這一程序接受了審判。法院不得不在週末組織這些聽證會，以應對大量案件。而在這些極速的審判中，警方很常捏造證據交上法院。

6月29日星期四，面容稚嫩的，只有21歲的伊內斯（Inès）在南特參加完悼念奈克爾的悼念遊行後被捕。她非常緊張，幾乎不敢說話。7月1日，在南特，晚上11點左右，虛弱的伊內斯被帶進刑事法院的一個被告席。她雙手被反銬在背後，迷惘地尋找法庭長椅上的家人。

伊內斯出現在社交網絡上的一段錄像引起了熱議。在這段錄像中，她向警察扔了一罐蘇打水，然後逃離。罐子最終落在了兩名警察中間，但警察立刻追趕她，並試圖扯下她戴着的白色面紗，將她撲倒在地。記者親眼目睹了警察在追捕過程中的暴力。伊內斯奮起反抗，並在幾名青年男女的幫助下成功逃脫了警察的追捕。一小時後，她終於在南特的一條街道上被同一批警察逮捕。然而警方的報告寫道，汽水罐最終砸在了其中一名警察的頭上，而且伊內斯還試圖抓住並毆打警員。

因為有短片作為證據，伊內斯只被判處105小時的社區服務。如果沒有錄像來反駁警方的說法，量刑會更重。她的律師Maître Benhamou在庭審後指，伊內斯被警方拘留了48小時，而且她被捕時，警察撕下了她的面紗，在警察局和在被告席上都禁止她戴上面紗。伊內斯已對在逮捕報告中撒謊的警官提出了僞造公文的指控。

經過六個晚上的騷亂之後，社區恢復了平靜。BRI等警察部隊的部署和嚴厲的司法回應可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街頭的大多數年輕人以前從未與法律打過交道。發現自己馬上就要出庭受審，並有可能被判入獄，當然會令他們降溫。但雖然騷亂暫時平息了，但憤怒依然存在。政治層面的反應不可能緩解這種憤怒。

然而這一次，示威者的聲音跨越了國界。6月30日，奈克爾死後三天，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發言人表示，她對「一名17歲少年被謀殺」感到非常擔憂，並補充說：「現在是法國認真解決警察中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歧視問題的時候了。」但法國當局卻以近乎令人不安的鎮定自若，對所有這些批評一概不予理會。法國外交部在6月30日發布的新聞稿中稱，「任何關於法國執法機構存在系統性種族主義或歧視的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法國外交部還寫道：「法國及其警察部隊決心打擊種族主義和一切形式的歧視。這一承諾毋庸置疑。」

馬克龍的隨行人員、部長們和議員們似乎也沒有意識到這種憤怒。7月3日，國民議會議長皮維特（Yaël Braun-Pivet）在法國電視二台（France 2）直播節目中說：「警察正在出色地執行任務。」而且，官員們還將責任歸到家長身上。7月5日，司法部長莫雷蒂（Eric Dupont Moretti）在參議員面前宣布，將向家長們散發傳單，「用簡單的語言解釋他們的義務」。在活動開始時，這位部長批評了那些 「對自己的孩子不聞不問，讓他們晚上到處亂跑」的父母。

政府目前正在認真考慮對被捕未成年人的父母進行經濟處罰。馬克龍為警方提出了這一想法：「我們應該能夠對初犯的家庭進行經濟上的處罰，從他們第一次做傻事開始，就可以輕鬆地對他們進行處罰，這是一種最低關稅。」

自從國家恢復平靜以來，馬克龍沒有發表過任何聲明來打擊歧視、種族主義或警察暴力，也沒有慰問過住在貧困社區的憤怒的人們。 他唯一的回應就是權威。7月6日星期四，他重申：「很明顯，我們的權威出了問題，一切都要從家庭做起。」

馬克龍找到了一個顯然與這些社區現實脫節的替罪羊來解釋這場叛亂：社交網絡和電子遊戲。在愛麗舍宮舉行的危機會議上，馬克龍表示，他對社交網絡和電子遊戲在暴力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感到擔憂。在他看來，年輕人「已經與現實脫節，我們有時會感覺到，他們中的一些人生活在街頭，電子遊戲讓他們陶醉。」對於這場令許多人憤怒，持續多日的動蕩，這就是他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