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12日，第25屆臺北國際書展倒數第二天，我在獨立出版聯盟「讀字迷宮」攤位聆聽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新書發表會。在僅僅半小時的發言中，林奕含幾乎用所有的時間來強調一件事：我是小說的作者，不是小說中的角色。她引用導演麥可漢內克（Michael Haneke）：「傳記不能解釋作品，因爲我們把一部電影所提出的問題和導演的生平扯上關係，以這種方式侷限了作品的範圍。我們對待書也是這樣，而我，我一直都想直接在作品裡探問、對峙，而非到別處去尋求解釋。」不只如此，她還用近乎批判的態度用自己的說法再次強調：
我覺得在現在啊，讀者的那個，窺隱癖，都，有點，過度旺盛了。⋯⋯我覺得大家在閱讀的時候，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他們覺得「紅學」就等於「曹學」。⋯⋯如果你沒有辦法把曹雪芹的家譜與賈寶玉的家譜做那種幼兒式的連連看，你在《紅樓夢》上便有一種失落感。我覺得這種閱讀是很不成熟的。
作為一個忠誠的讀者，她的立場經由這段發言，成為往後一段時間我看待她作品的立場──將真實與事實放入不同框架的強烈意識、對創作純粹性的絕對仰望。四年後，我讀到日本劇作家野田高梧在作品《劇本結構論》中對真實與事實的區辨：「我們平常在面對『事實』或『事件』的時候，除了滿足好奇心之外，不會得到特別深刻的感動。我們的感動乃是來自於本身在不知不覺之間，從那些『事實』或『事件』等等未經修飾的素材當中挖掘出來的『真實』。⋯⋯判斷藝術作品價值的標準，並不在於如何確切轉述事實，而應該在如何仔細講述真實。⋯⋯由此可見，企圖對於以報導事實為目的的新聞片和紀錄片的現實性，以及講述真實的戲劇片的藝術性採用同一標準比較的做法，很明顯是錯誤的。」
當我讀到野田先生的觀點，我立刻想起2017年2月12日的那個晚上。然而，我卻再也無法以信徒的態度將這段話或類似概念的所有說法，徹徹底底奉為我對作品／現實之立場的表述，因為林奕含在該年4月自殺了；而在她自殺之後，舉目所見的媒體以及數量上的大眾，幾乎全部都將她的小說與她的經驗直接連結，再將她的死亡與這份被聯繫的經驗扣合在一起。
最初，我對這個現象的情緒反應是仇恨。接著這份仇恨轉變成困惑和強烈的自我懷疑。恨，是恨人們蜂擁的注視到頭來仍是基於她口中的窺隱癖，以至於她的小說在她死後與生前不符比例地大賣；這至少是2017年2月12日時的她所強烈質疑的，一種藝術創作的退位，彷彿惟當小說是事實時才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