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六年：在歐美，這場運動面臨反彈與質疑

今年5月，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卡羅爾（E. Jean Carroll）在她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民事訴訟中勝出。卡羅爾指95或96年某日在百貨公司遇到特朗普，在幫他挑選禮物期間被哄進更衣室，並被特朗普按在牆上強姦。陪審團雖然沒有判定特朗普強暴卡羅爾，但判定他性侵和誹謗的指控成立，必須向卡羅爾賠償500萬美元。卡羅爾在庭上面對特朗普律師質問時表示，當時礙於特朗普的權勢和財富，不敢作出公開指控；但自2017年開始的 MeToo 運動給了她勇氣，認為自己可以選擇不再沉默，最終挺身指控特朗普。

判決出來後，許多 MeToo 運動支持者大為振奮。律師和作家Jill Filipovic 在《時代雜誌》撰文，指這場判決顯示 MeToo 運動的聲勢不但沒有減弱，而且還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有錢有權勢的男人也不是甚麼都能脫身。」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Michelle Goldberg指這場判決代表 MeToo 運動的「圓滿時刻」（come full circle）：「是因為 MeToo 運動，卡羅爾才會走出來；也是因為 MeToo，紐約才會通過『成人倖存者法案』，允許在訴訟時效過後很久才去性侵犯作出起訴。而現在有了這個判決，激起這一切（註：指特朗普當選引發 MeToo 運動）的人終於要負上責任。」

2017年，《紐時》披露著名荷里活監製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三十年間犯下多起性侵，之後過百位包括演員﹑化妝師﹑劇作家﹑導演在內的女性電影工作者接連在社交網站，使用MeToo標籤，公開自己過去被性騷擾或性侵的經歷。不久，MeToo運動的旋風便從線上到線下、從美國娛樂界延燒至全球社會各界，成為受侵害者的發聲管道。2022年是me too運動五周年，許多媒體都趁機回顧了運動至今取得的各項成果：最重要的，當然是曾經歷性騷擾或性侵的人有了控訴的語言和管道，公眾對性侵問題的關注也提高了，而私人和公共機構開始制訂性騷擾和性平條例。更不用說的是，在運動發展的六年間，許多加害者終為自己過錯負上應有責任——比如歷經長年審訊，溫斯坦多項性侵罪名成立，現時身陷長達23年的監禁。

但同時，正當運動持續燃燒的過程中，很多質疑和反對聲音很快就出現。許多外媒將這些反彈，稱之為me too運動的「backlash」：這個字在社會科學中，一般是用來形容對某個社會運動，尤其是由少數﹑邊緣和弱勢群體發起的社會運動的反對聲音。美國近代歷史上最著名的「backlash」發生在1960年代：黑人民權運動令「民權法案」等多條重要平權法案通過，但成為了許多白人優越主義政客出現的契機。而今日在西方，以至在全球掀起波瀾的me too運動，也受到了不少認為運動是「獵巫」﹑「鼓勵誣告」等等的批評，當中包括激進的男權群體，也有來自其他保守群體的聲音。

去年，荷里活影星安柏（Amber Heard）和戴普（Johnny Depp）互相控告誹謗，法院最終判決戴普勝訴，安柏須賠償戴普逾千萬美元。在這場被《衛報》專欄作家Moira Donegan稱為「大眾的厭女症狂歡」的審訊中，在社交媒體上支持安柏的寥寥可數，連知名自由派脫口秀節目「周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也用了戴普對安柏在床上大便的指控來開玩笑，雖然當時安柏已經否認戴普的說法。

而在TikTok﹑Twitter等社交媒體上，也充斥著關於安柏捏造家暴證據，試圖毀掉戴普事業的說法，有許多影片指安柏家暴受傷的照片都是她和其律師團隊假造，照片中因家暴造成的瘀傷也是特技化妝。但其實此前戴普在英國法庭控告過小報《太陽報》誹謗並敗訴，因為法庭認為《太陽報》指他為「wife beater」（打老婆的人）「基本屬實」（substantially true），指出戴普的確曾多次暴力對待安柏。但許多戴普的支持者依然認為安柏才是施暴者，而且是大話連篇，意圖用謊言摧毀男性事業的女人。

而特別留意這場審訊的，有不少是近年支持者愈來愈多的激進男權組織，例如視女人為投機份子，鼓吹「男性解放」﹑認為男人應該拒絕「女本位社會」的「男人自行之路」（MGTOW；華人圈子稱為「米格道」）。男人自行之路是「男性圈」（manosphere）的組成部份，同在男極圈的活躍組織還有「非自願單身者」（INCELs）﹑把妹達人（PUA）﹑「父親的權利」（Father’s Rights）運動等。男人自行之路早在2000年代就出現，一直都主張「男性權利」，認為男性應避免與女性結婚或認真談戀愛，以免被女性佔便宜。而他們近年對於性別問題，以至女性主義的敘述，都明顯在直接回應沸沸揚揚的me too與女性主義運動。

其中一種反彈，就是挪用me too運動中的語言，將男性定義為弱勢群體，甚至是受害者。例如在安柏和戴普的官司中，許多男人之行之路的網紅指，安柏表現的是「有毒的女性特質」（toxic feminity），即利用說謊來操控及摧毀男性，但在人前則楚楚可憐，裝出一副受害者﹑弱者的樣子，而戴普剛是站起來對抗女本位社會，以及me too這場獵巫運動的「英雄」。而且，戴普指自己才是這場婚姻中被暴力對待的一方，也令許多人趁機質疑「相信所有女性」（#believeallwomen）的口號，並且認為應該將口號改成「相信所有受害者」。此前，法院判決安柏對戴普的14項家暴指控中有12項成立。

而歐美右翼也對me too 運動表現出明顯的反感，在美國保守派中非常有名的評論人Ben Shapiro也說過，me too運動中「相信所有女性」的口號是「性別主義」（sexist）的，因為「相信所有女性」但不相信所有男性，等同說女性在道德上必然比男性優越，但「我們都知道，女人和男人一樣，都會說謊，會捏造證據，但這樣的謊言可以直接毀掉另一個人的人生。」雖然說的是「女人和男人都會說謊」，但針對的明顯是在me too運動中較多發聲的女性。而在社交媒體上，也出現了大量諸如#TimesUpAmber（呼應2018年荷里活女性發起的Time’s Up 口號）﹑#MenToo、#DontBelieveAllWomen等標籤，借用MeToo與女性主義的語言來打擊運動。

「情慾流動」vs 性騷擾

在運動早期，溫斯坦事件開始發酵的時候，就開始有一派批評聲浪認為兩性交往調情本來平常，但這種性表達的自由，卻被MeToo運動扭曲成為「性騷擾」。2017年10月，著名電影導演活地亞倫（Woody Allen）成為首個為溫斯坦發聲的人，被形容為對性侵事件及受害者「袖手旁觀」。

活地亞倫在接受BBC訪問時，認為事件對涉事女性來說「是一場悲劇」，但指事件同樣令溫斯坦生活變得一團糟。他希望案件可以產生「一些轉化」，但首次提到「獵巫」（witch-hunt）一詞，表示性騷擾定義的含糊，令男性人人自危。「當辦公室裡每個向女人眨眼的男人，都突然不得不打電話給律師為自己辯護」，「那也是不對的。」

這種觀點得到不少女性認同。2018年1月9日，包括影星嘉芙蓮·丹露（Catherine Deneuve）在內的百名知名法國女性在《世界報》（Le Monde）上發表為「捍衛糾纏的自由，作為性自由的必要條件」公開信，批評運動「失控」，形容開始有「極權社會的氣氛」。當時 MeToo運動已開始席捲法國，當地的女性主義者棄「MeToo」而取#BalanceTonPorc（或「out your pig」）的口號，將焦點放在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身上。

丹露和聯署的百多位女性在信中指，MeToo運動營造了一種未審先判的風氣，「男人唯一做錯的事情就是摸膝蓋、試圖偷吻、在工作晚餐上談親密的事」，卻因此失去工作。她們認為運動抑制了性表達和性自由，形同推廣「清教主義」（puritanism）。

丹露不是唯一一個支持被控告的男性的女影星。一週後， 83歲、法國資深女演員碧姬·芭鐸（Brigitte Bardot）在接受法國雜誌《巴黎競賽》採訪時，同樣認為評論性騷擾的女演員「虛偽、荒謬、無趣」。她稱很多女演員為了得到角色而與製片人打情罵俏，但為了被談論，就會說受到了騷擾。芭鐸更說，她很享受年輕時在電影業工作所受到的關注，「我從來都不是性騷擾的受害者，當我被告知我很漂亮或者有一個漂亮的小屁股時，我覺得這種恭維很好。」

一個月後，奧地利電影製作人邁克爾·哈內克（Michael Haneke）同用「獵巫」來形容MeToo運動，批評人們將合理的情慾與暴力混和一談，隔空支持丹露等人公開信。他形容MeToo引來了「帶有仇恨男性色彩的新清教主義」，認為「反對任何形式色情」的運動應該留在中世紀。哈內克雖有說明，任何強姦或脅迫行為都應該受到懲罰，但指出人們對加害者的預判正在蔓延，又質疑各指控中與性侵犯無關的陳述的數量。

雖然丹露之後因為大量批評而向性侵受害者道歉，但人們對調情和性騷擾界線的討論一直未有休止。例如2017年11月，美國記者、律師Gerlado Rivera在NBC著名主播Matt Lauer因性騷擾指控遭解僱後，就曾一度爭議性地形容性騷擾指控是「將求愛定為犯罪」。

的確有一些調查指出，男性似乎擔心自己求愛的行為被視為性騷擾。2018年12月，MTV曾訪問1800名18至25歲的年輕人，當中近三分之一年輕男性表示「擔心所做的事情會被視為性騷擾」，而4成人則表示「MeToo 運動改變了與潛在女性互動的方式」。然而一些女性主義者及律師也強調，騷擾和調情之間存有明顯的區別。在丹露等人公開信發布後，法國女性主義運動者Caroline De Haas與其他30位人士曾聯署，譴責人們混淆「性暴力」以及 「基於·尊重和愉悅的追求」兩個概念：「後者將女性視為平等的人，尊重女性的意願，但是前者將女性看作一種物品，絲毫不顧女性感受。」

英國律師Danielle Parsons則向英國《獨立報》解釋，調情的區別主要在於意圖和回報。「調情是試探性地看看某人是否對你感興趣，然後表現得靦腆迷人，而不是真的把自己強加給那個人。而性騷擾是強加給受害者的行為，無論是否需要，也不管她們是誰。」

MeToo只是「推特上的女權主義」？

除了一些明顯的反彈外，在女性主義的圈子裡，對運動也有一些檢討的聲音。在運動燃燒不到半年，已有不少女性主義者向各傳媒投書，表示擔憂運動的走向，指其似乎正反向危害女權主義。

第一種批評，是指責運動已從賦予女性權力，轉變為給發聲的女性貼上「受害者」標籤。2017年11月，線上雜誌Quillette發表了四位女性學者和作家對運動的意見。她們認為在爭取平權的路上，女性應該要是堅強的，定位自己為受害者「無意義又有害」。其中一名作家Helen Pluckrose寫道，女性作為有能力的成年人，完全有能力應對困難的、不愉快的事件。但當女性在公共領域被視為受害者，會固化女性的脆弱性。也另有作者認為與全球女性相比，西方女性處於非常優越的地位，如果她們將自己定型為處於困境中的少女（damsel in distress），「無法在成人世界中發揮作用，並且永遠需要拯救。」認為這樣的女權主義已經演變成家長式作風——告訴女性們是脆弱、被動、無能為力的受害者。

Claire Lehmann是 Quillette的創始人兼主編。她則懷疑許多聲稱自己是受害者身份的女性會後悔，因為「經歷過嚴重逆境的人往往排斥受害者的標籤，更願意將自己視為倖存者或鬥士。」2018年，美國作家Daphne Merkin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擔心運動讓女性回歸「受害者化」的敘事範本——她們被認為並且認為自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主婦一樣脆弱」。

另有批評聲音認為，當性騷擾界線未𨤳清，人們的憤怒、未經證實的提告正使運動失去重心。在達芙妮的評論中，她指人們無差別的憤怒感，「把一個真正的道德責任變成了一系列臨時的、有時未經證實的指控」；表示包括自己在內的女權主義者，都會對運動「翻白眼」。

2022年，42歲法國原生態綠黨（EELV）總書記、女權主義者巴尤（Julien Bayou）就因未經證實的指控引來批評，最後決定辭職。當時，其同黨領袖指責，巴尤對前女友施加精神暴力，使她在分手後患上抑鬱症。事件引來媒體強烈關注、綠黨前任總書記也表示將「盡快讓他辭去職位」。巴尤雖然否認事件，但還是決定辭職：「我無法為自己進行辯護，因為控告者們拒絕聽我的解釋和回應。」

事實上，巴尤前女友並沒有公開或通過律師就此發表任何言論。而Bayou則稱自己曾四次要求黨内反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小組介入調查，但沒有得到回應。然而，一些女權主義者開始私下調查巴尤，讓巴尤形容自己「受到監視」。

就巴尤面對的媒體壓力以及政治制裁，一些女性主義者對他表示聲援。社會黨前婦女權利部長Laurence Rossignol認為，涉及雙方私隱的事情不應該在電視演播室裡解決。著名的女權主義作家Caroline Fourest也表達自己的疑慮，稱女性需要繼續譴責侵略者，但記者和政治家需要意識到指控被工具化的風險。面對黨內同事無根據的指控，巴尤則認為：「她在MeToo道路上走得太遠了。」

美國作家、記者Katie Roiphe也在《Harper’s月刊》撰文，表示運動變形為一種「推特上的女權主義（Twitter feminism）」，只要用上MeToo，人人都可以自稱女性主義者。社交媒體讓人們憤怒和言論發酵，令整個政治文化變得更加兩極分化，讓女權主義者越發無法容忍異見者聲音。

至於運動五年後，引來受全球矚目的「戴普安柏案」則更被認為是MeToo運動對女權主義的一次重大反彈。在審判的整整六週，安柏連番矛盾的證詞在法庭在直播的鏡頭下被公開，引來全美範圍的大討論。外界批評安柏為「乘坐女權便車的家暴犯」，一般厭女風氣重新在社會泛起。

根據美國的非盈利民權組織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2022年的研究，在1500名美國受訪者中，62%的年輕共和黨男性認為女權主義對社會是一個淨負面影響，另有46%的年輕民主黨男性同意。 但相比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當時有60%的跨黨派男性認為女權主義是帶有「賦權」的作用，另只有34%的男性認為它「過時」。

「MeToo有讓女性過得更好嗎？」

在這六年間，MeToo運動逐漸從平權運動，演變成一場性別、政治和輿論互相交纏的漩渦。有些調查似乎指出，MeToo運動在職場上對女性弊多於利：女性組織Lean In和調查平台SurveyMonkey在2019年對超過5000名美國僱主進行調查，發現六成男經理對與女員工共事感到不適，包括單獨工作和日常社交，比往年增加超過三成；而在英國，三分之一受聘女性發現，在過去兩年，男上司少了和她們在工作和社交上往來。Lean In創辦人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指出，現時大部分企業高層都是男性，如果他們為了避嫌，刻意不聘請女性或和她們進行工作交流，除了會剝削女性就業機會，還會令她們無法獲得必要的工作支援和指導，影響她們的工作表現、事業發展和薪酬。

針對MeToo運動對兩性工作合作的影響，商業期刊《Organisational Dynamics》進行了更詳細的研究。在2019年，他們在美國向312名受聘男性和307名受聘女性收集數據，發現MeToo運動爆發後，16.7%的男性會刻意在社交活動中排斥女性，18.6%更不願意聘請「吸引的女性」；而若工作需要出國等私人接觸，21.1%人會避免聘請女員工。但值得留意的是，72.6%的女性認為有權勢的男人還是在繼續性侵害女員工，不過也有超過一半女性認為那些男性只是變得更謹慎，避免被控告。甚至，墨爾本大學的格茨伯格教授（Marina Gertsberg）發現，初級女性學術人員在2015年至2020年參與的學術研究數量不斷下降，尤其是和男性學者共同進行的研究，或許與MeToo運動蔓延至學術界，令越來越多大學教授被控性侵有關。

然而，觀乎過去六年的MeToo案例，或許會讓人懷疑這些調查的真確性。去年《紐約時報》整理了不同MeToo運動涉案人的現況，當然有些如溫斯坦般遭受法律制裁，但也有不少成功重啟事業，還非常成功，例如前美國參議員Al Franken、喜劇演員Louis C.K.、電影演員James Franco。雖然MeToo運動並非要讓侵害者永不超生，但所有例子，只要侵害者曾公開道歉或選擇轉行，大眾基本上就不會再關注該案件。

相反，不少提告的女性多年來還是無法重新發展事業，例如新聞主播格Gretchen Carlson在2016年起訴福克斯新聞行政總裁Roger Ailes性騷擾，雖然她得到二千元賠償，但自此以後，她接到的電視工作寥寥可數。案件的熱度消退後，侵害者承受的輿論制裁逐漸消失，受害一方在網絡上獲得的支持也隨之減弱，卻一直活在案件的陰霾下，難以重啟事業。

除了承受面對事業受挫的風險，受害者選擇提出控訴，本身就要承受極大的精神壓力。在調查過程中，很多受害者都要面對警方、檢控官、律師和媒體不必要的細節追問，要求復述侵犯過程，甚至何時高潮等細節。在衆目睽睽下復述多年前的創傷，令不少受害者認為是二度侵犯。即使他們成功克服精神壓力，不少案例最終也是不立案和被勸和解。倫敦大學學院政治科學系博士孫金昱認為，這些繁瑣的司法程序也壓力，本身就是「限制誣告和誤告的機制」。

MeToo運動經歷過很多爭議，但還是帶來正面影響。去年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就MeToo運動五週年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接近一半（49%）美國成年人支持MeToo運動，七成人覺得和過去相比，在工作場所對人性騷擾、性侵者，更有可能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六成人則認為舉報者也更有可能被相信，可見MeToo運動還是能提高公眾對性侵害的關注，遏止相關案件出現。但同一份報告也指出，46%美國人覺得性侵犯受害者選擇不舉報，還是非常普遍。事實上，不論是歐美還是亞洲地區，和幾年來的性騷擾案件還是不斷上升，除了是因為人們意識提高，更多人舉報，也顯示性騷擾和性侵犯問題依然嚴重。MeToo運動的確引起大眾對性侵害的反思和討論，也讓不少侵害者遭受法律制裁，鼓勵受害者發聲，但要消除性別不公，還是有漫漫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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