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建華，勞工工作者）
一、
「當故事遭到毀滅時，有關歷史性的感情也就同樣地消失了。我記得七〇年代早期，捷克斯洛伐克像是發生了一個『歷史休止』的時期；公眾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結構、它的衝擊力、它的方向、它的張力、它的節奏和神祕，我不能記得當時發生了什麼，或者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麼區別，而且我覺得這已無關緊要，因爲，當難以預料的事情消失時，意義的感覺也就會隨之消失。」哈維爾在〈故事和極權主義〉一文中，如此形容1968年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後的捷克「正常化」時期：一個「什麼都沒有發生」的捷克。「時間」被「國有化」了，「敘事」被官方壟斷。各種國家的宣傳機器，透過各種紀念日與儀式，把生活佔據。
「因爲人類的時間只能通過故事和歷史來體驗，所以，對於時間本身的體驗也開始消失……當歷史的地平線喪失時，生活變得毫無意義。」
2021年9月讀到這一段，我駭然發現，閱讀哈維爾的時空已全然不同－－我正在「正常化」時期，閱讀捷克的「正常化」時期，那既不是可能的將來，也不是別國的歷史。現在打開舊版的《無權力者的權力》文集，還夾附一張銀行入數紙，列出了職工盟九月初為了規避風險，預先向我支付的遣散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