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豆瓣賬號永久封禁，被權力黑箱圍剿的「涉政言論」糾紛

【編者按】2022年3月底，Oran使用15年的豆瓣賬號因「涉政言論」被永久封號。多次申訴無果後，同年5月初Oran在朋友幫助下向北京互聯網法院起訴豆瓣，要求解封賬號。近9個月時間裏，他們不斷碰壁，直到在另一個城市以「脫敏」後的案由立案成功，但最後的結果依然是意料之中的敗訴。

這段訴訟經歷告訴所有曾「天真」地以為，言論自由這一憲法權利能倚靠修改案由等「曲線救國」方式獲得司法救濟的人一個殘酷現實：涉及政治敏感的炸號起訴，在司法系統的入口就已被故意攔截。

Oran的豆瓣賬號被「炸」了。這是今年30歲的她用得最久的社交媒體賬戶，有15年。看到頁面提示信息時，Oran說：「我的大腦就像我的賬號一樣空白。它沒了，所以我也就空白了。」「炸號」發生在2022年3月30日，疫情正在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封控和次生災害輪番上演。

「炸號」是中國大陸網民描述自己網絡賬號被突然封停時的用詞。一旦被炸號，社交媒體上的所有痕跡都會被抹去。Oran的豆瓣登入頁面裏只留下一個名字和一小段提示賬號已被封禁的字，即使是她曾經留下的細小痕跡，比如對某個豆友的留言回覆，所有都變成了「內容不可見」五個字。

Oran決定起訴，她想要回自己的賬號。從發現炸號到決定起訴再到立案，最後到開庭和宣判，整個過程將近1年時間。Oran敗訴了。2023年2月初，她收到判決書。和一直在幫自己的律師朋友一樣，誰都沒有感到意外。但對她來說，失去幾乎每天使用並且連續使用15年的社交媒體賬戶，Oran的自我從此缺了一半。

用豆瓣的15年裏，她從未想過自己會被炸號。Oran早就感知到國內輿論環境的大幅收緊，也眼見着豆瓣緊跟形勢對自己進行適應性改造。她認為自己是能摸得準一些規律的，但還是因言獲「罪」。在疫情封控期間，她在豆瓣上對政策發表批評意見，尤其是暗示了對最高領導人的意見，被豆瓣判定為「發布違反相關法律法規或管理規定的內容」，因此賬戶永久停用。

但像Oran一樣走進司法程序的被炸號者寥寥無幾。為Oran提供法律意見的朋友吳彥,曾專門在法律文書檢索網站上搜索這類案件。他發現，能查到的賬號關停糾紛中沒有一例是因為「發布違反相關法律法規或管理規定的內容」。對於立案艱難乃至最終敗訴都在Oran和吳彥預料之中。他們觸碰到的是公開的秘密，在中國，看不見的政治紅線控制着所有人的公共言論，而憲法中所謂的「言論自由」從立法之初就不過是一條「觀賞性條款」。他們的故事在不斷上演：在社交媒體平台和上位監管者共同構成的權力黑箱中，一條條賽博生命死去了。

「傀儡」豆瓣

一位曾在承接審核工作的外包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訴吳彥，公司會根據上級部門給出的敏感詞進行審核，如果因為這類原因被炸號，平台其實也沒有權限恢復賬戶。

Oran本來就是一個愛「吐槽」的人。她說，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情都會在社交平台上發表自己的看法。所有社交媒體中，Oran用得最多和最久的就是豆瓣。豆瓣成立於2005年，是中國早期社交媒體公司之一。據豆瓣官方網站介紹，截至2019年底，豆瓣註冊用戶超過2億人，月活躍用戶超過4億人。

Oran懷念2007年剛開始使用豆瓣的年月，她覺得那個時候的聊天就是觀念的碰撞，說話自由，氛圍也特別好。大家可以找到不同的同好小組，自由地聊藝術、聊人文、聊興趣。而現在被視為禁區的調侃和惡搞國家領導人的圖片，那時也曾風行一時。她記得自己有一篇日誌是某一任國家領導人的惡搞圖片。「早年都可以隨便發，特別好笑的那種圖。那時候很自然很無所謂，但是現在再看的話，就是非常敏感的東西。」

政治並不一直是Oran和豆友們常常討論的話題。「那時候我不常聊政治，關注得也不多。漸漸地很多和政治有關的事情發生在生活中，發生在身邊，才慢慢更多地去關注政治。」

2022年，全城休克式防疫在中國多個大城市中輪番上演，Oran所在的人口超千萬的城市也在一夜之間被「靜默」，她被封在家中。在物資最匱乏的那些天，Oran每天只能吃清水煮菜葉，有一次餓到低血糖。她接連在豆瓣上發了幾條批評疫情政策一刀切、置人生死於不顧的內容，認為中國當時的防疫措施是「開歷史倒車」，暗示某人「為了連任」罔顧法治。

作為一名有着15年「豆齡」的豆瓣老用戶，Oran自認為深諳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早在2015年，她就感覺到越來越多以前能說的話變成了敏感詞，以往發過的多篇日誌也被豆瓣悄悄刪除，其中就包括國家領導人搞笑圖片的那篇。Oran以為不指名道姓就可以，但這一規避風險的方法顯然早已失效。

吐槽防疫政策後沒過幾天，Oran的豆瓣賬戶被禁言60天。她無法壓抑自己的憤怒，在豆瓣的申訴網頁上發起申訴，寫道「我說的是某人。某人可能指的是我爸。如果我說某人是肥豬呢？你們也要說我是涉政嗎？」

Oran沒有等來解禁，卻等來了「炸號」。「不敢相信，本來是60天禁言，沒想到永久炸了，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不同的社交媒體的審查尺度的確各不相同。在一些情況下，社交媒體平台似乎具有一定的自主權。Oran在自己微信朋友圈發布了跟豆瓣上幾乎一致的內容，但她的微信賬戶平安無事。另一個朋友為她感到不平，把她發在微信朋友圈的內容直接粘貼到自己的豆瓣日誌裏發布，沒多久這位朋友的豆瓣賬戶也被禁用了。「她的號以前幾乎沒用過，沒什麼歷史行為，就這樣都要把它炸了。」

在Oran看來，豆瓣通過刪除廣播、日記以及禁言乃至封停賬戶等不同力度的審查方式，讓大家自己去感受什麼話能說、什麼話不能說。「只要是它覺得不滿意的、不符合的，（對用戶來說）這是完全主觀的政策。」

一位曾在承接審核工作的外包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訴吳彥，公司會根據上級部門給出的敏感詞進行審核，如果是因為這類原因被炸號，平台其實也沒有權限恢復賬戶。「這種情況下，平台自身都沒有辦法。」而敏感詞中，政治批評是絕對紅線。此外，一些社會熱點也會因為輿情大小被劃入敏感詞範圍。

常用的豆瓣賬戶被封后，Oran用小號發布了一篇她看完《使女的故事》後的觀後感，但幾天後她的這一賬戶又被禁言180天。「一些觀後感而已，我沒有罵誰，就是講了一點觀後感，聯繫了一下現在社會女性的處境。還沒有（豐縣八孩母親事件）那麼敏感。」Oran知道一些朋友因為評論豐縣八孩母親事件，同一個手機號碼註冊的賬戶，甚至包括支付寶都被封禁。再次被禁言後，Oran把小號也註銷了。

豆瓣的審核機制相較其他社交平台更為嚴厲，也更難以捉摸。吳彥一個朋友曾發布一條跟政治毫無關係的內容但也被「莫名其秒」地屏蔽了。

豆瓣審查的不可預測早有跡可循。在幾次互聯網整頓專項行動中，豆瓣都被點名和處罰，其審核尺度也一再收緊。2022年3月15日，中國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市網信辦派出工作督導組進駐豆瓣網，督促整改，稱當前豆瓣網存在嚴重網絡亂象。網信辦入駐後，豆瓣關閉了私密小組功能，想要繼續存續的小組必須轉為公開。而私密小組曾經是豆瓣最有特色的一項功能，一些小組因粉絲量巨大而頗具影響力。

在私密小組功能關閉之前，此類小組就是豆瓣整頓的重點。2021年「飯圈」亂象治理運動中，粉絲數近70萬的娛樂八卦小組「豆瓣鵝組」被豆瓣暫時關閉，整頓兩個月。當年11月底重新上線後不久，旋即迎來豆瓣被網信辦約談，整體限期整改。到2022年北京網信辦入駐後，豆瓣鵝組等大流量小組被停用至今。

2021年年底，國家網信辦約談豆瓣網主要負責人、總編輯，責令豆瓣立即整改，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據官方披露，2021年1月至11月，國家網信辦指導北京市網信辦對豆瓣網實施20次處置處罰，其中多次予以頂格50萬元罰款，累計罰款金額高達900萬元。

頻繁的監管重錘後，豆瓣對平台上的用戶管理也日趨嚴厲，似乎「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個」,徹底淪落為審查機制的傀儡。被封號的不光Oran，她關注的不少對政治感興趣的友鄰，也在這幾年收緊的過程中被封號。

被擋在司法門外的「涉政言論」

縮減和脫敏起訴書的辦法似乎奏效了。法官直到看見豆瓣公司提交的證據材料時才意識到，Oran發表的言論是在批評疫情政策、影射最高領導人。吳彥說：「法官就明白了，他後面就特別緊張。」

發現自己被封號以後，Oran在能想到的渠道都進行了申訴，其中甚至包括消費者保護協會。一直申訴無果的Oran想用法律手段做最後的抗爭。她聯繫到了法律從業者朋友吳彥，覺得只剩這一種辦法有可能「威脅到他們」，爭取把號要回來。但法律並非Oran想像的那樣是維權的有力武器，也再次顛覆了吳彥作為一名從業人員的基本常識。

2022年5月，Oran第一次在北京互聯網法院以網絡服務合同糾紛為案由線上提交起訴書。這是涉及社交媒體賬戶使用糾紛時常用的起訴案由。一審階段的互聯網案件由互聯網法院集中受理，所有步驟均為線上。目前設有互聯網法院的城市有北京、廣州、杭州和上海。提交申請半個月之後，Oran收到了「申請內容不符合法院網上立案工作的相關規定，終結審核」的通知。

在收到終結審核的第二天，Oran再次提交起訴書，申請立案。這一次，吳彥他們大幅縮減了起訴書的篇幅，尤其去掉了第一次起訴書中諸如「言論自由」「憲法」等「敏感」詞彙，只留下基本事實的描述，希望能以此過審。然而，等待兩個多月後，Oran再一次收到了終結審核的通知。

又過了一個月，吳彥和Oran再次對起訴書進行修改，他們甚至去掉了「封號」這樣他們認為「敏感」的字眼，將其改為「限制賬戶正常使用」，然後再一次在北京互聯網法院線上提交立案申請。結果等來第三次失敗。

吳彥介紹說，北京互聯網法院的這一舉動明顯區別於其他民事案件。Oran的起訴申請被終止既沒有得到具體解釋，也沒有收到不予立案的裁定文書。這些在普通民事案件中都是必須的程序。他起初認為法院超期審核已經違法，但通過檢索吳彥發現，北京互聯網法院被開了綠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經發文明確表示「立案法官認為無法通過網上立案系統完成審核的案件，可以終結審核」且不受「收到材料三日內作出審核」的限制。「這給了法院一個很大的審核權利，可以不給任何解釋直接終結審核。」而沒有不予立案的裁定文書，起訴方也無法繼續上訴。

「這幾年我身邊有很多朋友因為相似的原因被炸號，全國肯定更多，我覺得肯定有人去起訴過，但為什麼找不到相應的判決？」吳彥的這一疑問始終沒有找到答案。在起訴豆瓣的事情傳開之後，不少有炸號經歷的人找到吳彥想要諮詢。他們多因為涉政發言被封禁賬號，想起訴的平台不僅包括騰訊微信、新浪微博傳統社交網絡，也包括網易雲音樂這類以娛樂功能為主但兼具社交的平台。

沒有先例可詢，他們只能一點點摸索可行的方案。一方面要解決具體的技術難題，比如，賬戶被炸後如何證明它是自己的，證明賬戶屬於自己後又該如何證明它被「炸掉」了；再如，註冊時的手機號碼已經停用或者遺忘要如何找回等。解決完前述小問題後，他們將面臨最難以解決的障礙——如何立案。吳彥在幫助Oran的同時，還在同時幫助其他像Oran一樣因封號想起訴的朋友。他們都不止一次地在北京互聯網法院申請立案失敗，並且被不同程度地拖延。有人因此最後放棄了起訴。

一名代理過類似案件的律師給出了吳彥疑惑的答案：北京互聯網法院會在立案環節就就把涉政敏感言論的起訴擋在門外。據這位律師介紹，北京互聯網法院內部在刪帖、封號等網絡侵權類案件的立案要點中明確，涉及封號的案件多存在敏感點，僅通過原告提供的上訴材料較難排查有無政治敏感因素，所以法院要與互聯網平台建立溝通機制。「就是在立案階段排查這種法律風險，即使不提交詳細的材料，它也知道你這個案子，知道（賬號）因為什麼原因被封。（被認為）有點政治敏感性的這類案件，就不會給你立案。」吳彥說。

吳彥另一個起訴騰訊微信炸號的朋友遭遇了跟Oran一樣的情況。騰訊深圳總部所在地的深圳南山區法院的做法跟北京互聯網法院如出一撤。「不立案、不解釋，也不出具任何法律文書。」北京、深圳、上海、杭州等地是互聯網企業集聚的地方，這意味着，普通人在目前幾乎所有社交媒體平台上，如果因為涉及政治批評等言論被封號去法院起訴，都很難繞過這些法院。這在吳彥看來，就是「把這類案件的司法救濟渠道給堵死了」。

作為一名法律從業者，吳彥認為法律是個體維護自身權利的最後一道防線。人們可以通過法律途徑主張自己的權利，法院會作出裁決，這是一個基本常識，也是一個基本原則。但因為涉及政治敏感因素，在炸號起訴這件事情上，吳彥發現，個體在司法系統的入口處就已經被故意攔截。

外界看到的是，炸號行為和最後的處理都由社交媒體平台自主決定。但它們的決定背後其實是網信辦等國家監管部門的意志。「在這個過程中，更高的監管部門是隱身的，個人也無法直接去追究到它的責任，」吳彥說。

司法系統內基本找不到類似案件的判決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使成功立案，原告也極有可能被法官調解，與被告達成和解後撤訴。

吳彥和Oran感到在北京互聯網法院立案無望後，決定最後一試。他們在另外一個城市以網絡侵權責任糾紛為案由再次申請立案。新的案由在法律上允許上訴人在自己居住地法院申請立案。這讓Oran他們能夠繞過豆瓣法律主體公司所在的北京。終於，他們成功立案了。Oran收到立案成功的短信時已經是2022年9月底，距離第一次提交立案申請已經過去半年。而同時再次提交給北京互聯網法院的立案申請繼續毫無意外地「終止審核」。

縮減和脫敏起訴書的辦法似乎奏效了。法官直到看見豆瓣公司提交的證據材料時才意識到，Oran發表的言論是在批評疫情政策、影射最高領導人。吳彥說：「法官就明白了，他後面就特別緊張。」

在開庭前調解階段，法官苦口婆心地勸說Oran撤訴。他告訴Oran，自己很多律師朋友對於疫情封控措施也很有意見，甚至也有人因為在微信朋友圈發表批評言論被封號。他明確表示，即使Oran堅持起訴，結果也肯定是敗訴。但自己願意幫她跟豆瓣協調，看能否把涉政內容刪除後恢復賬戶。

幾天後，Oran告訴法官無論結果如何仍想起訴。法官勸她撤訴，還提醒她留下案底可能影響以後找工作。但Oran並不在意，她在意的是能留下點什麼。「號肯定要不回來了，最起碼還得留下點痕跡。直接撤訴的話有點太慫了，是吧？」

吳彥說，對法官和豆瓣來說，給Oran恢復賬戶換取她主動撤訴，是「皆大歡喜」的結果。但因為涉政言論的敏感性，此事決定權已不在豆瓣手中。「豆瓣的人反饋說他們也有類似想法，但這件事情不是他們能決定的。就說到這裏，也沒有說到具體誰能夠決定。」

雖然自知希望渺茫，吳彥還是期待過法官在判決書中能夠作出一些對於言論自由和權利邊界的表態引發一些討論，哪怕是以十分隱晦的方式。但在最後的判決書中，法官只說到根據證據材料，Oran的確存在違法違規發言，豆瓣關停其賬戶的決定合理。

無法重生的賽博生命

一條賽博生命沒了。這是Oran對豆瓣炸號事件的自我評價。「失去了這15年的記錄，就像被車撞失去了記憶。」

很多朋友聽聞吳彥在幫Oran起訴豆瓣之後都覺得難以理解。他們認為「這事肯定是大象的問題，為什麼去起訴豆瓣？」吳彥認為這些平台公司不能免責。「這裏的具體機制我們不太清楚，但他們相當於共同構成了一個權力的黑箱，外界只能靠猜測。」

不同社交媒體對於相同言論的管控尺度不同，這讓吳彥認為，公司在具體操作層面仍然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刪還是留的最後決定依然在公司手中。他認為社交媒體平台公司和用戶之間存在着明顯的權力不對等，微信、微博、豆瓣等公司有能力和資源直接影響整個公共輿論，它們具備準公權力的性質。而當下網絡監管和輿論審查愈發嚴厲，這在吳彥看來，這些公司越是應該更加慎重地作出禁言、封號等決定。「隨便一個決定可能就讓一個人十幾年的心血就沒了，這可能比政府某一個行為對個體的影響更直接更具體。」

在安全和用戶之間，豆瓣顯然只能選擇拋棄後者。吳彥曾是對豆瓣傾注了感情的用戶，他覺得豆瓣曾經靠書影音、同好小組等聚集和培養了一大批文化青年和獨立思考者。但是「現在相當於豆瓣把這群人給拋棄了，會有這種感覺。」

吳彥現在只把豆瓣當作一個備忘錄，用來標記想看的書籍和電影。「我能理解（豆瓣的選擇），但不能接受。很多朋友也會有這種感受。大家都知道問題的根源是『（房間裏的）大象』，至於豆瓣在這個過程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大家還是不能確定，很失望很憤怒。」

疫情期間，官方審查全面升級，討論和批評不允許出現在公共空間，很多人直接放棄了在牆內的表達，不同人群之間的隔閡越來越大。吳彥說：「我們這個圈子裏，大家對這種趨勢是很一致地厭惡，但在更大群體裏，比如同事或家人，他們沒那麼關心政治，很容易被官方敘事引導，覺得官方說什麼就應該聽什麼。我們在牆內又無法進行政治表達，就造成你跟他們的距離越來越大。」

隔閡和距離，讓Oran從一個很喜歡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表觀點和意見的人，變得越來越「自閉」。

豆瓣賬戶用了15年，她幾乎每天都會在上面寫點東西，從個人日常、讀書筆記到電影觀後感。一夜之間消失以後，唯一帶給Oran一些安慰的是，她意外想起來自己曾經給賬戶做過備份。有豆友曾開發一個插件，可以將豆瓣賬戶的一切內容原封不動地備份到本地。插件的名字叫豆墳。但Oran只追回了一小部分。「比完全沒有肯定要好的，」她說。

大號被封停，小號被禁言後，Oran開始用一款記事軟件記錄自己的一切。她笑說：「完全變成『單機』了。」Oran曾因其他事情被警察約談，那段時間裏，她甚至開始重新撿起紙筆寫日記，因為無法再相信手機。現在，Oran在努力減少對網絡和手機的依賴。雖然一直自嘲記性很差，但Oran還是開始訓練自己把事情記在腦子裏。

一條賽博生命沒了。這是Oran對豆瓣炸號事件的自我評價。作為一名職業心理諮詢師，她仍在艱難消化這件事給自己帶來的影響。「直接把我的半個自我給毀掉了。我本來記憶力也不太好，就指着它承載我的生活記憶和感受。失去了這15年的記錄，就像被車撞失去了記憶，你不舒服。」

豆瓣對Oran來說，原本還能成為職業發展的新機會。Oran在豆瓣創建了兩個小組，自己平時也經常寫一些心理學分析筆記，一些豆友會跟她請教交流，甚至線上諮詢。「雖然人不多，想着以後有空了可以好好經營一下。有很多想法，也是一個窗口，可以去做心理諮詢或者科普，結果都沒了。」

最無形的影響是Oran失去了最熟悉和最喜歡的跟這個世界交流的方式，失去了跟線上世界的深度連接。日常生活中，她很少跟身邊的人像在豆瓣裏那樣，關注和討論時事、人文或者藝術，線上和線下兩個世界幾乎沒有交集。她和為數不多的幾個豆友交換了其他聯繫方式，其餘所有友鄰都只通過豆瓣聯繫。炸號後，Oran自然跟他們徹底失去了聯繫，「整個世界給我砍掉了。」

Oran直到現在都不敢去細想到底丟了什麼，只好往前看。自我世界裏空掉的那部分原以為可以在牆外的社交平台得到彌補，她用手機號註冊了Twitter賬戶。但後來被警察約談，對方翻出她在Twitter發的所有批評言論與她對質。「推特也被找到之後你會徹底自閉。我在他們的要求之下，刪掉全部（推文），關閉了賬戶。」

Oran的賽博生命死去了，而她不打算重生。雖然目前生活和心態還算平穩，但能否從豆瓣封號後的一系列打擊中徹底恢復，Oran也很難確定，「至少這裏還是自由的，」她用手指了指自己的頭部。

文中Oran、吳彥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