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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來10年的公義︰被單車鏈毒打、熨斗燙面,在港被虐移工獲賠逾121萬元

距離那段被虐待的日子已有10年,她還是會經常發惡夢,身上的疤痕並沒有完全消失,部分傷口仍會感到痕癢痛楚。

2023年2月10日,香港,多個外傭組織到灣仔區域法院聽取印傭Kartika遭僱主夫婦虐待案的裁決,批評法律程序長達10年需時太長。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23年2月10日,香港,多個外傭組織到灣仔區域法院聽取印傭Kartika遭僱主夫婦虐待案的裁決,批評法律程序長達10年需時太長。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特約撰稿人 謝欣然 發自香港

刊登於 2023-02-12

#移民家務工#移工

【編者按】本文作者由2014年Erwiana被虐事件開始關注在港移工權益,她有感於Kartika在港被虐事件與Erwiana被虐事件同期發生,受虐情況甚至比Erwiana嚴重,卻因領事館阻撓而未能得到同樣高度的關注,一直希望將Kartika的經歷以完整的方式呈現。Kartika情緒至今仍深受影響——對於被虐者而言,想從記憶中抹去沉痛回憶,卻同時要透過說出事件爭取公義,是一種非常無奈的掙扎,Kartika每一次的自述都伴隨着哽咽的淚水與零碎的字句,作者在移工組織者的陪伴下作出有限度的訪問,並結合陪伴者的見證、判案書的判辭,重新組織事件。

(謝欣然,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misocom)成員。)

「她家鄉的房子不是用水泥蓋的,外牆是用木還是竹製成,裏面沒有燈,很黑,看不到清有什麼家具……我記得地下沒有鋪磁磚,那是泥地,要鋪上一張蓆才能坐下。」憶起第一次到訪印尼家務工Kartika的家時,香港外勞事工中心的總幹事Cynthia Abdon Tellez如此描述道。

2010年至2012年期間,Kartika被僱主虐待長達兩年多,最終施暴者被捕入獄,但Kartika卻連欠薪也追討不成。回到鄉下,家裏仍舊一貧如洗。感同身受的移民家務工們為她感到不忿,當Cynthia與印尼移工工會主席Sringatin打聽到Kartika住處,即親自到訪,說服她展開民事索償。直到2023年2月10日,距離Kartika遭受虐待逾10年之後,法庭作出判決,宣佈Kartika應獲賠償121.86萬港元,扣除早前保險公司已存入法庭的35萬,僱主須支付86.86萬賠償。

惡夢縈繞的10年裏,Kartika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沒能接受治療,身體的傷痕與精神的創傷至今仍令她的生活無法重回正軌。這10多年間,她經歷了什麼?承受了多少旁人難以想像的痛?她遇到了什麼困難,結果要花上這麼久的時間才追到賠償?

僱主揚言殺死其家人

Kartika Puspitasari,來自印尼爪哇島中部一個偏遠鄉村。由於父親早逝,家中沒有田地可耕作,困頓之下,2003年她隻身離開家鄉,到馬來西亞當家務工,賺錢供養母親與弟弟。2010年她回鄉結婚,生下女兒不久,丈夫猝然去世,她再次踏上出國打工之路,來到香港。

第一個落腳地點是位於大埔昌運中心的屋子,僱主夫婦年約40,比Kartika稍大。男僱主戴志偉在電器公司當銷售員,女僱主區玉珊則是公立醫院的助理,兩夫婦養育3名小孩,最小的只有2歲。

打工首3個月,僱主雖然有支付工資,但由於中介費索價7個月工資,所以Kartika的工資都用來付中介費,沒有分文進帳。

移民家務工被濫收中介費,是長久以來的嚴重問題。2009年,印尼移工反濫收中介費陣線的調查發現,印尼移工普遍被要求支付1500港元至15000港元不等的中介費用。時至今日,在港移工被超收費用的情況仍然嚴重。根據外勞事工中心2021年工作報告,有3成求助個案面對被超收費用的問題。

在馬來西亞待過7年,家務勞動是怎樣做的,Kartika已是熟手技工。不過,馬來西亞跟香港的法例不同,在那邊的移民家務工沒有法定假期,也沒有統一薪金。來到香港打工時,Kartika對於在港打工的權利亦不了解,沒有親友可以求助。

2010年10月下旬,Kartika在戴家工作了3個多月後,他們由昌運中心搬到大埔太湖花園八座的一個單位。搬到新的住處,僱主警告Kartika不可與外界任何人接觸,但沒有解釋原因。

Kartika沒有手提電話,僱主的家中也沒安裝電話,而僱主亦沒有向中介和入境處申報新住址。自搬入新屋後,Kartika便與外界隔絕通訊,惡夢由這裏開始。

有一天,Kartika工作出了錯,區玉珊忽然暴怒,用衣架大力拍打Kartika的後腦,繼而換上平底鞋作武器,打得她後腦紅腫流血。到了晚上,僱主睡覺之前,用索帶綁住Kartika的手腳,將她綁在坐廁上。

僱主一家不再和她說話,只有在要求她做家務時才會剪開索帶,清潔完成後,復又將她綁起,有時會綁在廚房的椅子上。Kartika回憶道,不知何故,區玉珊回家的時候通常都很憤怒,一回來就會打她。初時只有區玉珊施暴,後來,在區的慫恿下,戴志偉也加入虐打。

第一次被打時,Kartika大聲喊叫救命,區玉珊立即恐嚇道,如果她再叫或嘗試逃走,就會殺死她,甚至揚言會殺死她在印尼的家人。

2022年10月,香港,印傭Kartika連同外傭團體開記者會期間展示被僱主虐待後留下的疤痕。
2022年10月,香港,印傭Kartika連同外傭團體開記者會期間展示被僱主虐待後留下的疤痕。

後來,法醫的紀錄顯示,Kartika身上留有45處的新舊疤痕。法庭判決書上詳細羅列了傷痕的來源:戴志偉用一條長達兩呎半的單車鏈抽打Kartika的背部,留下長長的疤;區玉珊也用單車鏈打她的嘴,導致一隻門牙崩掉,她的後腦和左後背亦受到傷害;當Kartika用熨斗燙完衣物後,區玉珊用熨斗壓在她的右邊臉和右手手肘上,令她右邊臉掛上一道三角形的疤痕,右手手肘的疤痕則是啡色而闊大的;區玉珊無故將Kartika的頭撞向水龍頭,令她的鼻樑流血且留下疤痕……法醫報告指,Kartika的手臂、手腕、小腿、腳踝,都有平行線狀的疤痕,疤痕有新有舊,顯示被綁次數之多。

太湖花園八座的保安張先生作供時指出,最後一次見到Kartika時,她的頭髮很短,衣不稱身。Kartika受訪時說,僱主將她所有衣服都丟掉,在家只讓她穿超級市場的垃圾膠袋,外出時則穿小孩的衣服。有兩次,僱主以她有頭蝨為由,將她的頭髮剪至極短。對於身為穆斯林的她,剪去頭髮、衣不蔽體是極受侮辱的對待。

她經常吃不飽,有時兩三天才吃一次東西,都是區玉珊由醫院拿回來的凍粥。當她提出想喝水時,區有時會將她的頭按進坐廁,要她喝廁所水。同屋有3個小孩,父母不讓他們跟Kartika說話,小孩自己在一旁玩耍,Kartika聽不懂他們的語言,只記得,小孩有時會望着被綁的她露出奇怪的笑意。長時間看着家中有人被綁被虐打,到底在小孩腦海裏形成怎樣的價值觀,無人知曉。事件揭發後,3名小孩交由社會福利署代為照顧。

Kartika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2012年6月僱主一家去泰國旅行。離家前,僱主將Kartika綁在廚房的椅子上,讓她穿上紙尿片,沒有留下食物和水。屋裏的音響開得大聲,Kartika直覺尖叫也不會有人聽到,她只能保持沉默,想着如何生存下去。5天過去,僱主一家回來了,第一件事是灌Kartika飲下大樽可樂,讓她在短時間內攝取大量的糖份和水份,然後要她清潔地下。不過,她5天沒吃沒喝,沒有力站起來都,但僱主使勁打她,她不得不撐着動起來。

10月9日,僱主帶一對子女去上學,僅留下Kartika和年紀最小的女兒,她終於鼓起勇氣逃走出來。在路上,她向遇到的同鄉求救,同鄉教她坐車到領事館。在領事館職員陪同下,Kartika到警署報案,翌日,兩名僱主被捕。

長達兩年的被虐生活終告結束,但是傷口癒合需時。初次訪問Kartika,是2015年她來港作身體檢查以重新申請法律援助的時間。當時距離受虐事件已有3年,提起被虐待的經歷,她眼淚還是流個不停,在旁陪伴和翻譯的亞洲移居人士聯盟主席Eni Lestari,不斷鼓勵、安撫Kartika,她才能夠慢慢的將經歷說出。她說,一開始回想那段經歷時,很容易憤怒,後來才慢慢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她覺得一定要將經歷說出來,為自己爭取公義。

僱主入獄 ,追討欠薪敗訴

律政司向僱主戴志偉和區玉珊作出8項控罪,包括襲擊他人致造成身體傷害、有意圖而傷人、非法禁錮等。兩人全數否認所有控罪,不承認曾對Kartika作出襲擊或禁錮。區玉珊辯稱,Kartika的傷勢是自殘造成,因擔心她傷害自己,才以索帶綁着她。然而,法醫指出,Kartika的傷痕有的位於自己觸碰不到的位置,而形狀大小亦不一,傷勢由自殘造成的機會很低。

2013年9月18日,在灣仔區域法院法庭上,法官蘇惠德裁定戴志偉1項有意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和1項襲擊他人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名成立,區玉珊兩項襲擊他人造成身體傷害罪、2項有意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1項傷人罪和1項有意圖而傷人罪罪名成立;兩人共同面對的1項非法禁錮罪則罪名不成立。戴志偉被判監3年3個月,區玉珊被判監5年半,兩人即時入獄。

2022年10月,Kartika來港出庭作供後,在支援團體陪同下召開記者會,講述索償的目標及理據。
2022年10月,Kartika來港出庭作供後,在支援團體陪同下召開記者會,講述索償的目標及理據。

對於Kartika指兩年期間一直沒收到薪金,法官蘇惠德並不信納。他認為,Kartika來港是為了改善家人在印尼的生活,難以理解為何她一直沒有收到薪金而默默承受兩年多;儘管僱主的供詞有值得懷疑之處,但法官對Kartika的說法有所保留。

就着Kartika的口供,勞工處向女僱主區玉珊發出的24張傳票,指她由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間,沒有向Kartika支付每月3580元薪金,連同有薪年假、遣遺散費等涉款共85920元。當案件在勞資審裁處審訊時,裁判官何俊堯與區域法院法官蘇惠德持相同看法。

2014年5月22日,Kartika追討欠薪的案件在勞資審裁處判決。裁判官何俊堯認為,Kartika來港工作是為了賺錢養家,竟能忍受兩年無薪工作,是匪夷所思。即使僱主夫妻的證詞互相矛盾,尤其是女僱主區玉珊作供不盡不實,但裁判官認為案件有疑點,女僱主最終獲判無罪,只須支付假期薪金、機票等約5000元。

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J4EMDW)隨後在印尼領事館外發起示威, 要求協助Kartika的領事館正視案件。發言人Sring批評,裁判官的質疑,是漠視外傭的處境,沒有考慮到事件對Kartika造成的創傷,亦不理解一個人為保住工作而被逼忍耐的絕望。

不過,在勞資審裁處的案件結束後,印尼領事館並沒有再為Kartika上訴,很快便安排她離港。一切都令知悉事件的移民家務工團體感到愕然,尤其是,當時(2014年)印尼家務工Erwiana被僱主虐待事件正在社會間引起熱烈討論,移民家務工的權利在香港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後來,當Kartika離開領事館回鄉,她終於覺得和領事館的關係告一段落,才向前來探訪、協助她爭取權益的Cynthia和Sring道出在領事館的經歷。

「領事館叫Kartika不要那麼貪心,她說不想做個貪心的人,所以就沒有再追討賠償了。」Cynthia覆述道。

2015年2月10日,香港,虐待印傭Erwiana的僱主被法庭裁定罪成後,Erwiana在外傭組織及支持者陪同下離開灣仔區域法院。
2015年2月10日,香港,虐待印傭Erwiana的僱主被法庭裁定罪成後,Erwiana在外傭組織及支持者陪同下離開灣仔區域法院。

居領事館期間被噤聲

事情要回到2012年說起。

2012年9月,Kartika被虐事件揭發後,移民家務工組織者紛紛打聽她的消息,想為她提供協助。幾經轉折,組織者取得Kartika的聯絡方法,但卻很難見上一面。自從離開僱主家中,Kartika便一直待在印尼領事館裏,館方對她嚴加看管,每天只有午飯時間可以外出。Kartika很少與外界接觸,鮮有接受媒體採訪。

領事館試圖大事化小,阻止移工發聲的操作,後來也發生在另一位遭受僱主虐待的印尼移工Erwiana身上。2014年Erwiana由印尼來港作證時,一直協助她的移工團體本已為她安排好住宿和行程,領事館卻要求Erwiana必須住進領事館,即使Erwiana拒絕,警方仍以安全為理由要求她聽從領事館安排。幸好,Erwiana堅持到移工團體的住處,警方才不得不放行。

而對Kartika,領事館更特別要求她不要和移工組織的人聯繫,不要向外面的人求助,這點令她感到很困擾。由於住在領事館裏,Kartika不敢反抗,害怕反抗會惹來惡意對待。

2014年初,在Cynthia、Eni、Sring這些組織者的牽線下,Erwiana與Kartika在電話聯絡上,她鼓勵Kartika站出來,為自己爭取權益。到了2月,Kartika終於願意與組織者見面。

趁着午飯的時間,Kartika前往外勞事工中心位於中環的辦公室。Eni向Kartika解釋她作為移民家務工的權益,鼓勵她申請法律援助追討賠償,Kartika思考了一段時間才接受。由位於銅鑼灣的印尼領事館到中環,來回的交通花了不少時間,她們每次見面大概只有20分鐘左右,而填寫法援申請表頗為費時,他們要多見幾次才完成。有一次,正當他們在外勞事工中心填表,領事館人員見Kartika不在附近,竟致電查問她的位置,Kartika只好說自己去了遠一點的公園。Cynthia說起填申請表的過程時,仍然記得那時有多緊張。

在這場與時間的競賽裏,移工組織者們常常佔下風。

香港外勞事工中心的總幹事Cynthia Abdon Tellez。
香港外勞事工中心的總幹事Cynthia Abdon Tellez。

儘管法援申請表已經填好,但遞交申請表時,須附上身份證、醫生紙等文件,這些文件通通都不在Kartika手上,而是被領事館保留着。Cynthia最記得一個場面,她們到法律援助署會面時,Kartika只拿得出一張身份證的副本,奇怪的是,那身份證上寫的是中文姓名。細看才發現,那竟是女僱主的身份證副本。直到2015年領事館換了人,移工組織者才可以從領事館手上取回兩大箱文件。可是,早在2014年勞資審裁處的案件結束後,Kartika就被安排回了印尼,法援的申請也失敗了。

回到印尼,Kartika與眾組織者失去了聯絡,然而組織者們並未放棄。

2014年初春,Cynthia與Sring到訪印尼探望Erwiana,與她討論來港追討的事。一名曾在香港打工的印尼移工協會(ATKI)成員告訴他們,自己與Kartika是鄰居,知道她的住處。於是,與Erwiana見面後,一行人便聯絡Kartika相約見面。

Kartika的家位於偏遠的鄉村,Cynthia說,帶路的人一開始說車程大概兩小時,但是3小時之後她們仍未到達,7小時過後,她們才見到接應的人,然後還再走多一段路,才到Kartika的家。

當時Erwiana也有同行,組織者們為了訓練她處理個案的能力,便着她為Kartika填寫法援申請表。Kartika不無困惑地問道,「你們真的可以幫我嗎?」Erwiana安慰她說,「是的,我們會幫你,但你要有耐性,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到有同樣遭遇的人都選擇了站出來,又想到,現在自己與領事館的關係已完結,Kartika才終於下定決心展開民事索償,取回自己應得的賠償。

獲判賠逾百萬元,惟僱主失蹤

由於遠離大城市,到醫院看精神科醫生動輒花上12小時,加上家境貧困,Kartika回鄉後一直沒接受精神科、心理科治療,情緒問題、身上的傷痕都成了無法痊癒的後遺症。 後遺症不但影響她的身體,也影響她與家人的關係。

回鄉後,她結識了一位同情她遭遇的男子,二人期後結婚,並移居到蘇門答臘島,生下兩個小孩。丈夫對Kartika非常體諒,她在睡夢中嚇醒時,丈夫會溫柔地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安慰她事情已經過去了,不用擔心。但是,小孩和婆婆卻未能如丈夫般體諒她。有時,婆媳關係會因Kartika的情緒問題變得緊張,小孩看到她不開心時,也不敢接近她。充滿創傷的回憶令她失去自信,無法像常人一樣在外找工作。幸好有丈夫的介紹,她才到了丈夫所在的公司擔任接待員。

在多方協助下,Kartika再次申請法律援助並終於成功,代表Kartika的律師於2016年正式入稟法庭,追討人身傷害賠償。申索的過程遇上重重困難,法庭原本安排Kartika於2020年來港作供,因疫情關係,Kartika無法入境,聆訊一再押後。直到2022年,香港入境政策放寬,Kartika才得以來港。然而,機票、住宿等費用對她而言是一筆沉重的負擔。當時,她的月薪兌作港幣僅800多元。為了申請來港簽證,她須由蘇門答臘遠走到雅加達,公司無法接受她長時間離開崗位,惟有將她解僱。幸而在香港有不少人支持她,人們集腋成裘,才為她籌到足夠的旅費。

就後遺症帶來的痛苦、影響工作能力與及將來的醫療費用等6個範疇,Kartika提出約128萬元索償。經協商下,保險公司同意先賠償35萬元並將錢存入法庭,Kartika續向兩名僱主申索約93萬元。

2022年10月,香港,印傭Kartika(中)到灣仔區域法院出庭作供後,在外傭組織陪同下離開灣仔區域法院。
2022年10月,香港,印傭Kartika(中)到灣仔區域法院出庭作供後,在外傭組織陪同下離開灣仔區域法院。

2022年10月6日,Kartika到灣仔區域法院出庭作供,讓聆案官親自聽取她的口供,檢視她的傷勢。距離那段被虐待的日子已有10年,她還是會經常發惡夢,被虐打的回憶不時閃現,令她情緒不穩。她身上的疤痕並沒有完全消失,左耳、左手和肚皮的傷口仍會感到痕癢痛楚,左耳的疤痕變得更大了。精神科醫生判斷她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巨大的創傷導致的精神問題不可能痊癒,將來的生活將會持續受影響。

Kartika的遭遇不僅是個人的不幸,Cynthia指出,移民家務工的制度問題令他們處於非常脆弱的處境。長久以來,移工團體提出要廢除強制同住條例,讓移工與僱主有協商的空間,以決定移工是在僱主家中居住還是在外自行租屋住。現時的強制同住安排,令移工處於孤立的狀態,即使面對剝削,也很難向外求助。

而由Kartika的經歷亦可見,移工遇上困難時缺乏支援,本應負責照顧他們安全的領事館、中介提供的協助遠不足夠,在Kartika尋求公義的路上,很大部份是靠民間團體、同鄉和公眾的支援。

等待本身就是一件很難捱的事,Cynthia所在的外勞事工中心經常接到移工求助的個案,當移工有勞審處或刑事個案進行中,入境處往往不會批發工作簽證,沒有收入和容身之所,長時間的等待令不少移工都選擇放棄追討。在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受害者遠不止於Kartika和Erwiana,但是,可以捱過重重難關成功追討賠償的,卻寥寥可數。

2023年2月10日下午,法庭宣佈判決結果後,組織者Eni第一時間致電身處印尼蘇門答臘的Kartika。在視像通話的畫面裏,Kartika神情緊張,一邊聽Eni讀出各項申索獲得的判決,一邊點頭,眼睛睜得大大的,不時緊抿嘴唇。直到Eni讀完了,問Kartika有什麼感受,她終於露出笑容,眼淚一下子直流,只來得及用手拭擦。

Kartika說,她開心得不知道說什麼好,很多謝朋友們、律師們的支持,希望收到賠償後可能盡快接受治療。她亦希望改善一家的生活,現時一家五口居住在丈夫公司提供的宿舍,環境並不理想,她想為孩子們蓋一間屋,自己也會嘗試做些小生意幫補家計。組織者Sring補充道,Kartika等這判決已經等了很久,現在她的心終於可以安定下來。

2023年2月10日,香港,多個外傭組織到灣仔區域法院聽取印傭Kartika遭僱主夫婦虐待案的裁決。
2023年2月10日,香港,多個外傭組織到灣仔區域法院聽取印傭Kartika遭僱主夫婦虐待案的裁決。

在區域法院外,一直協助Kartika的亞洲移居人士聯盟、外勞事工中心的代表舉行記者發佈會,Eni宣佈Kartika獲判總共121.86萬港元的賠償,扣除早前保險公司已存入給法庭的35萬港元,兩名僱主須支付86.86萬港元。這是Kartika的勝利,也是所有移民家務工的勝利。不過僱主在後期的聆訊一直缺席,不知道他們是否有能力支付賠償,這方面會繼續為Kartika尋求律師協助。

外勞事工中心的代表Esther指出,他們歡迎法庭的判決,「但是10年真的太久了」,希望香港政府可以為移民家務工提供更快更有效的協助,令他們有可能尋求公義。如果制度一直不改變,當移工被解除僱傭關係後兩星期找不到新的僱主便須離開香港,那麼大部分移工都將無法應付曠日持久的申索過程。Eni補充說,追討的困難如此高,變相是鼓勵僱主,讓他們接收到錯誤的訊息,以為即使虐待移工也不必負責。

Kartika獲判賠償100多萬港元,大概是香港有紀錄以來最高的移工索償金額,當被記者問到這金額是否能夠反映政府對移工的態度,Sring回應道,Kartika的傷害已造成,多少的金額都無法完全彌補她的傷痕,香港政府應該做的是改善移工的工作待遇,杜絕這類悲劇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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