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由2014年Erwiana被虐事件開始關注在港移工權益，她有感於Kartika在港被虐事件與Erwiana被虐事件同期發生，受虐情況甚至比Erwiana嚴重，卻因領事館阻撓而未能得到同樣高度的關注，一直希望將Kartika的經歷以完整的方式呈現。Kartika情緒至今仍深受影響——對於被虐者而言，想從記憶中抹去沉痛回憶，卻同時要透過說出事件爭取公義，是一種非常無奈的掙扎，Kartika每一次的自述都伴隨着哽咽的淚水與零碎的字句，作者在移工組織者的陪伴下作出有限度的訪問，並結合陪伴者的見證、判案書的判辭，重新組織事件。
（謝欣然，自治八樓移工共行委員會（misocom）成員。）
「她家鄉的房子不是用水泥蓋的，外牆是用木還是竹製成，裏面沒有燈，很黑，看不到清有什麼家具……我記得地下沒有鋪磁磚，那是泥地，要鋪上一張蓆才能坐下。」憶起第一次到訪印尼家務工Kartika的家時，香港外勞事工中心的總幹事Cynthia Abdon Tellez如此描述道。
2010年至2012年期間，Kartika被僱主虐待長達兩年多，最終施暴者被捕入獄，但Kartika卻連欠薪也追討不成。回到鄉下，家裏仍舊一貧如洗。感同身受的移民家務工們為她感到不忿，當Cynthia與印尼移工工會主席Sringatin打聽到Kartika住處，即親自到訪，說服她展開民事索償。直到2023年2月10日，距離Kartika遭受虐待逾10年之後，法庭作出判決，宣佈Kartika應獲賠償121.86萬港元，扣除早前保險公司已存入法庭的35萬，僱主須支付86.86萬賠償。
惡夢縈繞的10年裏，Kartika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沒能接受治療，身體的傷痕與精神的創傷至今仍令她的生活無法重回正軌。這10多年間，她經歷了什麼？承受了多少旁人難以想像的痛？她遇到了什麼困難，結果要花上這麼久的時間才追到賠償？
僱主揚言殺死其家人
Kartika Puspitasari，來自印尼爪哇島中部一個偏遠鄉村。由於父親早逝，家中沒有田地可耕作，困頓之下，2003年她隻身離開家鄉，到馬來西亞當家務工，賺錢供養母親與弟弟。2010年她回鄉結婚，生下女兒不久，丈夫猝然去世，她再次踏上出國打工之路，來到香港。
第一個落腳地點是位於大埔昌運中心的屋子，僱主夫婦年約40，比Kartika稍大。男僱主戴志偉在電器公司當銷售員，女僱主區玉珊則是公立醫院的助理，兩夫婦養育3名小孩，最小的只有2歲。
打工首3個月，僱主雖然有支付工資，但由於中介費索價7個月工資，所以Kartika的工資都用來付中介費，沒有分文進帳。
移民家務工被濫收中介費，是長久以來的嚴重問題。2009年，印尼移工反濫收中介費陣線的調查發現，印尼移工普遍被要求支付1500港元至15000港元不等的中介費用。時至今日，在港移工被超收費用的情況仍然嚴重。根據外勞事工中心2021年工作報告，有3成求助個案面對被超收費用的問題。
在馬來西亞待過7年，家務勞動是怎樣做的，Kartika已是熟手技工。不過，馬來西亞跟香港的法例不同，在那邊的移民家務工沒有法定假期，也沒有統一薪金。來到香港打工時，Kartika對於在港打工的權利亦不了解，沒有親友可以求助。
2010年10月下旬，Kartika在戴家工作了3個多月後，他們由昌運中心搬到大埔太湖花園八座的一個單位。搬到新的住處，僱主警告Kartika不可與外界任何人接觸，但沒有解釋原因。
Kartika沒有手提電話，僱主的家中也沒安裝電話，而僱主亦沒有向中介和入境處申報新住址。自搬入新屋後，Kartika便與外界隔絕通訊，惡夢由這裏開始。
有一天，Kartika工作出了錯，區玉珊忽然暴怒，用衣架大力拍打Kartika的後腦，繼而換上平底鞋作武器，打得她後腦紅腫流血。到了晚上，僱主睡覺之前，用索帶綁住Kartika的手腳，將她綁在坐廁上。
僱主一家不再和她說話，只有在要求她做家務時才會剪開索帶，清潔完成後，復又將她綁起，有時會綁在廚房的椅子上。Kartika回憶道，不知何故，區玉珊回家的時候通常都很憤怒，一回來就會打她。初時只有區玉珊施暴，後來，在區的慫恿下，戴志偉也加入虐打。
第一次被打時，Kartika大聲喊叫救命，區玉珊立即恐嚇道，如果她再叫或嘗試逃走，就會殺死她，甚至揚言會殺死她在印尼的家人。
後來，法醫的紀錄顯示，Kartika身上留有45處的新舊疤痕。法庭判決書上詳細羅列了傷痕的來源：戴志偉用一條長達兩呎半的單車鏈抽打Kartika的背部，留下長長的疤；區玉珊也用單車鏈打她的嘴，導致一隻門牙崩掉，她的後腦和左後背亦受到傷害；當Kartika用熨斗燙完衣物後，區玉珊用熨斗壓在她的右邊臉和右手手肘上，令她右邊臉掛上一道三角形的疤痕，右手手肘的疤痕則是啡色而闊大的；區玉珊無故將Kartika的頭撞向水龍頭，令她的鼻樑流血且留下疤痕……法醫報告指，Kartika的手臂、手腕、小腿、腳踝，都有平行線狀的疤痕，疤痕有新有舊，顯示被綁次數之多。
太湖花園八座的保安張先生作供時指出，最後一次見到Kartika時，她的頭髮很短，衣不稱身。Kartika受訪時說，僱主將她所有衣服都丟掉，在家只讓她穿超級市場的垃圾膠袋，外出時則穿小孩的衣服。有兩次，僱主以她有頭蝨為由，將她的頭髮剪至極短。對於身為穆斯林的她，剪去頭髮、衣不蔽體是極受侮辱的對待。
她經常吃不飽，有時兩三天才吃一次東西，都是區玉珊由醫院拿回來的凍粥。當她提出想喝水時，區有時會將她的頭按進坐廁，要她喝廁所水。同屋有3個小孩，父母不讓他們跟Kartika說話，小孩自己在一旁玩耍，Kartika聽不懂他們的語言，只記得，小孩有時會望着被綁的她露出奇怪的笑意。長時間看着家中有人被綁被虐打，到底在小孩腦海裏形成怎樣的價值觀，無人知曉。事件揭發後，3名小孩交由社會福利署代為照顧。
Kartika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2012年6月僱主一家去泰國旅行。離家前，僱主將Kartika綁在廚房的椅子上，讓她穿上紙尿片，沒有留下食物和水。屋裏的音響開得大聲，Kartika直覺尖叫也不會有人聽到，她只能保持沉默，想着如何生存下去。5天過去，僱主一家回來了，第一件事是灌Kartika飲下大樽可樂，讓她在短時間內攝取大量的糖份和水份，然後要她清潔地下。不過，她5天沒吃沒喝，沒有力站起來都，但僱主使勁打她，她不得不撐着動起來。
10月9日，僱主帶一對子女去上學，僅留下Kartika和年紀最小的女兒，她終於鼓起勇氣逃走出來。在路上，她向遇到的同鄉求救，同鄉教她坐車到領事館。在領事館職員陪同下，Kartika到警署報案，翌日，兩名僱主被捕。
長達兩年的被虐生活終告結束，但是傷口癒合需時。初次訪問Kartika，是2015年她來港作身體檢查以重新申請法律援助的時間。當時距離受虐事件已有3年，提起被虐待的經歷，她眼淚還是流個不停，在旁陪伴和翻譯的亞洲移居人士聯盟主席Eni Lestari，不斷鼓勵、安撫Kartika，她才能夠慢慢的將經歷說出。她說，一開始回想那段經歷時，很容易憤怒，後來才慢慢學習控制自己的情緒，她覺得一定要將經歷說出來，為自己爭取公義。
僱主入獄 ，追討欠薪敗訴
律政司向僱主戴志偉和區玉珊作出8項控罪，包括襲擊他人致造成身體傷害、有意圖而傷人、非法禁錮等。兩人全數否認所有控罪，不承認曾對Kartika作出襲擊或禁錮。區玉珊辯稱，Kartika的傷勢是自殘造成，因擔心她傷害自己，才以索帶綁着她。然而，法醫指出，Kartika的傷痕有的位於自己觸碰不到的位置，而形狀大小亦不一，傷勢由自殘造成的機會很低。
2013年9月18日，在灣仔區域法院法庭上，法官蘇惠德裁定戴志偉1項有意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和1項襲擊他人致造成身體傷害罪罪名成立，區玉珊兩項襲擊他人造成身體傷害罪、2項有意圖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罪、1項傷人罪和1項有意圖而傷人罪罪名成立；兩人共同面對的1項非法禁錮罪則罪名不成立。戴志偉被判監3年3個月，區玉珊被判監5年半，兩人即時入獄。
對於Kartika指兩年期間一直沒收到薪金，法官蘇惠德並不信納。他認為，Kartika來港是為了改善家人在印尼的生活，難以理解為何她一直沒有收到薪金而默默承受兩年多；儘管僱主的供詞有值得懷疑之處，但法官對Kartika的說法有所保留。
就着Kartika的口供，勞工處向女僱主區玉珊發出的24張傳票，指她由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間，沒有向Kartika支付每月3580元薪金，連同有薪年假、遣遺散費等涉款共85920元。當案件在勞資審裁處審訊時，裁判官何俊堯與區域法院法官蘇惠德持相同看法。
2014年5月22日，Kartika追討欠薪的案件在勞資審裁處判決。裁判官何俊堯認為，Kartika來港工作是為了賺錢養家，竟能忍受兩年無薪工作，是匪夷所思。即使僱主夫妻的證詞互相矛盾，尤其是女僱主區玉珊作供不盡不實，但裁判官認為案件有疑點，女僱主最終獲判無罪，只須支付假期薪金、機票等約5000元。
為Erwiana爭取公義及捍衛外傭權益委員會（J4EMDW）隨後在印尼領事館外發起示威， 要求協助Kartika的領事館正視案件。發言人Sring批評，裁判官的質疑，是漠視外傭的處境，沒有考慮到事件對Kartika造成的創傷，亦不理解一個人為保住工作而被逼忍耐的絕望。
不過，在勞資審裁處的案件結束後，印尼領事館並沒有再為Kartika上訴，很快便安排她離港。一切都令知悉事件的移民家務工團體感到愕然，尤其是，當時（2014年）印尼家務工Erwiana被僱主虐待事件正在社會間引起熱烈討論，移民家務工的權利在香港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後來，當Kartika離開領事館回鄉，她終於覺得和領事館的關係告一段落，才向前來探訪、協助她爭取權益的Cynthia和Sring道出在領事館的經歷。
「領事館叫Kartika不要那麼貪心，她說不想做個貪心的人，所以就沒有再追討賠償了。」Cynthia覆述道。
居領事館期間被噤聲
事情要回到2012年說起。
2012年9月，Kartika被虐事件揭發後，移民家務工組織者紛紛打聽她的消息，想為她提供協助。幾經轉折，組織者取得Kartika的聯絡方法，但卻很難見上一面。自從離開僱主家中，Kartika便一直待在印尼領事館裏，館方對她嚴加看管，每天只有午飯時間可以外出。Kartika很少與外界接觸，鮮有接受媒體採訪。
領事館試圖大事化小，阻止移工發聲的操作，後來也發生在另一位遭受僱主虐待的印尼移工Erwiana身上。2014年Erwiana由印尼來港作證時，一直協助她的移工團體本已為她安排好住宿和行程，領事館卻要求Erwiana必須住進領事館，即使Erwiana拒絕，警方仍以安全為理由要求她聽從領事館安排。幸好，Erwiana堅持到移工團體的住處，警方才不得不放行。
而對Kartika，領事館更特別要求她不要和移工組織的人聯繫，不要向外面的人求助，這點令她感到很困擾。由於住在領事館裏，Kartika不敢反抗，害怕反抗會惹來惡意對待。
2014年初，在Cynthia、Eni、Sring這些組織者的牽線下，Erwiana與Kartika在電話聯絡上，她鼓勵Kartika站出來，為自己爭取權益。到了2月，Kartika終於願意與組織者見面。
趁着午飯的時間，Kartika前往外勞事工中心位於中環的辦公室。Eni向Kartika解釋她作為移民家務工的權益，鼓勵她申請法律援助追討賠償，Kartika思考了一段時間才接受。由位於銅鑼灣的印尼領事館到中環，來回的交通花了不少時間，她們每次見面大概只有20分鐘左右，而填寫法援申請表頗為費時，他們要多見幾次才完成。有一次，正當他們在外勞事工中心填表，領事館人員見Kartika不在附近，竟致電查問她的位置，Kartika只好說自己去了遠一點的公園。Cynthia說起填申請表的過程時，仍然記得那時有多緊張。
在這場與時間的競賽裏，移工組織者們常常佔下風。
儘管法援申請表已經填好，但遞交申請表時，須附上身份證、醫生紙等文件，這些文件通通都不在Kartika手上，而是被領事館保留着。Cynthia最記得一個場面，她們到法律援助署會面時，Kartika只拿得出一張身份證的副本，奇怪的是，那身份證上寫的是中文姓名。細看才發現，那竟是女僱主的身份證副本。直到2015年領事館換了人，移工組織者才可以從領事館手上取回兩大箱文件。可是，早在2014年勞資審裁處的案件結束後，Kartika就被安排回了印尼，法援的申請也失敗了。
回到印尼，Kartika與眾組織者失去了聯絡，然而組織者們並未放棄。
2014年初春，Cynthia與Sring到訪印尼探望Erwiana，與她討論來港追討的事。一名曾在香港打工的印尼移工協會（ATKI）成員告訴他們，自己與Kartika是鄰居，知道她的住處。於是，與Erwiana見面後，一行人便聯絡Kartika相約見面。
Kartika的家位於偏遠的鄉村，Cynthia說，帶路的人一開始說車程大概兩小時，但是3小時之後她們仍未到達，7小時過後，她們才見到接應的人，然後還再走多一段路，才到Kartika的家。
當時Erwiana也有同行，組織者們為了訓練她處理個案的能力，便着她為Kartika填寫法援申請表。Kartika不無困惑地問道，「你們真的可以幫我嗎？」Erwiana安慰她說，「是的，我們會幫你，但你要有耐性，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看到有同樣遭遇的人都選擇了站出來，又想到，現在自己與領事館的關係已完結，Kartika才終於下定決心展開民事索償，取回自己應得的賠償。
獲判賠逾百萬元，惟僱主失蹤
由於遠離大城市，到醫院看精神科醫生動輒花上12小時，加上家境貧困，Kartika回鄉後一直沒接受精神科、心理科治療，情緒問題、身上的傷痕都成了無法痊癒的後遺症。 後遺症不但影響她的身體，也影響她與家人的關係。
回鄉後，她結識了一位同情她遭遇的男子，二人期後結婚，並移居到蘇門答臘島，生下兩個小孩。丈夫對Kartika非常體諒，她在睡夢中嚇醒時，丈夫會溫柔地問她發生了什麼事，安慰她事情已經過去了，不用擔心。但是，小孩和婆婆卻未能如丈夫般體諒她。有時，婆媳關係會因Kartika的情緒問題變得緊張，小孩看到她不開心時，也不敢接近她。充滿創傷的回憶令她失去自信，無法像常人一樣在外找工作。幸好有丈夫的介紹，她才到了丈夫所在的公司擔任接待員。
在多方協助下，Kartika再次申請法律援助並終於成功，代表Kartika的律師於2016年正式入稟法庭，追討人身傷害賠償。申索的過程遇上重重困難，法庭原本安排Kartika於2020年來港作供，因疫情關係，Kartika無法入境，聆訊一再押後。直到2022年，香港入境政策放寬，Kartika才得以來港。然而，機票、住宿等費用對她而言是一筆沉重的負擔。當時，她的月薪兌作港幣僅800多元。為了申請來港簽證，她須由蘇門答臘遠走到雅加達，公司無法接受她長時間離開崗位，惟有將她解僱。幸而在香港有不少人支持她，人們集腋成裘，才為她籌到足夠的旅費。
就後遺症帶來的痛苦、影響工作能力與及將來的醫療費用等6個範疇，Kartika提出約128萬元索償。經協商下，保險公司同意先賠償35萬元並將錢存入法庭，Kartika續向兩名僱主申索約93萬元。
2022年10月6日，Kartika到灣仔區域法院出庭作供，讓聆案官親自聽取她的口供，檢視她的傷勢。距離那段被虐待的日子已有10年，她還是會經常發惡夢，被虐打的回憶不時閃現，令她情緒不穩。她身上的疤痕並沒有完全消失，左耳、左手和肚皮的傷口仍會感到痕癢痛楚，左耳的疤痕變得更大了。精神科醫生判斷她患上創傷後壓力症，巨大的創傷導致的精神問題不可能痊癒，將來的生活將會持續受影響。
Kartika的遭遇不僅是個人的不幸，Cynthia指出，移民家務工的制度問題令他們處於非常脆弱的處境。長久以來，移工團體提出要廢除強制同住條例，讓移工與僱主有協商的空間，以決定移工是在僱主家中居住還是在外自行租屋住。現時的強制同住安排，令移工處於孤立的狀態，即使面對剝削，也很難向外求助。
而由Kartika的經歷亦可見，移工遇上困難時缺乏支援，本應負責照顧他們安全的領事館、中介提供的協助遠不足夠，在Kartika尋求公義的路上，很大部份是靠民間團體、同鄉和公眾的支援。
等待本身就是一件很難捱的事，Cynthia所在的外勞事工中心經常接到移工求助的個案，當移工有勞審處或刑事個案進行中，入境處往往不會批發工作簽證，沒有收入和容身之所，長時間的等待令不少移工都選擇放棄追討。在如此惡劣的工作環境下，受害者遠不止於Kartika和Erwiana，但是，可以捱過重重難關成功追討賠償的，卻寥寥可數。
2023年2月10日下午，法庭宣佈判決結果後，組織者Eni第一時間致電身處印尼蘇門答臘的Kartika。在視像通話的畫面裏，Kartika神情緊張，一邊聽Eni讀出各項申索獲得的判決，一邊點頭，眼睛睜得大大的，不時緊抿嘴唇。直到Eni讀完了，問Kartika有什麼感受，她終於露出笑容，眼淚一下子直流，只來得及用手拭擦。
Kartika說，她開心得不知道說什麼好，很多謝朋友們、律師們的支持，希望收到賠償後可能盡快接受治療。她亦希望改善一家的生活，現時一家五口居住在丈夫公司提供的宿舍，環境並不理想，她想為孩子們蓋一間屋，自己也會嘗試做些小生意幫補家計。組織者Sring補充道，Kartika等這判決已經等了很久，現在她的心終於可以安定下來。
在區域法院外，一直協助Kartika的亞洲移居人士聯盟、外勞事工中心的代表舉行記者發佈會，Eni宣佈Kartika獲判總共121.86萬港元的賠償，扣除早前保險公司已存入給法庭的35萬港元，兩名僱主須支付86.86萬港元。這是Kartika的勝利，也是所有移民家務工的勝利。不過僱主在後期的聆訊一直缺席，不知道他們是否有能力支付賠償，這方面會繼續為Kartika尋求律師協助。
外勞事工中心的代表Esther指出，他們歡迎法庭的判決，「但是10年真的太久了」，希望香港政府可以為移民家務工提供更快更有效的協助，令他們有可能尋求公義。如果制度一直不改變，當移工被解除僱傭關係後兩星期找不到新的僱主便須離開香港，那麼大部分移工都將無法應付曠日持久的申索過程。Eni補充說，追討的困難如此高，變相是鼓勵僱主，讓他們接收到錯誤的訊息，以為即使虐待移工也不必負責。
Kartika獲判賠償100多萬港元，大概是香港有紀錄以來最高的移工索償金額，當被記者問到這金額是否能夠反映政府對移工的態度，Sring回應道，Kartika的傷害已造成，多少的金額都無法完全彌補她的傷痕，香港政府應該做的是改善移工的工作待遇，杜絕這類悲劇再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