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能確切講出目前中國的疫情有多嚴重，中國國家衛健委在12月底表示不再公布染疫數據統計，此前他們報告全國兩週內僅7人死亡的數據曾遭到廣泛質疑。據《金融時報》報道，在一次閉門會議上，衛健委的官員估計，在12月的前20天裏，有2.5億人被感染。
當中國在12月初宣布取消核酸檢測、並於1月8日開放國境後，包括美國、日本、南韓、印度等國對入境的中國旅客提出了核酸檢測的要求。在社交媒體，有網民憤怒地表示，「我們剛剛放開，他們就出這種政策，這還不是故意針對？」還有大量網民提出中國也應實行對等措施（入境中國的隔離政策直到1月8日才取消），甚至要求拒絕這些國家的人入境中國。諷刺的是，將核酸檢測視為一種侮辱的中國大陸民衆，已困在核酸檢測程序裏近三年。回看中國過去三年的核酸治國，浪費了數以萬億記的公帑、將體制內外的人力資源消耗殆盡，不但沒有實現所謂清零的目標，更沒有為進一步放開做任何準備，淪為一場勞民傷財的表演。
毫無準備的感染海嘯
早在中國取消全民核酸檢測之前，用核酸檢測構築的防線已經失守了。香港大學生物醫學學院教授、病毒學專家金冬雁一直緊密關注中國大陸疫情，他判斷12月7日「新十條」發布之前，北京的社區傳播就已經爆發了。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一條已經刪除的微博中也透露，11月底北京已經接近靜默，「一句話，就是控制不住了。」
12月29日，國家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就中國疫情防控是否放開太快作出回應。梁萬年表示，現在的調整是恰當的、科學的，也是依法的，符合中國防控實際的。金冬雁說：「梁萬年的意思是，我們不想拉平曲線，我們不想壓峰，我們想讓峰高一些。」
金冬雁告訴端傳媒，他原來預測中國大陸會像新加坡和台灣一樣，保留一些防疫政策，做好準備，逐步放鬆。「台灣跟新加坡的做法，對醫療、對（減少）死人都是好的，但是不好的是一個社會長期處於一個相對（感染）高位。台灣從5月到12月一直就沒挺過去，一直沒有累積到足夠的感染者。」他說，新加坡也是經歷了多次感染高峰，「現在看一清二楚，中國就是一波過。」
「你在完全有條件做更好的情況下，你不去做好安排，特別在一個已經發生了相當程度感染的情況下去完全開放，我覺得很糟糕，這是人命的問題。」金冬雁說，「從最良好的願望出發，可能是想這一波的峰足夠高，所有的人都免疫了，我們在悄悄中群體免疫算了。」
12月29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學家流行病學專家曾光估計，北京的感染率可能已超過80%。疫情快速傳播的同時，浙江、重慶、安徽等省市的官員均表示無症狀和輕症感染者可以正常上班，許多醫院倡議醫護人員無症狀堅守崗位，甚至發出威脅，「不上就是曠工」。
根據八點健聞的報道，北京一位急診科醫生表示，醫院本來還在嚴格遵守「三天兩檢」（三天檢測兩次核酸）等要求，突然「新十條」發布，核酸陰性准入等防控措施都取消了，他們此前完全不知道要如何「放開」，也沒有做任何部署，不到一週時間，巨量的患者涌入發熱門診，許多醫生感染了也只能繼續上班。上海仁濟醫院31名醫生只剩4名未感染，護士也感染了60%。
金冬雁批評如今醫院不再做核酸和抗原的做法。他說：「感染者跟非感染者一定要區隔，不區隔就院感了。你要醫護人員又帶病上崗，他只要傳給幾個病人，這幾個病人全是高危的，到時增加壓力的還是醫院本身。輕傷不下火線還有意義嗎？」
與此同時，遭遇感染海嘯的民衆，也開始搶購抗原檢測試劑。一份抗原的市場售價由3元快速漲到16元甚至更高，依然被搶購一空，藥店和網店一直處於沒有現貨的狀態。一些需要做核酸檢測的人，也到處找不到核酸檢測點。
而不到一個月前，核酸檢測點還是中國城市最常見的公共設施，核酸檢測陰性的結果是民衆每天都會用到的通行證，不做核酸的人甚至會被訓誡、納入徵信、影響上學甚至拘留。
常態化核酸，動態清零的最後一招
在南方某市疾控中心工作的姜晃告訴端傳媒，「新十條」出台後，他們做流行病學調查（下稱「流調」）的隊伍已經解散了，如今他們也缺乏疫情數據。姜晃向端傳媒介紹了防疫模式從追蹤感染者和密接者，到全員核酸檢測，再到常態化核酸檢測的過程：
一個人去醫院看發熱門診，會被要求先做核酸。晚上核酸結果出來了，發現是陽性，醫院會報告給疾控和街道。區疾控就會去病人家裏把他帶走，街道社區的人、公安的人也會去。流調員會在一個小時內問清楚他的行程軌跡，疾控再去他去過的地方，根據監控和現場環境劃定風險區，確定哪些人是密接者。密接也要隔離。
姜晃指出，公共衛生上是沒有 「次密接」這個概念的。「但為了保證動態清零，政策的推行者會在我們畫的圈之外再畫幾個圈。公安會提供一份名單，是陽性去過的地方，這些人的手機信號在這個時間範圍也去過這個地方，我們要再給這些人打電話，很多學校的老師會被叫來做這個工作。疾控和公安再決定給不給這些人賦黃碼。」姜晃說，疾控賦黃碼是基於流行病學的規則，但是賦碼還有行政干預，比如專業意見覺得只需要給一層樓黃碼，領導擔心風險外溢，就給上下兩層樓都賦碼了。
行政手段海量賦黃碼成為防疫的常態，今年11月，雲南省曲靖市給17萬人賦了黃碼。根據不同城市的防疫政策，得到黃碼的人會被限制進入公共場所，需要做一次或多次核酸之後才能變回綠碼。
到今年下半年，流調工作的負擔變得很重。姜晃說，他們和公安通過視頻監控查看陽性感染者的行程，是依靠衣服特徵人眼辨識的，雖然公安有人臉識別技術，但速度非常慢，識別率也不高。「流調員都是通宵工作兩三天，有人猝死的。」她說，後來推出的場所碼和電子哨兵，是為流調工作節省力氣。
「公共衛生學上流調是允許有漏網之魚的，傳播開了就再做流調。但是行政上是不允許有漏網之魚的。」姜晃說，原來的黃碼很少有感染者，但下半年開始出現很多黃碼也被感染了，流調趕不上病毒的傳播速度，為了清零，就必須依賴行政手段了。她說的行政手段是指封城和全員核酸。「常態化核酸是為了清零政策，做核酸就是為了彌補流調做不到的地方。」
中國第一次做全員核酸是2020年5月武漢的「十天大會戰」，最終在19天內檢測了超過1000萬人次的核酸。之後北京、新疆、內蒙古滿洲里、大連、河北石家莊都做過全員核酸檢測。2021年2月，國務院印發了《全員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組織實施指南》，對核酸檢測的速度提出了要求。此後，發生疫情的城市幾乎都要進行多輪全員核酸檢測。
據《中國新聞週刊》在2021年1月的報道，深圳博德致遠公司CEO楊奇賢表示，業內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個結論：無論技術如何改善，由於種種原因，漏檢率可能仍會高達20%~50%。因此，地方政府的應對策略是增加檢測次數。
2021年的全員核酸檢測，仍然是運動式的，篩查結束後，市民出入公共場所並不需要核酸陰性證明。直到2022年2月，深圳推出15分鐘核酸採樣圈，至5月份在全市設置了3500個核酸點，其他城市也跟隨。2022年4月5日，深圳開始常態化核酸檢測，要求市民出入公共場合和搭乘公共交通須出示72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6月24日起，檢測時限進一步縮短至48小時。一些商場、大廈、餐廳、小區甚至要求出入者提供24小時內的檢測結果。常態化核酸最終被大部分人口較多的城市採納，做核酸因此成為2022年中國人的每日活動，沒有核酸寸步難行。
遺傳學博士，現在藥企從事免疫學研究的科普博主@生物狗Y博 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感染者會有潛伏期，過了潛伏期才有症狀，跟抗原檢測相比，核酸檢測可以在潛伏期就找到感染者。此時，沒有症狀的感染者已經具有傳染性了，因此，如果要清零，就離不開核酸檢測。「社會面即便不是急劇增加，只要零星出現，篩查就沒法停，導致篩查頻率也越來越高。最終必然以反覆的全員核酸收場。」文章寫道，如果要用抗原替代核酸，前提是不再追求清零的目標。
在精準防控宣告破產之後，核酸檢測成為動態清零政策的最後一招。2022年6月，上海封城接近尾聲時，國務院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防控方案（第九版）》，授權發生疫情的縣區開展全員核酸檢測。9月，國務院衛生官員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於沒有發生疫情的地區，要按照第九版防控方案要求，開展常態化核酸檢測。」實際上，許多沒有疫情的城市，早就開始了全員核酸檢測演練，到最近幾個月，有的城市甚至實行了「一天兩檢」。
紅二代寫手兔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形容，《第九版》把核酸作為防疫基礎設施。前《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在今年5月表示「常態化核酸就是我們的武器」，他寫道，有如此大規模的核酸能力，再出現大規模疫情爆發的可能性已經基本排除。
做核酸的日子
曾毅在深圳一所小學當保安，在12月之前，他最重要的工作職責就是查驗核酸。有次曾毅沒看核酸結果就放了一個老師進去，學校安全處主任在團體碼看見這個老師只有72小時的核酸結果，把曾毅大罵了一頓。團體碼是廣東推出的防疫工具，比如班主任可以在團體碼中看見全班學生及其家長的健康碼狀態，樓棟管理員可以看見所有住戶的健康碼狀態。
曾毅覺得那段時間核酸是學校裏最重要的事。11月有一個學生，因為前一天沒有測核酸，第二天上課期間就被趕出學校了。「拿着請假條出校門，去做核酸，下午結果出來再回來上學。」曾毅向端傳媒介紹，學生不能帶手機，他們都隨身帶着一塊牌子，上面印着他們的健康碼，每天下午兩點在學校排隊做核酸時，就拿着這塊牌子給工作人員掃描。「前一天他那個牌子估計丟了，就沒做核酸。」如果是家長要進入學校，需要查驗連續三天的核酸陰性證明，為此常常有家長在和學校保安起衝突。
在北京讀研究生期間，年年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5月時她被封控在學校裏兩個多月，一開始是抽檢核酸，後來變成每天全員都要做核酸檢測。有一天抽檢學號尾號，抽到的人需要去做一次核酸。她一大早就起床去做了核酸，接着就回宿舍睡覺，睡到中午的時候，她被同學叫醒：「輔導員找你都找瘋了。」原來是輔導員要求檢測完的同學在群裏接龍，她睡過去了沒有看到消息，輔導員以為她沒做核酸，到處找她。輔導員在電話裏大罵了她一頓：「你知道你這個行為影響我多少工作。」
核酸檢測無遠弗屆，中國網民不時對政策的執行發出嘲諷，比如吐槽偏遠山區和人煙稀少的草原上，也有「大白」騎着馬翻山越嶺，一個不落地做核酸；比如吐槽有居委會宣傳自己上門背殘疾老人下樓做核酸。
不做核酸隨時需要付出代價，不少大學生上網搜索未做核酸寫檢討書的範文；上海一個街道給轄區居民發信息，威脅沒有完成三天三檢的人，將影響出行和個人徵信；吉林四平市規定，兩次以上未參加核酸檢測的，依法行政拘留10天，並處罰款500元，納入失信人員名單，在媒體上進行公開曝光。
對於做核酸檢測的工作人員來說，這份工作也從隨時被人感謝，變成了一種折磨。由於規定必須穿着密不透風的防護服工作，夏天常常會看見「大白」一邊靠着冰塊，一邊給居民做核酸，由於流汗太多，整件防護服已經緊緊貼在身上。宣傳部門要讚美核酸檢測員，也只想得出「通宵單手擰管2000餘次」這樣的說法，與此同時，在小紅書等社交媒體上，每當有核酸檢測員分享自己的工作，常常會得到冷嘲熱諷，「可以做點別的工作」。
住在深圳的周厚行用兩個例子向端傳媒表達了自己對核酸的憤怒。他有一次健康碼被變成黃碼，原因是他去過的核酸檢測點有陽性感染者。「我為了保持綠碼去做核酸，因為做核酸你給我黃碼，然後要求我去再做一次核酸把碼變綠，這樣對嗎？」他說。另一次，他持24小時核酸結果回老家，被醫院攔在門口，因為醫院只認老家的核酸點做的核酸。他有一次在核酸點跟鄰居吵架，質問對方「你願意一輩子做核酸嗎？」對方說：「如果國家需要我做一輩子，我就願意配合。」
「他們是自己敘事的囚徒」
德國耶拿大學博士、社會學者許輝用「表演」這個概念來理解常態化核酸。他向端傳媒分析，「中國不管做什麼事情，他要運動，運動的過程中要讓別人看到你的表演。比如洪災或者地震，部隊進去救災，可以看到很感人。地震是可見的，但病毒是不可見的，核酸就像熒光劑的作用，把病毒顯性化，然後再去表演。」
許輝說，在健康碼上顯示核酸結果，是把權力給顯性化，讓人感受到沒有這個東西你就寸步難行。核酸碼的存在，讓每個人都要自證清白。他認為，因為病毒清零實際上是做不到的，所以中國又發明了「社會面清零」這個概念。「當你發明了這個詞之後，你就可以把那些你判定為攜帶病毒的人從社會清除掉，一開始還可以給他們一個好的酒店，越來越多感染者的時候，隨便一個集裝箱就扔進去了。」
他認為中國把整個社會動員起來做核酸所呈現出的秩序感其實很脆弱，背後是一種混亂。許輝說，疫情初期，他和一個德國人討論，為什麼德國做不到像中國一樣防控。那個德國人告訴他，中國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而是一個準軍事的單位，隨時可以進入所謂的戰時狀態。
許輝形容這是一種建立在絕對命令的基礎上的工業斯巴達，比如培訓法官和檢察官去基層做核酸，讓醫生去高速公路的卡口攔車查行程碼。「你需要花很多的資源來維持這樣的體制，一旦當你沒有錢的時候，這個秩序很容易一下子就垮掉了。」他認為「新十條」出來之後，中國一下子撤掉了所有的防疫措施，就是這種崩潰的體現。
「做核酸的表演是不計成本的，今年基本上把財政都消耗完了，我相信內部的經濟數據已經差到極點了。鄭州富士康的逃亡事件後，蘋果決定把生產線撤出中國，這事情對經濟是災難性的。」許輝說，這種表演式治理的問題是沒法停止，只能把核酸做下去，不做就沒安全感，做了也無法清零。他引用中國歐盟商會北京分會會長Jorg Wuttke的說法，「他們是自己敘事的囚徒。」
核酸檢測產業的亂象是2022年下半年中國坊間最熱門的話題之一。石家莊、昆明、內蒙古、北京等城市相繼有核酸企業被通報存在核酸檢測結果造假的問題，引起民衆對核酸檢測可靠性的疑慮。11月，幾家核酸企業尋求上市的新聞引發了衆怒，許多網民網友認為，核酸企業依靠疫情中民衆的受苦謀取暴利，還有人認為，只要核酸企業可以繼續賺錢，疫情就不可能結束。
11月29日，一則視頻在網絡引起熱議，疑似是在某核酸檢測機構內部會議上拍攝，有人教授如何僞造核酸證明，如何應付流調，及如何為方艙醫院拉「客戶」。
重重亂象幾乎讓核酸檢測失去公信力，在11月底民衆紀念烏魯木齊大火逝者並要求放開管控的示威活動發生時，許多小區的居民也不再相信檢測出來的陽性結果，他們要求徹查核酸機構並重新檢測。對核酸企業的普遍不信任，也成為壓垮核酸治國高壓政策的其中一根稻草。
「最後是用魔法打敗魔法，你之前一直在宣揚陰謀論，說mRNA疫苗沒用，結果大家什麼都不相信了。」許輝評論。
許輝說，除了經濟層面，學生的抗議在政治上也給了清零政策一擊，這顯示民心也已經忍耐不了了，社會的承受力已經到了極限。」他用「硬着陸」形容中國的突然放開，資源耗盡後被迫放開。在11月底出現的街頭抗議運動中，「不要核酸要吃飯/資源」是一句出鏡率極高的口號，反對動態清零政策的人，敏銳地對準了這個政策的基礎——核酸檢測。
關於從層層加碼的常態化核酸突然轉到沒有任何防控措施，許輝說這是中國政治的常態——從一個極端轉到另一個極端，沒有中間路線。
「體制運作的邏輯就是一定會層層加碼，因為下面要避免出錯，避免被問責。這10年來過於強調講政治，強調看齊意識，導致整個官僚體系沒辦法做事，抓不準最上面需要什麼，下面的自主性逐步失去，多做多錯，少做少錯，那就只做上面文件要求的事情。上面說光盤行動，就一窩蜂搞光盤，說廁所革命，就一窩蜂搞廁所。」
政治學博士八貓也對端傳媒分析，不管常態化核酸有沒有用，這是地方官員避責的最後手段，「我已經每天都做核酸了，什麼手段都做了，還是有疫情，你還想我怎麼樣？」
核酸崩潰之後
金冬雁一直是常態化核酸的反對者。他說，問題關鍵在於清零的目標是不可能實現的，尤其在奧密克戎時代，病毒總是跑得比核酸檢測更快。「感染者潛伏期的前兩天傳染性最高，怎麼防都是防不住的，所以全民核酸要測幾十次才能起到一點效果。你非要清零，這叫堂吉柯德大戰風車，和自然規律作對。」他說，早期常態化核酸看起來成功了，這是一個假象，傳播率低的時候，做不做檢測都不會爆發。
另一個導致這一策略失效的原因是「混檢」，中國的常態化核酸檢測，通常把10個人或20個人的樣本放在一起檢測，以節約時間。金冬雁解釋，打過疫苗的人，病毒含量相對較低（核酸檢測CT值比較高），做核酸檢測的時候本來就不夠靈敏，10個樣本混在一起檢測之後，靈敏度更低，很多感染的人就檢測不出來。
科普博主@生物狗Y博 也提到，當疫情爆發後，人群中陽性的人越來越多，10混1或20混1每次都有陽性，必須單管重做一遍，就讓混樣不再可行。「一旦不能混樣，實驗這邊的量直接增加10倍可能都是低估，檢測機構根本不可能對付得了這樣的工作量。」他寫道，這意味着常態化核酸宣告破產。
@生物狗Y博 建議，疫情爆發後，應該用抗原替代核酸。這也意味着防疫邏輯的改變。「使用抗原不是為了徹底阻斷傳播，而是為了滿足檢測需求——比如老年人有症狀儘早測了可以確診求醫，以及減少部分傳播——測了陽性自我隔離，即便之前可能也有傳播，至少隔離後是減少了進一步傳播。」
金冬雁對端傳媒說，清零是一定會破產的，但不清零並不意味着不能降低病毒的傳播速度，香港的經驗證明感染者居家隔離，也是可以讓感染者從每天七八萬的高峰下降到每天幾百，並不需要把人都拉去方艙。但這需要政府的公共政策有所作為。
「沒人叫他這樣開放，我們叫他要在春暖花開、城市室溫在20度以上的時候放開，而且我們要他批准輝瑞的mRNA疫苗，我們要他大量儲備抗病毒藥，而且免費派給有需要的人，醫院裏儲備大量抗原檢測試劑來代替核酸檢測，他們一樣都沒做，就給放開了。」
常態化核酸取消後，不少中國民衆陷入了無助、恐慌甚至憤怒之中。一個媽媽在微信群說，不做核酸之後，她不太敢帶孩子出門了，因為不知道誰是陽性。另一個人提醒她，「前兩年我們都不做核酸也好好的。」一個每天都在小區做核酸的大叔說，不做核酸後有一些不習慣。還有人痛斥舉白紙要求放開防疫管控措施的年輕人，認為他們應該為老年人的死亡負責。
金冬雁說，這場感染海嘯是不可避免的。「現在永遠不會承認他死了很多人，無論是新冠死亡還是新冠相關的死亡，都不會承認的，歷史就這麼抹過去了，最後又偉大勝利了。」
12月24日是中國國家衛健委最後一次通報疫情數據，那天通報了4000多例確診，這一與現實嚴重脫節的數據不被人們接受。第二天，衛健委宣布不再發布感染數據。與此同時，在奧密克戎席捲過的地方，醫院和殯儀館成為最忙碌的地方，很多人無從得知自己是否感染，在無法獲得醫療援助和藥物的情況下硬撐着康復或死去。在廣袤的農村，大部分村民在兩週內「感冒」、發熱，但很少人知道「奧密克戎」，也沒有人提「新冠病毒」。中國媒體形容這是一場「無聲的風暴」。
應受訪者要求，姜晃、年年、周厚行、曾毅為化名。
實習記者莫然、蒙卡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