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梨泰院「人群擁擠」事故：一場能避免的慘劇如何發生？災難中應如何自救？

南韓首爾梨泰院在10月30日凌晨發生嚴重人群擁擠事故，事件造成超過150人死亡。由於這是梨泰院在大部份防疫措施解除後第一次大型萬聖節活動，參加人數有近十萬人，慘劇也引起了對主辦方缺乏人流管制和活動安全的批評。

雖然在華文世界沒有分開「stampede」（踩踏）和「crowd surge／ crowd crush」（人群擁擠），都統稱為「人踩人」或「踩踏」；但其實二者有實際分別，今次梨泰院的事故是「crowd surge」而非「stampede」。「Crowd surge」（人群擁擠）指太多人在一個有限空間裡不斷推擠，導致人群像骨牌般倒下，而且倒下後很難再站起來。人群愈大，擠壓的效果就愈強。這種事故中的死者大都死於壓縮性窒息（Compression asphyxia），即肺部沒有空間擴張，呼吸困難致死。而在「stampede」或「踩踏」中，人們其實有足夠空間跑動，可能因為恐慌或其他外部刺激而互相衝撞﹑踐踏並引致傷亡。在梨泰院意外中，人群集中在一條下坡的窄巷內，而根據目擊者及生還者的說法，當時愈來愈多人在前方倒下，形成令人動彈不得的人牆，所以跟絕大部份被稱為「人踩人」的意外一樣，屬於「crowd surge」而不是「stampede」。事實上，英國大報《衛報》（Guardian）編輯室已棄用「stampede」並改用「crowd surge」。

現代最嚴重的兩次人群擁擠慘劇，都是在伊斯蘭教朝覲（Hajj）期間，於聖城麥加鄰近城市米納進行「石擊魔鬼」儀式時發生。1990年事件的死亡人數為1426人；而2015年發生的事故，沙特政府指死亡人數為769人，但媒體估計實際遇難人數大概在2000至2400人左右。英國最著名的人群擁擠慘劇是1989年發生的希爾斯堡慘劇（Hillsborough Disaster），事後的調查直指當時負責球場指揮的警官控制不力以及球場安全欠佳，而慘劇也引起英國小報渲染災難報道的爭議。而1993年的蘭桂芳慘劇後，香港地鐵開始在大型節慶後提供通宵服務，以防群眾心急趕地鐵而發生意外。此後香港其他大型活動也開始實施人流管制。

雖然歷史上發生過多次人群擁擠慘劇，類似意外仍不時發生，單是今年10月，就發生了月初的印尼球場事故，和今次的梨泰院事故。群集事故（crowd collapse）在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界都有不少研究：到底本身以正常速度行進的人群，為甚麼會突然互相擠壓？群體的心理和個人的心理是不是有些不同？如果陷入類似的情況，我們能如何自救？端傳媒參考了一些研究資料，又採訪了專門研究人群管理的專家學者，嘗試了解梨泰院悲劇的成因。

人群擁擠的物理：行進中的人群為何突然停下來？

每年都有數百萬遜尼派穆斯林前往麥加，完成教義中「五功」之一：朝覲。朝聖路中有一條叫加馬拉橋（Jamaraat Bridge）的著名大橋，是朝聖者必經之地。其中一天的朝聖儀式，就是在加馬拉橋上，依序向象徵惡魔的石柱丟石頭。由於所有朝聖者都必須完成這個儀式，朝覲期間橋上經常聚集了數十萬穆斯林，加馬拉橋也是多起人群擁擠事故（包括2015年事故）發生的地方。2006年，二百多萬名穆斯林沿著既定路線行進時，路線在加馬拉橋處收窄，人群密度開始大幅增加。所有人都急於在日落前完成這個投石儀式，所以湧到橋上，引致一次造成363人死亡的人群擁擠事故。

兩名德累斯頓科技大學的社會科學家D. Helbing和A. Johansson用電腦分析了事故發生時加馬拉橋入口的錄像，並在45分鐘內追蹤朝聖人群中每個人的行進位置和速度。他們發現朝聖人群本來以穩定速度向大橋移動，但隨著路線收窄，人群密度增加，人群突然過渡到一種「走走停停」（stop-and-go）的運動模式，而且這種模式像波浪一樣，向朝聖者移動的方向擴散。這種模式持續了大概20分鐘。之後人群密度繼續上升，突然過渡到第三個階段，也是最危險的階段：朝聖者開始向所有可能的方向隨機移動，像被獵食者嚇到的羚羊那樣胡亂走動。這個階段稱為「群眾擾動（crowd turbulance）」。進入這個階段約10分鐘後，人群擁擠事故就開始發生。

兩位研究員認為，人群太過擠擁並向每個人的四面八方施加心理和物理壓力，有人會開始驚惶失措，導致劇烈的壓力在人群中湧動，最終必須找到空間釋放。這也是「crowd surge」中的「surge」（意指湧動）的來源。正如記者及物理學博士Hamish Johnston在《物理世界》中所言，群體壓力可以將個體拋到幾米開外，致使他們發狂地撕扯衣服，最終引致數百名朝聖者被壓死的慘劇。加馬拉橋收窄的入口是一個「樽頸」（bottleneck），因為地形突然收窄，引致人群密度突然上升。

人群控制專家認為，當人群擁擠到一個地步（臨界點被認為是每平方米6人或以上）會變成流體，流體力學就會開始適用：無論前面是有任何阻礙還是有人群衝撞，或者是已經有大批人在前面跌倒了，人群仍會像流體一樣迅速滲入任何空間，所有在這個大流體裡的人都只能隨著它移動。當流體中有人突然改換方向，不跟從常規秩序移動，就會導致漣漪效應，令自己和身邊的其他人都摔倒。他們身後的人會因為流體動力而無法停下來，更多人會堆疊在一起，形成令人動彈不得的人牆，導致裡面的人因壓逼而窒息。

進行上述研究的Helbing是社會學家，對於人群為何會突然不可控地流動，他的答案是：「It just happens, like this invisible hand like what Adam Smith described.」（它就是發生了，像亞當．史密斯描述的那種無形之手一樣。）人群擁擠雖然牽涉了「人」，主要還是個物理問題。當群體密度太高的時候，每個人的每個小動作都會引起大型骨牌效應，在人群裡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這些小壓力加起來，就會令人群以不能預測的方向移動。所以，即使是人群裡有兩個人突然打架，有人以為看見名人然後引起小哄動，或者有人突然掉頭向相反方向走，都會很快從小動作變成影響整個群體的大動作－－「群眾擾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在群體密度低（如每平方米只有2至3個人）的時候，行人會「自行組織」，就像我們平時在街上遇到有其他人迎面而來，會左右閃避以免撞上。Helbing指，在密度低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移動，人群動態就像氣體一樣；但「當密度上升時，人們的運動受到限制，變得更像流體。然後在非常高的密度下，當人們被擠壓在其他身體之間時，就更像一種顆粒狀的材料（granular material）。」

這種情況下，就好像把沙倒進沙漏裡，沙粒會互相摩擦並推擠一樣。但問題是人類有肋骨，也有需要擴張的心肺系統，所以當我們像沙粒般黏得緊緊的，就意味著每個人都沒有足夠生存的空間。當人呼吸而身旁又有近五百磅的壓力令肺部沒法擴張，即是每呼吸一次，胸腔就會被壓縮一點，最終引致窒息。

梨泰院事件：一場本可預見和避免的災難

Helbing研究中所指的「樽頸」，2010年在德國的Love Parade﹑1990年在麥加，甚至今次在梨泰院似乎都見類似的地形：事故發生的地方都是窄巷或隧道。我問頂尖人流研究專家，英國格林威治大學教授Ed Galea：在梨泰院事故現場，是不是也有這種「樽頸」效應，導致意外發生？他的答案是：「絕對是。梨泰院事發現場是一條下坡的窄巷，而人群從較大的空間湧進窄巷裡，這是典型的樽頸問題。有限空間﹑過高的人群密度，再加上現場沒有人群管控措施，種種因素加起來造成了今次的悲劇。」

事故發生於漢密爾頓酒店旁邊的兩條窄巷中。酒店北面有一條叫「梨泰院路27街」（Itaewon-ro 27 ga-gil）的街道，雖然也不是大街，但仍比酒店兩旁，只有50米長及5米寬的的窄巷闊一倍有餘。事發時人流從三個方向，包括梨泰院路27街東西兩邊，以及梨泰院地鐵站所在的主要街道「梨泰院路」湧入事發小巷。在缺乏人流管制，人群不能掌握現場資訊的情況下，來梨泰院參加節慶的人仍不斷從地鐵站一號出口湧出來，令現場水洩不通。

梨泰院是首爾著名娛樂和商業區，開了許多酒吧和夜店，一直都是南韓年青人慶祝萬聖節的熱點，有很多人甚至會從外地飛去首爾，就是為了參加梨泰院的萬聖節活動。但過去兩年，南韓跟許多亞洲國家一樣，實施了相對嚴格的COVID-19防疫限制，自2019年起梨泰院就沒有舉辦過萬聖節活動。南韓新總統尹錫悅上台後，公佈「科學防疫」新政，選擇擴大疫苗接種率並放棄社交距離限制，故絕大部份社交距離措施在過去數月相繼取消。而事故發生的周六（10月29日晚），就是南韓在取消防疫限制後，第一個不需要戴口罩的大型活動。Galea向端傳媒表示：「在兩年防疫後，很明顯許多年青人會希望去萬聖節活動感受一下氣氛，所以人流肯定會比幾年前更多。現場有非常多窄巷，但沒有足夠警力去管控人流。如果是沒法預知的自發活動還可諒解，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大型活動，南韓警方竟然不在現場，令我覺得非常困惑。」事故發生後，尹錫悅將總統搬離青瓦台的決定受到批評，媒體指他這個決定浪費警力，間接令意外發生。

Galea是格林威治大學消防安全研究小組的負責人，也是英國政府有關民防的專家委員會成員，其中一個負責調查的案件，就是2017年西倫敦造成七十多人死亡的格倫費爾大廈（Grenfell Tower）大火。他指出，在全世界大部份的樓宇撤離指引中，每平方米不超過4人是最低的安全標準，因為超過4人就會有人群擁擠的危險。每平方米一旦擠了5至6人，就是人群事故的「觸發點」（tipping point）：「如果人群是站著不動的話還相對比較安全，但如果人群是活動的，像梨泰院的情況的話，超過4人就非常危險。」而事發地點是一條斜坡，又令人群擁擠更易發生。當人群擠得太過緊密的時候，人們會因溫度上升而流汗，除了會急速脫水，也會讓現場變得濕滑，如果坡道比較陡峭的話會很易跌倒。「一旦跌倒，你就不會再能爬得起來，然後會被隨後跌倒的人壓至窒息。」

2021年4月，在以色列北部的莫蘭山也發生了一次相似的人群擁擠，造成45人死亡，150人受傷。當時人群在慶祝每年一度的篝火節（Lag BaOmer），2020年的活動因防疫取消，所以那一次也是疫後復辦的大型活動。場地的承載能力大概為一萬五千人，但那次活動卻吸引了近十萬人參加。到了凌晨，因為看台倒塌，人群從山坡上湧出來，沿著一條斜坡下行，最終在這條狹窄斜坡發生人群擁擠悲劇。Galea指，發生事故的坡道除了陡峭，還是用鋼鐵造成，是一個極大的安全隱患。尤其當時有不少慶祝者手持食物，有人打翻飲料令金屬斜坡更加濕滑難行。

Galea指出雖然人群活動是個流體力學的問題，但絕對不單單是流體力學問題－－因為當人群變成流體的時候，就已經危險到一個難以挽回的程度了，知道人群如何「流動」也已經無補於事。當人群密度低，例如每平方米少於4個人的時候，個體有空間做決定，不會像流體一樣移動。但當每平方米多於6人，就很容易發生「漸進式人群崩塌」：一個人跌倒後，身旁依賴他站穩的人也相繼跌倒，人群內的平衡被打亂，觸發漣漪效應，引致人疊人的慘劇。

「而梨泰院的悲劇，肯定是可以預見的，只需要一點事前人流規劃也可以避免。可惜我們完全看不到這種規劃。」

人群擁擠的心理：集體恐慌是不是事故成因？

在梨泰院慘劇發生後，友人跟我說起一次旅行的經歷：他隨著其他旅客一起進入某個山洞參觀，愈深入洞內環境愈黑，因為光線不足和地面濕滑，前面開始有人跌倒，但後面的人完全不知道前面發生的事，人群完全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他開始感覺大事不妙，不斷向後方大叫說前方有人跌倒，要後面的人不要再前行。那次幸而沒有發生意外，但他說起仍猶有餘悸，可以想像當時相當恐慌。周日傍晚六點左右，我從倫敦市中心坐地鐵回家。地鐵經過綠園﹑西敏這些大站之後，車廂一度擠逼得四面八方都有人貼著我。也許也是因為前一天剛做完梨泰院事件的新聞，我逐漸有種快要窒息的恐慌感，以致十月底穿著短袖還出了一身汗。下車時立刻鬆了一口氣。

我問Galea教授，這種恐慌是不是就是人群擁擠的成因？他立刻說：「絕對不是。很多人會用『集體恐慌』（mass panic）來形容人群擁擠，但這是一個極壞的字眼。」他說：「你在地鐵裡感覺到的恐慌，其實是一種極之理性的反應：你覺得自己有危險了，所以理性告訴你：『快離開現場』。」

Galea曾協助英國政府調查1998年的瑞士航空MD11事故，以及1999年的帕丁頓火車相撞事件。在他的經驗中，真正恐慌到進入不理性階段的人不會逃走，反而會被嚇僵，動彈不得。「在航空安全的名詞中，這種反應叫『反向恐慌』（negative panic），或『不行動行為』（behavioral inaction） 。因為太害怕了，人們在應該要逃生的時候反而不逃生，只會呆在現場。如果你看很多空難的片段，會發現人們會開始在機艙內亂爬，跨過座位去找逃生口。一些論者看到就會說：『嘩，這些人都瘋了。』但其實他們一點都不瘋，飛機事故發生後逃生的時間可能就只有90秒，你為甚麼不想盡方法逃走？」

在人群擁擠事件發生的時候，很多人會怪責去那些擠逼地方的人（即是受害者），認為他們像暴民一樣一窩蜂湧去同一個地方，令自己身陷險境。例如在英國希斯堡球場慘劇後，英國小報《太陽報》（The Sun）就指控現場的利物浦球迷醉酒鬧事﹑偷竊﹑甚至虐待死者。雖然英國許多人因此杯葛《太陽報》，利物浦的報販也拒絕將報紙上架，但的確還有很多人認為，人群擁擠是由於愚蠢又失去理智的人發生集體恐慌，無法作出合理決定。Galea因此也特別反對使用「stampede」（踩踏）這個字眼：「任何暗示受害者『發瘋』﹑『不理性』的字眼，都不應該再用。人群擁擠事故的受害者不是不想走，而是走不了。他們雖然被困在一個流體中，但仍然在思考如何逃生，不是被群體洗腦的傻瓜。」

「況且，從災難現場的影片，你可以見到人們其實還在互相幫助。例如我看到一段人群中普通民眾嘗試把旁邊已跌倒的女生拉起來的影片。在災難中人性仍然存在，把他們形容成暴民或瘋子是不公平，也不正確的。」

無疑，理性的逃生行為也可能導致悲劇發生，但那是因為外部環境（例如現場地形）影響，而不是因為人們恐慌到互相傷害。所以Galea認為，我們想像中的大規模恐慌實際上不存在。而且，相信人踩人是由於集體恐慌非常危險，可能會令主辦單位或警方為擔心引發恐慌而隱瞞重要資訊。他認為「所有證據都表明，人們能夠根據所提供的信息，來做出反應和明智的決定。」很多時候，人們都是因為不知道前面已經出事了，才會繼續前行，而不是像很多人以為的：全部人都突然瘋了，然後互相踐踏。而即使有少數互相踐踏或壓迫的行為，也都是因為人們已經沒有辦法停下來，而不是因為他們被嚇瘋了，寧願犧牲他人也要逃命。

去年美國德州的Astroworld Festival也發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事故，而那次剛好也是疫情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會。心理學家Micki Grimland在分析事故時指出，防疫措施令許多人的精力長期沒法釋放，所以疫後的第一次活動令所有人特別興奮，有可能令人們沒法像平時一樣理性思考。但那仍然不是意外發生的主要原因。人們在人群擁擠發生時，的確會因被壓逼而恐慌，但那只是面臨死亡時身體的自然反應。正如研究人群的學者Keith Still所言：「People don’t die because they panic. They panic because they are dying.」（人們不是因恐慌而死亡。他們恐慌是因為他們正在死去。）

如果陷入類似情況，我們能如何自救？

人群擁擠發生的原因，很多時都是因為公共設施設計和人流管控的問題，例如上面所說的「樽頸」問題，而不是群眾自己無端恐慌。所以專家認為，要避免人群擁擠發生，最重要的還是政府或活動主辦方的人流管控：將人群密度維持在一個安全，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活動的水平。

Galea和他的團隊開發了幾個被廣泛使用的人群模擬軟件，用來規劃大型活動的人流管制措施。他指出，在現代樓宇設計中，類似的軟件會用來做建築性能設計（performance-based design），尤其廣泛用於消防安全和撤離系統的設計中。現時歐洲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還有其他已發展國家，如澳洲﹑紐西蘭和南韓等，都有在建築設計中引入電腦建模（computational modelling）。但在大型活動規劃中，類似的建模就比較少見。

「但老實說，你也不一定要用這種電腦建模，只憑常識就可以知道疫後的活動會特別多人參與，現場狹窄會容易發生意外。主辦方和警方的不作為，始終還是意外最大原因。」

那麼如果陷入了類似的情況，我們可以怎麼辦？研究人群流動的認知科學家Mehdi Moussaid就寫過「在人群擁擠中活下來的十個技巧」：

1. 保持警覺：盡快地，平靜地離開人海。時常觀察周圍環境：是回頭好還是往前走好？嘗試辨認人群擁擠（crowd crush）的中心位置，然後向人群較疏落的方向移動。不要忘記抬頭看，因為爬上圍牆或窗台，可能是快速逃生的方法。

2. 趁機離開：如果周圍人群愈來愈密集，可用的空間就愈來愈少，行動自由也會逐步減少。等待時間愈長愈難逃脫，所以一開始感到不舒服，就不要猶豫，立即離開人群。這也會令留下來的人更安全一點，因為你的離開減少了這區的擁擠度。

3. 保持直立：如果已來不及離開，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平衡和直立。如果有人倒下就會產生骨牌效應，立即把周圍的人拉倒。如果摔倒了，其他人的重量會把你釘死在地上，所以必須站穩。

4. 留一口氣：在人群擁擠事件中，絕大多數人因窒息而死。除非有必要，否則應避免尖叫，並嘗試控制自己的呼吸。

5. 雙手放胸前：如果壓力變大，就學習拳擊手一樣，把雙臂折疊在身前。這種姿勢可以保護肋骨，並在肋骨和肺部周圍保持一些空間以便呼吸。

6. 順勢而行：當被推擠時，我們的自然反射可能是抵制壓力並推回去。但在擁擠的人群中，抵制就是在浪費寶貴的能量。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嘗試跟著人流走。

7. 遠離障礙物：如果你挨著牆或其他障礙物，你通常就是被擠壓的第一批受害者。1989年的希斯堡球場災難就是這樣發生的。如果可能，應該遠離牆壁﹑柱子或柵欄。

8. 理解人群密度：如果你與周圍的人沒有身體接觸，密度應在每平方米3個人或以下，一切都應該安全。如果你無意中撞到身邊的人，人群密度可能已在每平方米4至5人左右，雖然沒直接危險，但仍然應遠離擁擠環境。如果手已不能自由移動，連自己的臉也觸摸不到，即人已經太多，已經太危險了。

9. 保持冷靜：如果發生恐慌，人群衝向同一方向以逃避可能的危險，盡可能花時間評估情況，冷靜地轉移到安全地帶。

10. 互相幫助：對你來說危險的情況，對周圍的人來說也同樣危險，而利他主義和互助是避免悲劇發生的關鍵。團結的人群比個人主義者的人群更有可能生存。保持人性，善待他人，盡可能向他人伸出援手，並照顧群體中最弱的成員。